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没有协调好关系。张亮基喜欢他，信任他，重用他，但是很快就调离了湖南，到湖北去担任湖广总督去了，骆秉章接任，同时担任按察使、布政使等职务的人也换成了陶恩陪、徐有壬等人。他们三个人对曾国藩的做法非常反感，不断指责他越权越职。曾国藩有一次写信给骆秉章，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他说：“今年在省所办之事，强半皆侵官越俎之事。”但是他认为是为了国家，所以并不后悔。“以为苟利于国，苟利于民，何嫌疑之可避，是以贸然为之。”“侵官越俎”是官场最大的忌讳。而曾国藩恰恰触犯了这一条。后来，曾国藩招兵买马不依靠湖南官府的力量，独自募捐，原因也在这里：湖南巡抚不支持他。不仅不支持他，而且只要逮着机会还要整他。1854年靖港之败后，徐有壬撺掇骆秉章上奏弹劾曾国藩，说他指挥不力，要求朝廷给予处分。原因也在这里。
三是心急吃不得热豆腐。在京城生活了17年，对官场中的衙门习气、官僚习气曾国藩深恶痛绝，现在有了这样一个机会，曾国藩就想好好的改造之。因此，在做事的风格上讲究雷厉风行，在做事的方法上，讲究快事快做，甚至自己成立了办事机构，绕开湖南官僚机构。这种做法，难以被一般人所理解，更难以得到一般人的支持。
至强无强
强势领导如果过于强势，就可能导致孤立。曾国藩一生最不得意、最不顺畅的时间是1855-1857年。这一时期，他孤军深入江西，既无外援，也无内助。自己从湖南带来的水陆两军，陆军只剩下李元度的平江勇跟随，水师只有内河水师，兵单力薄，举措乖方，危险重重。他总结这一时期“郁郁不得意”的原因时指出：
余前在江西，所以者：第一不能干预民事，有剥民之权，无泽民之位，满腹诚心无处施展；第二不能接见官员，凡省中文武官僚晋接有稽，语言有察；第三不能联络绅士，凡绅士与我营款惬，则或因坐不应驻扎省垣，故生出许多烦恼耳。
为什么他不能干预地方事务、接见官员、联络绅士？这是由他的职务决定的。当时，他仅仅是一个兵部侍郎衔，既不是钦差大臣，也不是地方巡抚，他有权力率领他的曾家军去为朝廷卖命，却没有权力治理地方行政。所以，他常常将自己比做“客”，将湘军比做“客军”。既然是客，那就看主人喜不喜欢，留不留客。主人喜欢、支持，这个客就是好客；不喜欢、不支持，就不是好客。客人要看主人的脸色，脸色不好，客人难堪。曾国藩经常处于难堪之中，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
比如提拔军功干部，自己没有职数，要和地方的提督、总兵去协商，别人给他一个指标，他才有一个可以使用；别人不给，他也没有办法。干部得不到提拔，积极性就会削弱，军队的战斗力也会减弱。
又比如军饷也是一个大问题。有件小事可以说明曾国藩当时的困难。1856年3月，曾国潢在长沙向人借了200两银子，写信向曾国藩要钱还账。他写信告诉弟弟说：“刻下营中实无银可拨，只得仍在家中筹还。前年所买衡阳王家洲之田可仍卖出，以田价偿李家之债可也。”一个拥有1.7万军队的统帅，居然连200两银子都还不起，以致要卖田还账。曾国藩感叹：“江西局势日蹙，仆在此调兵筹饷，艰难委曲，有非笔墨所能馨者。彻宵兴叹，束手无策。”李元度屯驻抚州，为了搞到粮饷，不得不分兵进攻周围县城，给了太平军以可乘之机。李元度开始募兵打仗的时候，江西官绅对他寄予厚望，打了三十多次仗，胜的多，败的少，然而9月在抚州作战失利，林源恩战死，立即遭到抚州官绅的批评、怨恨。平江勇因为得不到粮饷、没有饭吃怨恨交加，以致集体上访。毕金科是一员猛将，作战勇敢，所向无敌。粮草问题让他烦恼透顶。有人建议，只有打通景德镇，才能获得粮草。他带十人攻打太平军的营垒，身中五十多箭而死。
孤立无援的曾国藩没有办法，只好选择与江西官场的决裂，以期引起高层的注意，获得新的机会。当时江西巡抚是陈启迈。陈与曾渊源极深，是他同乡、同年、同官翰林。这么好的关系，两人竟然破裂。参劾陈启迈的理由是很充足的。其中之一就是说陈是非颠倒，黑白不分。万载县举人彭寿颐倡办团练，奸民彭三才认为馈赠太平军钱财物可以免除祸患，办团练就会招致祸害，因此，不仅不参加，而且想办法将团练解散。两人为此事打官司，县长支持彭三才，袁州知府支持彭寿颐，陈启迈竟然支持县令，案件拖了半年没有处理。后来，曾国藩发现彭寿颐是一个人才，与陈启迈当面商量调入军中，又去了两次公函，陈没有同意。一个月之后，臬司恽光宸审理此案，要彭寿颐承认诬告县长李峼，彭坚持不从，因此严加刑讯，褫夺功名，造成冤案。官司打到咸丰那里，咸丰出于战争的需要，不得不撤了陈、恽的职务。派遣文俊来接替陈。文俊接任后，曾国藩孤立、困难的情况还是没有改观。曾国藩本来是为国家、为朝廷做事，却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这是始料不及的。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三个：
