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理洋务，小事不妨放松，大事之必不可从者，乃可出死力与之苦争。当全盛之时，而天主教已盛行中国，自京师至外省名城，几乎无处无天主堂。……之康熙，则传教一事犹为患之小者，故鄙意不欲过于纠缠，正欲留全力以争持大事耳。
曾国藩所说的小事，是指那些无关大局的事情。比如西方国家在中国传教，由来已久，大家都很习以为常了，是小事，不需要领导者过分担心。“惟逐利居奇，是其本性，当此积弱之际，断难与争锥刀之末。”一般的经济利益，不损害百姓的生计，不要和他们追逐争斗。他说的大事，是指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一定要苦苦相争。他说：
至中外交涉之事，半年以来，仆皆循阁下之绳墨，幸无新奇寻衅事件，尚免陨越。明岁换约，应敏斋及各关送到条议，敝处商之筱岚、乂臣，加答其上，交二孙携至总署，听候核夺。大约有关商民生计者，但以“为民请命”四字与之朴实说去，始终不移 。在我有真挚之情，亦不致遽激各国之怒，似与来示所谓“贵有至理、不掉虚机”者稍相吻合，卓见以为何如？
所谓大事，其实就是关系到“商民生计”的事情。这些关系到商民生计的大事，在与各国换约的时候一定要力争力保。那么那些事情关系到商民的生计呢？曾国藩认为：
今若听洋人行盐，则场商运贩之生路穷矣；听洋人设栈，则行店囤积之生路穷矣；听小轮船如内河，则大小舟航水手柁工之生路穷矣；听其创办电线、铁路，则车、驴、任撵、旅店、脚夫之生路穷矣。
铁路、轮船、行盐、开栈等，这些都是关系到商民生计的，是大事，是领导者需要为之与英法等过相争的大事。曾国藩所处的社会环境，正是中国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奴役的初始阶段，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订立，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开始。从此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如毛泽东所指出：“自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曾国藩正在北京做翰林，他一直关心、关注事态的发展，他亲眼目睹了中国由一个政治独立、经济自主、领土完整的国家沦为政治、经济、领土不完全独立的国家；外国资本主义凭借着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中国逐渐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商品市场和原料榨取地，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并逐渐丧失自立地位，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小农经济和以家庭作坊业为主的手工业经济走向了崩溃的边缘。随着资本主义侵略的加速，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也跟着进入中国，成为中国小农经济、作坊手工业等旧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破坏者与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建立者。
然而由于对西方国家国情与近代工业化缺乏起码的了解，当时的中国人不可能有那么宽广的眼界与心胸来了解与接受这些新的技术、新的成果。这种局限性，只能导致曾国藩朝着反对的路子走下去，而看不到它们的优越性、先进性，看不到其中的发展机会。曾国藩认为：
大抵洋人之在泰西，数百年互相吞并，无非夺彼国商民之利，然后此国可以得志。其来中国也，广设埔头，贩运百货，亦欲逞彼朘削之诡谋，隘我商民之生计。
这些先进的科学技术的成果，成为西方国家剥削中国人的手段，直接导致中国小农经济的破产。对于这种现象曾国藩还是看得很清楚的，作为一个以爱民为第一要义的领导者，对这些成果的反对就非常正常了。
为了破坏洋人的剥削，曾国藩认为中国领导者必须坚决与之争斗。他说：
与外国交际，最重信义，尤贵果决。我所不可行者，宜与之始终坚持，百折不回；我所可行者，宜示以豁达大度，片言立定，断不宜若吐若茹，稍涉犹豫之象，启彼狡辩之端。
就小民生计与之切实理论，自有颠扑不破之道。若果洋人争辩不休，尽可告以即使京师勉强应允，臣等在外仍必以全力争回；即使臣工勉强应允，而中国亿万小民，穷极思变，与彼为仇，亦断非中国官员所能禁止。中国之王公大臣为中国之百姓请命，不患无词置辩，甚至因此而致决裂。而我以救民生而动兵，并非争虚仪而开衅。上可以对天地列圣，下可以对薄海苍生，中无所惧，后无可悔。
铁路、轮船、行盐、开栈等事，害我百姓生计，则竭力相争，不设抵制之词，不用严峻之语，但以婉言求之，诚意动之，始终不可移易，使彼知恤民以保帮，乃千古帝王之常经，亦我朝列圣之家法。在今日，中国多事，洋人方张，我不能因曲询和议而不顾内地生民之困，即异日中国全盛，洋人衰弱，我亦但求保我黎民而别无耀兵海外之心。
