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四个方面的意思需要理顺：一是对俄罗斯的认识、看法。曾国藩认为俄罗斯与中国向来没有嫌隙，他们请求出兵帮助剿灭太平军，应该没有阴谋诡计。我们表示怀疑，难道曾国藩不知道吗？康熙、乾隆其间，俄罗斯曾经数次入侵中国的北部边疆，清政府与它签订了《中俄爱辉条约》与《中俄尼布楚条约》。一个注重研究历史的人，对本朝的这些历史不了解这是不可能。然而，曾国藩仍然要说“向无嫌怨”、“自非别有诡谋”这样好听的话，其用意何在呢？我认为这是曾国藩的一种领导技巧，目的是为稳住俄罗斯，不要让他有什么想法。
二是“奖其效顺之忱，缓其会师之期”。表扬俄罗斯愿意帮助中国的诚意，答应他们出兵的要求，但是在具体行动上要“缓”。缓到什么时候，就是等清军收复皖、浙、苏、常。真正收复了这些地方，也就不需要俄罗斯帮助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是不愿意让外国人参与中华内政的。三是既然答应了俄罗斯，那么其他国家的请求也要答应，免得产生嫌隙，出现矛盾；但是在具体的要求上，也是“缓其会期”。用意还是为了不让外国人参战。四是对西方列强请求提供帮助的本质的认识，曾国藩认为外夷帮助中国，成功之后，往往有很多意外的要求，一旦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可能产生矛盾冲突。
采取缓的策略，一方面答应了西方国家的请求，不至于因此产生矛盾，另一方面也最大程度拖延了他们的参战，阻止了外国势力干预中国内政。
采取限制区域的办法，控制外国势力干预中国内政自主的程度。作为一个地方官员，借不借兵助剿，只有建议权，没有决策权。随着战争的深入，上海绅士以及一些官员要求外国派兵助剿的呼声越来越高，他们多次派代表去安庆请求曾国藩派兵保卫上海，曾国藩派不出兵，加上英法俄等国强烈请求，清政府政策有所松动，曾国藩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上海绅士的请求，同意借兵助剿；但是在具体的出兵上，曾国藩是有分寸、有原则的。他的总的指导思想是会防不会剿，是只会上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它将洋兵限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最大程度维护了国家内政自主权。他在1861年12月8日回复潘曾玮的信中指出：
刻下杭垣危急，沪城孤立。苟有保全之术，不得不从权办理。借助外国，自古为患。然今日泰西诸国，久已遍行内地，又非初人中原者可比。一切利害，均经灼见鉴及，暂与羁縻，深合权变。惟既以借助，则当坦然以至诚相与，虚心相待，不可猜疑。不可自矜自炫，存敝处兵力可恃之见。中孚以涉大川，忠信可行蛮貊，能得其心，后能得其力也。大抵宁波、上海皆系通商码头，洋人与我同其利害，自当共争而共守之。苏、常、金陵本非通商子口，借兵助剿，不胜为笑；胜则后患不测。目前权宜之计，只宜借守沪城，切勿遽务远略。谓苏、常、金陵可以幸袭，非徒无益，而又有害也。况上海孤城，安危未判，安得更有余力以图他处？“见弹而求鹗炙”，亦太早计矣！至于克城所获，必令嗣派分犒，易启争端，不如任其取携，反存大体，一分一粒，官军无所利焉。与外国交涉，以不占小便宜为第一要义。阁下各绅谋定，即祈慨然举行，所称为难之处，无庸疑虑。国藩既参末议，即在局中，事成则诸君共任其功，有害则鄙人愿执其咎。至金陵、苏、常，则鄙人不愿与闻。
曾国藩反复强调借兵助剿是权宜之计，不能完全依靠洋人来解决中华自己的事情，体现了主权思想与维权意识。他指出与洋人相处要做到“至诚相与，虚心相待”，体现了曾国藩一贯讲究诚信忠恕的思想。特别重要的是，他给洋人助剿明确划定了范围，只允许他们会防上海，而不许他们进入内地——苏州、常州、金陵等地。这一思想曾国藩在各种场合、对各种人都反复强调。李鸿章带兵去上海，他给的锦囊妙计就是五个字：“会防不会剿”，强调“会防上海则可，会剿它处则不可”。上海早已开辟为通商口岸，外国人在那里有很大的利益，“大抵宁波、上海皆系通商码头，洋人与我同其利害，自当共争而共守之。”“上海人民财产，固中外官民所当共争共守之。”对于战争胜利后的利益分配，曾国藩表现得很大度，他将分配权交给外国人，要求中国军民以不占小便宜为第一义，任由外国人提取。他敢于承担责任。这是领导者最高贵的品质，纳过于己，推恩与人，即洋人在上海会防，成功获得的好处归给上海官绅，有害就由他本人承担责任。这是一个有责任感的领导者所应该具备的素质。然而，对于承担责任，曾国藩是有明确规定的，即会防上海，洋人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一切责任曾国藩均不负责。
