客人走了以后，福尔摩斯默默地点上烟斗，坐了下来，陷入了沉思。我翻开早报，认真读着一件发生在昨天夜里的骇人听闻的凶杀案。正在这时，我的朋友长叹一声，站了起来，并把他的烟斗放在壁炉架上。
他说：“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只能这样行动了。情况很棘手，不过还不至于没有一点希望。现在我们要弄清谁拿走了信，可能信还在他手中。这些人关心的无非是钱的问题，我们有英国财政部做后盾，不怕花钱。只要他肯卖，不管花多少钱我都要买。可以想象到这个偷信的人把持着这封信，看看这个买家能付多少钱，再问另一个买家。只有三个人敢冒这样大的危险，他们是奥勃尔斯坦、拉若泽和爱德华多·卢卡斯。我要分别去找他们。”
我瞟了一眼手中的早报，问：“是高道尔芬街的爱德华多·卢卡斯吗？”
“是的。”
“你再也见不到他了。”
“为什么？”
“昨天晚上他在家里被杀害了。”
在破案的过程中，他常常使我吃惊，而这一次我却使他吃了一惊，心中不免有点得意。他惊讶地盯着报纸，然后从我手中夺过去。下面就是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我正在读的一段。
《威斯敏斯特教堂谋杀案》
昨晚在高道尔芬街十六号发生了一起神秘的谋杀案。这条街位于泰晤士河与威斯敏斯特教堂之间，议院楼顶的阴影几乎可以遮住它，幽静的街道两旁全是十八世纪的老住宅。十六号是栋小巧精致的楼房，住着伦敦社交界有名的爱德华多·卢卡斯先生。他平易近人，曾享有英国最佳业余男高音演员的声誉。卢卡斯先生现年三十四岁，未婚，家中有一名女管家波林格尔太太和一名男仆米尔顿。女管家住在阁楼上，很早就睡下了。男仆当晚外出探望住在汉莫尔斯密的一位朋友。晚上十点以后，家中只有卢卡斯先生一人，此时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有待查清，到了十一点三刻，警察巴瑞特巡逻经过高道尔芬街，看到十六号的大门半开着。他敲了敲门，却没有人回答。他看见前面的屋子里有灯光，便走进过道继续敲门，仍然没有动静。于是他推门走了进去，只见屋里乱得不像样子，家具几乎全都翻倒在屋子的一边，一把椅子倒在屋子正中央。死于非命的房主倒在椅子旁，一只手仍然抓着椅子腿，刀子扎进他的心脏后，他当即身亡。杀人的刀子是把弯曲的印度匕首，是原来挂在墙上作为装饰品的东方武器。凶手的动机不像是抢劫，因为屋内的贵重物品并没有丢失。爱德华多·卢卡斯先生很有名，同时也很受大家喜爱，所以他的悲惨而神秘的死亡一定会引起他众多朋友们的深切关心和同情。
福尔摩斯过了一会儿问：“华生，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我想这只是个惊人的巧合。”
“巧合！他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三个人中最可能登台表演的人物，这场戏刚要开幕的时刻，他却死于非命。不大可能是巧合，当然还不能下定论。亲爱的华生，这两件事可能有联系，一定是互相关联的。我们正是要找出它们之间的关系。”
“现在警察一定都知道了！”
“不。他们只知道他们在高道尔芬街所看到的。至于在白厅住宅区发生的事，他们肯定不知道，将来也不会知道。只有我们知道两件事，并且能够弄清它们之间的关系。不管怎么说，卢卡斯有一点使我产生怀疑，就是从威斯敏斯特教堂区的高道尔芬街到白厅住宅区步行只需要几分钟。可是，我说的其他两个间谍都住在伦敦西区的尽头。因此，卢卡斯要比其他二人容易和欧洲事务大臣的家人建立联系，得到消息，虽然这件事本身是小事，但是考虑到作案时间只发生在几小时之内，那么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喂，谁来了？”