第一，是朝廷不信任。朝廷的这种态度，对地方官员来说是一个风向标。朝廷重视某个人，地方官员也就重视，反之，就不会看重，不会尊敬。中国的官场本来就是一个农贸市场，白天卖菜的人多，买菜的人也多，就热闹；晚上卖菜的人走了，买菜的人也就不去了，市场就冷清了。谁有权有势，别人就尊敬、支持、喜欢、爱戴，就会去捧、去吹、去巴结；相反；要是无权无势，就会去踩、落井下石，就会设置阻碍。古代领导者是什么级别，就有一个什么样的官印。办公文都要盖上官印。这个官印就是关防。关防是身份的象征，是权力的体现。曾国藩的关防五花八门，有时是“钦命帮办团防查匪事务前任礼部右侍郎之关防”、有时又是“钦差兵部侍郎衔前礼部侍郎关防”、还有“钦差兵部右侍郎之关防”。关防换来换去，引起很多的误解，被人怀疑是伪造。李成谋在芷江募勇，遭到当地官员怀疑；周凤山在福建被误关。他们拿出曾国藩的关防，地方官员不相信。这种情况在江西也时有发生，清廷的谕旨、文件，地方督抚不转送给他看，办理粮饷的官员也得不到地方的支持。咸丰的这种“疑人要用，用人要疑”的态度，对于曾国藩是一个不小的阻滞，直接影响了他开展工作。
第二，是江西官场不欢迎。曾国藩以一支“客军”进入江西，对于江西地方官来说无疑是一个冲击，一种压力。一方面要给他安排军饷军需，另一方面打了胜仗功劳又是曾国藩的，所以地方官员有“畛域之见”，有排他之心，有嫉妒之情，是很正常的。按察使邓仁坤是湖南人，很支持曾国藩，命令他的儿子邓辅纶随军。曾国藩见他能战会战，让他带一支军队，隶属李元度，打了几个胜仗。然而，学政使廉兆纶与布政使耆龄排挤邓仁坤，给皇帝打小报告，不准邓辅纶带兵打仗，借此打击曾国藩。
第三，是曾国藩的领导风格使然。曾国藩属于强势领导，风格趋于刚毅。这种风格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按常规不能做的事情，坚决要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敢于做。用湖南的土话来说就是“霸蛮”。曾国藩在湖南的时候是“霸蛮”的，而且他的“霸蛮”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后来他对“霸蛮”有所收敛，提出要做到明强。明，就是要明白强的含义，明白怎样才是强。然而这个时候，曾国藩还是不明白倔强的真正含义的，仍然秉承在湖南的一贯作风，他肝火太旺，动不动就生气。正如数年后他教育弟弟曾国荃所说：
肝气发时，不惟不和平，并不恐惧，确有此境。不特弟之盛年为然，即余渐衰老，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但强自禁制，降伏此心，释氏所谓降龙伏虎。龙即相火也，虎皂即肝气也。多少英雄豪杰打此两关不过，亦不仅余与弟为然。
龙虎之气太过旺盛，动不动就发火，有时想抑制也抑制不住。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三个：
一是办事不顺利，心里积累了“气”，没有地方发泄。从湖南到江西，曾国藩是立了大功劳，但是却没有得到合理的提拔重用，甚至遭到怀疑，办事各个方面都受到掣肘，这些事情堆积在心里，多了就会忿滞。忿滞，就是发怒，发怒当然不是件好事。所以曾国藩常常说要去愤激，根源就在这里。
二是自认为本事大，看不起其他的人。每一个当官的人，都有这样的缺点，认为自己本事大，将别人看的平常。能力大、本领强的，固然自是；能力差、本领弱的，也要想办法降低别人的本领，降到和他们一样的水准，然后自是。曾国藩开始的时候，也有这个缺点，后来意识到了，改正了。他教育别人要“不自是”，在皇帝面前，也常常表态不自是，要虚心，原因是他曾经自是过。他说：
近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炼，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始知自己本领平常之至。昔年之倔强，不免客气用事。
正因为有这样那样的原因，所以在与官场交际时，就会有这样那样的不满意。他说：
至于与官场交接，吾兄弟患在略识世态而又怀一肚皮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寡合。
当一个领导者对自己所处的场，有一肚子不合时宜的时候，也就是有一肚子牢骚的时候，很多问题就会产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