对于洋人出兵上海以外的地区，曾国藩坚决不同意，这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明显不赞成朝廷的做法。英法俄要求清政府派兵和他们一起会剿，朝廷下旨至曾国藩。曾国藩坚持己见，不改“会防不会剿“的初衷。他说：
国藩所虑者不在它事，而专在派出会剿之人实难其选。大抵拣选将才，必求智略深远之人，又须号令严明，能耐劳苦，三者兼全，乃为上选。今欲派与洋人会剿之将，亦必择三者兼全之人。
他认为要派兵会剿，必须有智略深远、号令严明、能耐劳苦的将领，这样的将只有两个人，“武臣惟多将军，文臣惟左中丞”。多隆阿朝廷另有重用，左宗棠正在进攻浙江。他说只有这两个人可用，明显地是给朝廷出难题，实际就是不会剿。又说：
各将弁之心，情愿独战而为发匪所败，不愿会战而为洋人所笑；情愿败而见罪于上司，不愿败而见笑于洋人。即国藩之心，亦深恐该军不整不严，为外国所轻侮。……待训练稍久，队伍整齐，我兵与洋人各剿一处，相距不远，或洋人果见我兵之可用，不相嘲笑，然后与之会剿。先疏而后亲，先分而后合，亦无不可。
曾国藩告诉朝廷，各级将领、士兵的态度，说他们不愿意和外国人一起打仗。将士不愿意，就没有战斗的动力。没有动力，就打不赢仗。对此，朝廷自然会有所顾忌。
1860年英国军队在宁波遭到太平军的沉重打击，提出借调印度兵5000人来报仇。曾国藩恳切劝说朝廷，印度人一旦参战，其结果必定是“浙江人民从此无噍类矣”，他在《议复调印度兵助剿摺》中恳切说道：“国之寇盗，其初本中国之赤子。”表达了不让外国人参与杀害中国人的恻隐之心。他说“中华之难，中华当之。在皇上有自强之道，不因艰虞而求助于海邦；在臣等当尽之职，岂轻借兵而诒讥后世。此所谓申大义以谢之也。”他认为英国人征调印度军队参战，是为报英国军队失败之仇，“多调则胜之不武，少调则不胜为笑。徒使印度军士，支领英国之饷，蹂躏中国之地。”因此“不如早议息兵，俾松、沪免无穷之忧，而英法省无穷之费，此是所谓陈利害以劝之。”这种鲜明的态度表达了一个高级领导者对国家内政自主的殷切之情。
朝廷一度想把俄国军队安排在里下河等完善富庶之地。这一想法已经严重超出会防上海的思路。曾国藩提出了不同意见，“惟用之于里下河，则江、海水性迥别，深恐迁地弗良，外国兵船皆往来飘，一日千里，用以攻剿，未必操纵自如，用以稽查，亦难委曲详尽。况里下河本非通口岸，若令常驻停泊，殊多未便。”他的意图还是尽可能少的减少外国兵船对中国内地的侵扰。
第二，对自己管辖范围内的官绅，他态度明确且强硬。上海的一些商绅自作主张，答应英法军队会剿上海以外等地，曾国藩知道后非常生气。“其借助西洋一事，未经奉商，遽行举办，此等情形，鄙人前皆未闻。”他反复申明，借兵助剿只限于上海、宁波等通商口岸，他说：“弟所谓愿执其咎者，专指保卫上海而言；必欲攻取金陵、苏、常，则始终不敢与闻。至谓事由诸绅为政，恐难主持，则岂特阁下为然？敝处远隔千里，又何为遥制？但知其事之不可，则切以告之；告之不从，终不易吾初说以相就也。”始终不改变自己的初衷。
第三，对待洋人，曾国藩态度鲜明。他不愿意洋人出兵中国，参加镇压太平军的作战行动，而是强调中国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强调“中国用兵，自有次第”的思想，在自己不能决策的情况下，最大程度限制洋人扩大参战范围。对洋人的行动，他采取消极的态度和做法，不支持、不配合，既不派将会剿，也不派兵防守，甚至也没有粮草供应，“利钝概不与闻”，“不任受德，亦不任受怨。”国家主权观念十分明确。他深刻担忧洋人参战后果，认为“江阴克复，苏、常均有可图，恐彼族攘臂其间，必欲掠为己功。即金陵合围以后，彼亦必驾肩而来，喧宾夺主。夺我将士之功尚不足惜，所最惜者，前则大掠资财，割剥遗黎，日后则百端要挟，损我国威耳。”他所担心的不是洋人抢夺功劳，而是以后以此为借口，要挟国家，损害国威。
维护百姓利益
“为民请命”，维护百姓生计，这是曾国藩弱国外交的重要内容，体现了曾国藩根深蒂固的爱民思想。也让我们看到了近代中国在险恶环境下生存与发展的艰难，看到了曾国藩弱国外交领导力产生的深刻社会环境。弱国无外交，是指弱国在强国的外交关系上，处于弱势地位，常常受到欺凌，不能正常地维护国家的利益。但是在实际的外交中，弱国也可以有外交的，关键是要看参与外交的领导者是不是怀有一颗为国为民的心，敢不敢于为国家、百姓争取重大利益，敢不敢于“为民请命”。
外交上，曾国藩有一个总的原则，就是关注、关心百姓生计。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