赫德森太太走进来，手里的托盘内有一张妇女的名片。福尔摩斯看了看名片，好像看到一线希望的样子，随手把名片递给了我。他对赫德森太太说：“请希尔达·崔洛尼·霍普夫人上楼来。”
在这间简陋的房间里，那天早上我们接待了两位名人之后，接着又接待了伦敦最可爱的妇女。我常听人说起倍尔明斯特公爵的幼女貌美如花，然而，无论是别人对她的赞美，还是她本人的照片，我都没有料到她竟长得如此纤柔婀娜、艳丽无比。然而，她在那个秋天的上午，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却不是美丽。她的脸蛋虽然十分可爱，但是由于情绪激动而显得有些苍白；双眼虽然明亮，但是感觉急躁不安；为了尽力控制自己，她那薄薄的嘴唇也紧紧地抿着。当她笔直地站在门边时，最先映入我们眼帘的不是她的美丽，而是她的极度恐惧。
“福尔摩斯先生，我丈夫来过这里吗？”
“是的，太太，他来过了。”
“福尔摩斯先生，我请求您不要告诉他我来过。”
福尔摩斯冷淡地点了点头，指着椅子请她坐下，说：“夫人，这很让我为难。请您先坐下，再讲讲您有什么要求，不过恐怕我不能无条件地答应您的要求。”
她走到屋子另一边，背对着窗户坐下。她身材苗条，姿态优雅，富有女性的魅力，颇有皇后的风度。
她戴着白手套，双手时而握在一起，时而松开，她说：“福尔摩斯先生，我愿意对您开诚布公，同时希望您对我也能十分坦率。我和我丈夫几乎在所有的事情上是完全互相信任的，但政治问题除外。在这方面他从来不告诉我什么。现在我才知道我们家中昨晚发生了不幸的事。我知道丢失了一份重要文件，但是因为是政治问题，我丈夫就没有对我讲清楚。事情很重要，非常重要，我应该彻底了解这件事。除了几位政治家之外，您是唯一了解情况的人，福尔摩斯先生，我请求您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可能导致什么结果。福尔摩斯先生，请告诉我详情。请您不要因为怕损害我丈夫的利益而不肯告诉我，因为只有充分相信我，他的利益才不会受损，这一点他迟早会明白的，请您告诉我丢失的究竟是什么文件呢？”
“夫人，您问的是不能说的。”
她叹了口气，用双手捂着脸。
“夫人，您要明白，我只能这样做。您的丈夫认为不应当让您知道这件事；而我由于职业的缘故，也只是在发誓保守秘密之后才知道全部事实的，难道我能不守信而随便说出他不允许讲的话吗？您最好还是去问他本人。”
“我问过他。我是万不得已才到您这儿来的。福尔摩斯先生，您既然不肯明确地告诉我，那么您能否给我一点启示呢？这样对我也会很有帮助的。”
“夫人，您说的启示指哪一方面呢？”
“我丈夫的政治生涯会不会因为这个意外事件而受到严重的影响呢？”
“除非事情来得及挽回，否则后果很严重。”
“啊！”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好像难题一下子解决了似的。
“福尔摩斯先生，我还有一个问题。我丈夫发现文件丢失后震惊无比，我那时就明白了，丢失这个文件将会在全国引起可怕的后果。”
“既然他这样说了，我也不会否认。”
“丢失文件会造成什么性质的后果呢？”
“不，夫人，这个问题也不是我应该回答的。”
“那么我不再耽误您的时间了。福尔摩斯先生，您讲话过于严谨，我不能责怪。我相信您也不会认为我这样做不得体，因为我希望分担他的忧虑，虽然他不愿意这样做。我再一次请求您不要告诉他我来过这儿。”
她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我们一下，她那美丽而焦虑的面容又一次留给我深深的印象，还有她那受惊的目光和抿着的嘴。她走出了房门。
裙子摩擦的沙沙声渐渐听不见了，接着前门砰地一响，声音完全消失了。这时，福尔摩斯微笑着说：“华生，女性属于你的研究范围。这位漂亮的夫人在耍什么把戏呢？她的真正意图是什么呢？”
