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刚有圆，刚圆互济，是曾国藩领导术的重要内容。这种领导术，具有广阔的使用空间与领域。比如夫妻之间，就需要讲究刚柔术。夫妻之间，一刚一柔是最好的搭配；两人都刚，难以和谐，一旦遇到矛盾，会互不相让，从而导致冲突。班子的搭配，应该讲究刚柔结合，大家强硬，就会“火拼”内耗；大家都很柔，班子则缺乏战斗力，不能集中智慧做好工作。父母教育子女也需要刚柔术，一味的高高在上、咄咄逼人的教育子女，往往适得其反。一般来说，领导者以刚柔来划分，可以有三种类型：其一是刚毅型，比如早期的曾国藩、左宗棠等；其二是柔和型，像李鸿章；其三是刚柔结合型。曾国藩在领导风格上有一个由刚向柔转化的过程。他说：
昔余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
刚柔互用，是曾国藩领导术的一次升华。开始一段时间，曾国藩的领导风格没有经历复杂实践的考验，追求理想状态，内方外方，内刚外刚，说话做事率性而为，不注重协调、协同，不注重别人的感受。经历挫折后，讲究圆融艺术，外圆内方、外柔内刚，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与支持。
太刚则折
曾国藩在北京十多年的时间，不论是工作，还是生活，性质都比较单一。他一心追求学业上的不断进步，刻苦钻研理学，不停地反省自己，塑造自己道德家的光辉形象。结交朋友，探讨各种学术上的问题，编织自己的人脉网。参加由道光皇帝亲自主持的晋职与差事考试，职务由普通翰林升迁到正二品“副部级”。他思考国家大事，寻找经世济世的良方，咸丰初年他上的几道奏章，就是这种思考的结果。他性格刚直，态度强硬，作风刚毅。不满达官贵人做派，反感官僚衙门作风，立志整顿官场靡费腐败昏晕作风。
1852年底，他就是保持着这一领导风格，来参与湖南的团练工作的。曾国藩丁忧之前是正二品礼部右侍郎，按照明清时期丁忧制度，不管多高的职务，一旦丁忧职务就被免去了，所以这个时候的曾国藩是无职无权的人。作为一个虚职、一个帮办人员，要想按照自己的意志做事，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得到上级的支持，二是自己能干、肯干、敢干。得到上级的支持，就是拉虎皮做大旗，就是获得尚方宝剑。这是很多想干事、会干事、能干成事的领导者最善于使用的领导术。曾国藩就是利用这一招将湖南复杂的局面控制下来的。张亮基是一个老好人，能力虽然差一点，但是心胸比较宽广。曾国藩到省城后，两人进行了深刻的会谈，在很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就像后来的骆秉章对左宗棠一样，将大小事务一手交给了曾国藩。两人思想统一后，曾国藩立即向咸丰上了一道奏章，畅谈了自己创办团练、整顿社会治安的想法。咸丰看了之后，很高兴，立即批复，要求他“剪除百恶”“保卫善良”，要他“悉心妥筹办理” 团练“以资保卫”。
有了这两张王牌、两柄利剑，他就可以按照自己的个性大胆放心、毫无顾忌地去做事。他的刚毅的办事风格在这个时候得到了充分的展露。他将重点放在两件事上，下猛药出狠招加以整顿。
第一件事是杀土匪。所谓土匪是指当时遍及三湘大地的各类会党，包括天地会、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太平军刚进入湖南的时候，就有一批会党响应起义，参加了起义。浏阳征义堂，有两万多人，拥有自己的武装，首领周世虞，在太平军经过湖南时，也和太平军联络过起义的事情。这类会党对国家政权是一个潜在的威胁，特别是当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际，他们很可能成为推翻当权者的重要力量。因此清查会党，的确是第一要务。还有就是一些危害百姓的不法之徒，包括游勇、逃兵、教匪、盗匪。他指出：
今日之急，廓清土匪，可收实效。三四十年来，一种风气：凡凶顽丑类，概优容而待以不死。自谓宽厚载福，而不知万事堕环于冥昧之中。浸溃以酿今日之流寇，岂复可暗弱宽纵，又令鼠子锋起？闻台端刬除强暴，不遗馀力，鄙怀欲取为伐柯之则，倘肯授我方略，时示成法，实为厚幸。