“当然，她的意图讲得很清楚，她的焦虑也不是装出来的。”
“哼！华生，你要想想她的表情和态度，她努力克制着的焦虑不安和她一再提出的问题。你知道她是出身于一个不肯轻易表露感情的阶层。”
“的确，她的情绪很激动。”
“你还要记住，她一再保证地说，只有她了解到一切，才对她丈夫有利。她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而且你一定注意到了，她背着窗户坐着，设法使阳光只照到她的背部，很明显是不想让我们看清她的面部表情。”
“是这样的，她特别挑了那把背光的椅子坐下。”
“女人的心理是很难猜测的。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我怀疑过玛尔给特的那位妇女，这你大概还记得，从她鼻子上没有擦粉而得到启发，终于解决了问题。你怎能这样轻信呢？有时她们一个微小的动作包含了很大的意义，一个发卡或一把鬈发火剪就可以看出她们的反常。华生，早安。”
“你要出去？”
“是的，我要去高道尔芬街，和我们苏格兰场的朋友们一起消磨今天上午。我们的问题和爱德华多·卢卡斯有直接联系，不过，我现在还不知道究竟采取什么方法来解决。事情还没有弄清就妄加推测，这样做是极大的错误。我的好华生，请你值班接待客人，我尽量回来和你一起吃午饭。”
从那天算起，三天过去了，福尔摩斯一直很沉默，凡是他的朋友们都知道他在默默地沉思，而外人却以为他很沮丧。他踱来踱去，烟不离手，有时拿起小提琴拉两下又丢开，又陷入冥思苦想，不按时吃饭，也不回答我偶尔提出的问题。显然，他的调查遇到了麻烦。关于这个案件，他什么也不说，我只是从报纸上知道一些片断，例如逮捕了死者的仆人约翰·米尔顿，但是随后又释放了。验尸官提出申诉说这是一件蓄意谋杀案，但是弄不清楚案情以及当事人。杀人动机不明。屋内的贵重物品都没有动过，死者的文件也没有被翻动。警察详细地检查了死者的文稿书信等，发现他热衷于研究国际政治问题，口才极好，是个出色的语言学家，往来信件也很多，和几个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有密切联系，但是从他抽屉里的文件中没有发现可疑之处。他和女人的关系很混乱，但都交往不深。他认识许多女人，但是异性朋友很少，也没发现他爱上哪个。他的生活很有规律，行为也循规蹈矩。他死得很神秘，也可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至于逮捕仆人约翰·米尔顿，那只是警方束手无策之时的一点措施，以免人们议论当局毫无作为。这个仆人那天夜里到汉莫尔斯密去看望朋友，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案发时他不在现场。从他动身回家的时间推算，他到达威斯敏斯特教堂时，这件凶杀案还没有被人发现。但是他解释说当晚夜色很好，他步行了一段路程，所以他十二点才到家，到家后就被这件意外的惨案吓得惊慌失措。他和他主人的关系一直很好。在这个仆人的箱子里发现了一些死者的物品，其中有一盒刮脸刀引人注意，但是他说这是主人送他的，女管家也证实了此事。卢卡斯雇用米尔顿已有三年，值得注意的是卢卡斯没有带米尔顿去过欧洲大陆，有时卢卡斯在巴黎一住便是三个月，而米尔顿只是留在高道尔芬街看家。至于女管家，出事的夜里，她什么也没听到，如果有客人来的话，她说也是主人自己去开门的。
一连三个上午，报纸上都没有看到刊登此案的消息。如果福尔摩斯知道更多情况的话，他也没有讲出来。但是，他告诉我，侦探雷斯垂德把所掌握的情况都告诉了他，我也相信他能够迅速了解破案的进展情况。直到第四天上午，报上登载了从巴黎拍来的一封很长的电报，似乎就解决了全部问题。电文如下：
〔据《每日电讯报》报道〕巴黎的警察有了重大发现，这可以揭开爱德华多·卢卡斯先生惨死之谜。读者应该还记得，卢卡斯先生是本周星期一夜间在高道尔芬街自己的住处内被人用匕首刺死的。他的男仆曾受到怀疑，后经查证因他不在犯罪现场而释放。昨日有几名仆人向巴黎警察当局报告，他们的主人亨利·弗那依太太精神失常了。她居住在奥地利街某处的一栋小房子里。经医院检查，证实弗那依太太长期以来患有危险的躁狂症。据调查，弗那依太太本周星期二从伦敦回来，有证据说明她的行踪与威斯敏斯特教堂凶杀案有关。经验证和多方核对照片之后，当局认为M.亨利·弗那依与爱德华多·卢卡斯事实上是一个人。由于某种原因，他往返于巴黎和伦敦之间。弗那依太太是克里奥尔人，性情古怪，容易激动，因忌妒而转为癫狂症，据估计她可能由于癫狂发作而犯下了轰动整个伦敦的凶杀案。目前，对于星期一晚间病人的全部活动尚未查清。但是，星期二清晨，在查林十字街火车站上，有一名容貌酷似她的妇女，由于外貌奇异、举止狂暴而引起仆人们的特别注意。因此，有关人士认为或者是病人因处于癫狂状态而杀了人，或者是由于行凶杀人，致使病人癫狂症复发。目前，她尚不能完整连贯地叙述，并且医生们认为使她恢复理智希望不大。有人证明，有一位妇女于本周星期一晚上在高道尔芬街曾一连几个小时地凝视着那栋房子，她也许就是弗那依太太。”
福尔摩斯快吃完早饭的时候，我给他读了这段报道，并说：“福尔摩斯，你对于这段报道怎样看呢？”
他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踱步，他说：“华生，我知道你早就等不及了。过去三天里我没给你讲什么，是因为没有什么可说的。现在巴黎来的报道同样对我们没有多大用处。”
“和卢卡斯之死总还有较大的关系吧？”
“卢卡斯的死只是个意外的事件，与我们的真正目标--找到文件并使欧洲避免一场灾难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过去三天里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事也没发生。这两天我几乎每过一小时就收到一次政府方面的报告，可以肯定整个欧洲，不管在哪里，目前都没有出现不安的迹象。如果这封信丢失了，不，不可能丢失，如果丢失了，信又在哪儿呢？谁拿着这封信呢？为什么要扣压这封信呢？这个问题真像是一把锤子，时时刻刻敲着我的脑袋。卢卡斯的死和信件的丢失，这真是巧合吗？他有没有收到过信呢？如果收到了，为什么他的文件里却没有呢？是不是他的疯狂的妻子把信拿走了呢？这样的话，信是不是在她巴黎的家中呢？我怎样才能在不引起巴黎警察的怀疑的情况下搜到这封信呢？亲爱的华生，在这个案子上，不但罪犯令我们为难，连法律也和我们作对。我们阻碍重重，可是事关重大。如果我能顺利地解决这个案子，那将是我平生事业的顶峰。啊，又有最新的情况！”他匆忙地看了一眼刚刚交到他手中的来信，说：“好像雷斯垂德已经查出重要的情况，华生，带上帽子，我们一起去威斯敏斯特教堂区。”
这是我第一次到现场，这栋房子比较高，外表显得很陈旧，但是布局严谨，美观大方，结实耐用，它带着十八世纪的风格。雷斯垂德正由前面窗户往外张望，一个高个子警察打开门，请我们进去，雷斯垂德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我们走进去一看，除了地毯上有一块难看的、形状不规则的血迹以外，什么痕迹都没有。屋子正中央摆着一小块方形地毯，四周是由小方木块拼成的美丽的旧式地板，地板擦得很光滑。壁炉上面的墙上挂满缴获的武器，行凶的武器就是墙上挂着的一把匕首，靠窗户放着一张贵重的写字台，屋里的一切摆设如油画、小地毯以及墙上的装饰品，都显得精美而豪华。
雷斯垂德问：“看到巴黎的消息了吗？”
福尔摩斯点了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