一个地方的不稳定，其实是当官的纵容出来的。小问题不处理，慢慢地积累成大问题，难问题，棘手的问题，盛世、太平世界就会变成乱世。对于乱世，曾国藩深知重典的重要，因此主张 “用重典”、 用“霹雳手段”“快刀斩乱麻”。他对咸丰说要“拿获匪徒，立予正法”，下令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严厉打击不法分子。他强调：
其有素行不法，惯为猾贼造言惑众者，告之团长、族长，公同处罚，轻则治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其有逃兵、逃勇，经过乡里劫掠扰乱者，格杀勿论。其有匪徒痞棍，聚众排饭，蒋械抄抢署，格杀勿论。
在打击对象上，曾国藩突出重点，只杀首要诸犯，其他的不予追求。方法上，他认为省府衙门办事程序复杂，办事效率低下，因此按照他的思路，避开一切常规手段，采取战时管制措施，“现在设法购拿各劫案首要诸犯，至则立予磔死，不复拘守常例，持之稍久，巨案或可少息。”首犯一经拿获，立时枪毙。他创造性地设了一个提审局，负责案犯查处，要求所有抓到的案犯一律送到提审局，从速、从严办理。短短四个月，杀了137人。曾国藩的重典治疗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整个湖南基本上安定下来，他自己也因此获得了“曾剃头”、“曾屠户”的恶名。他避开湖南官场的非常规做法，得罪了湖南官场，为骆秉章、徐有壬等人所不容。
第二件事是训练湘勇。训练团勇是他的本职工作，不管怎么训练勇，别人不会干预。可是他偏好管闲事，越过界限去管理标兵的训练。这是官场的大忌。曾国藩敢于触犯这样的大忌，我想还是他刚毅的领导风格在起作用。性格刚毅的领导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看不得别人懒惰，看不得事情放在那里不做，总想自己多做一点事情。然而往往事情做的越多问题越多，矛盾越大，别人的意见越多，但不做事，不是刚毅型领导者的风格。
当时的标兵是无药可救的。1862年，太平军进攻长沙时，石马铺驻军一千多军士，与太平军对峙大约一个时辰，便全部溃散，守将福诚和尹培立双双战死。这就是当时湖南标兵的现状。对这样一支军队，曾国藩仍然保有希望。他将训练作为改造的重要手段，期望能够通过训练收到治病救人的效果。“操练兵勇。三年之艾，亦须及时收蓄，以为七年治病地步。”他在训练湘勇的同时，也将标兵喊来一同训练，训练的内容主要包括技术训练与思想教育。曾国藩训练思想教育，塔齐布负责技术训练。对于这种训练，曾国藩本人是很满意的。他说：
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练者其名，训者其实；听者甚逸，讲者甚劳。……盖欲感动一二，冀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
训练标兵是提督的责任。曾国藩一个帮办团练的人，是没有权力干预的。他的做法引起了提督鲍起豹的不满。他唆使副将德清反对曾国藩。德清当着广大士兵宣称：“大热天还要出操，这不是存心跟将士过不去吗？”受到领导的支持，士兵就起哄闹事。
7月13日，湘勇试枪误伤一提标长夫。这下不得了了，弁兵执旗吹号，手操军火器械跑到城外校场，寻找湘勇开仗。曾国藩为了平息事态，将那名勇送到城楼上，当着标兵的面责打二百棍，而对标兵的行为则不予追究。8月4日，永顺兵与辰勇赌博，发生冲突，兵又一次执旗吹号，下城开仗。曾国藩靠考虑到兵勇多次内斗，将来不好作战，想军法治之。这一下更是惹起了大的风波。8月6日，绿营兵竟然整齐队伍，带着武器，鸣号去鼓，去参将府，要杀塔齐布，吓得塔齐布躲在菜园旁边的草丛里，才逃过一劫。绿营兵找不到塔齐布，一把火烧了参将府，随后拥到曾国藩官邸，打伤几个卫士，扬言要杀曾国藩。巡抚骆秉章住在隔壁，视而不见，闻而不救。事后，骆秉章根本不对此事进行查究，想不了了之，并暗中指使人散布说消息，是由于曾国藩干预官府的兵权，才闹出事来。
骆秉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曾国藩在长沙的成功，得益于刚毅；折戟长沙，也是由于刚毅。
一是明知不可为而为。湖南官场也好，湖南兵营也好，与其他地方的没有什么区别，到咸丰的时候已经是一块腐烂透顶的肉，一段空了心的木头，要改造谈何容易，而曾国藩偏偏要“逆天而行”。这以后，曾国藩对标兵是彻底失误，无论是日记，还是书信，对他们再没有一句好话，招募湘勇也不用一个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