这是曾国藩写给奕的一封信中所写的内容。我认为这是一封非常重要的信，集中表达了曾国藩外交领导力中“与民请命”的思想内容。丘吉尔曾经说过，一个人如果在二十岁的时候不激愤、不冲动，那就不是年轻人；三十岁不稳重、不老练就不是成年人。丘吉尔这里所说的，主要是一个人领导经验成熟的过程，即在年轻时候容易冲动，随着年龄的增大，心理的成熟，领导者会变得稳重，然而在上述曾国藩的信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他在谈到牵涉到百姓生计问题上时的激动、愤慨、不平。其态度之坚决、语气之坚定、措辞之严厉、情绪之冲动跃然纸上。我们甚至怀疑，这不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封疆大吏所说的话。在这封信里，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值得研究。
第一，对待洋人的态度。曾国藩认为办理外交，对那些可以答应、可以做的事情，一定要豁达大度，当机立断，不含糊其辞，闪闪烁烁，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事端；对那些不能做的事情，一定要坚持自己的立场，百折不回，斗争到底。哪怕因此而决裂，而动兵，也不要害怕。这个思想是曾国藩外交领导力中非常重要的思想，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的外交立场与态度，以及他的骨子中所具有的强硬东西。
第二，注意与民请命的方式方法。层次上，可以看出有三个：朝廷、王公大臣等与外国人进行力争，力争不果，将责任推给地方督抚，由地方督抚给争回来；退一万步讲，即使争不回，那么中国亿万百姓也不会答应，“中国亿万小民，穷极思变，与彼为仇，亦断非中国官员所能禁止。”百姓群起而与洋人为仇，到时朝廷也禁止不了。所谓禁止不了，其实就是不会去禁止。方法上，注意与洋人谈判的语言、语气，“婉言求之，诚意动之，始终不可移易，使彼知恤民以保帮，乃千古帝王之常经，亦我朝列圣之家法”。让洋人知道体恤百姓，是保国安民的治国之道，是朝廷的家法。换句话说，就是谁要敢于触犯百姓的利益，全中国人都不会答应，哪怕谈判不成，最后动兵也在所不惜。这种强硬的态度，确实是一个爱民的领导者的铿锵之声，不能不令后人敬服。
第三，国家外交政策不可过于“曲询和议”。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政府一直采取妥协的和议政策，着眼于眼前的问题，不顾长远，不顾全局，对外国人提出的要求，往往是一揽子接受，甚至不顾百姓死活。“中国多事，洋人方张，我不能因曲询和议而不顾内地生民之困”，中国处于多事之秋，洋人又特别的嚣张，尽管形势如此，也不能一味曲询和议，不顾百姓生计的困窘，不能牺牲百姓的生计而曲意迎合洋人的要求。为了在1868年换约中达成这一主张，曾国藩还专门给浙江巡抚马新贻写信，阐述上述观点，以期获得支持。他认为小轮舟、如电线铁路关系国计民生，必须始终坚持不答允，为民请命，即使因此与洋人决裂，也在所不惜。他说：
且如小轮舟、如电线铁路等事，自洋人行之，则以外夷而占夺内地商民之利，即自中国行之，亦以豪强而占夺负贩穷民之利。此皆下系民命，上系国脉，所关极大。古人云：苟无民，何有国？不可不全力争之，自当始终坚持不允。中国之大臣为中国之百姓请命，亦不患无辞置辩。即使争执过甚，或致决裂，亦上可以对列圣，下可以对苍生。鄙意专就民生立论，似觉理直气壮，初非有客气参预其间也。
为民请命的声音掷地有声，可以看出曾国藩一颗爱民的心，也可以感触到他为民请命的激烈情怀。这正是正义、正直、大义的儒家领导者“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思想的具体体现。
对于教会的管理，也体现了曾国藩与民请命的思想。自康熙年间，英国开始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后来法国的天主教也跟着进入中国。随着教会在中国内地的推广，教会势力成为中国社会、民众安定的一大隐忧。由于英法等国的强悍，中国人一入教会， “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遂若非中国之民也者”。教民利用教会的保护，欺压平民者有之，做奸犯科者有之，违法乱纪者有之，对于他们的种种恶劣行为，“庸懦之吏，既皆莫敢谁何”，“贤能之吏，一治教民，则往往获咎以去。”遇到教民与平民的矛盾冲突，不管平民有理无理，最后结果都一样，“平民恒屈，教民恒胜”。时间一久，矛盾积累升级，“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及必发，则聚众而群思一逞。
”扬州教案、江西教案以及天津教案都是矛盾不断积累、最后集中爆发的结果。曾国藩从维护百姓利益的角度出发，提出加强管理的改革建议。他认为当时一般官员主张的“委曲调停，设法劝阻”并不能解决问题，建议“先事防范，坚持力争“，这样做虽然不能制止教会的活动、拓展，但起码可以起到”稍戢其无厌之欲“的作用。对于英法教会，他认为 “如守近年保守之法，而不思所以变计，终有决裂之一日。”“中国欲长全和局，外国欲久传此教”，必须修改条约，明确管理权限、管理要求，“天主、仁慈各堂，皆归地方官管辖。堂内收入一人，或病故一人，必应报名注册，仍由地方官随时如堂查考。”“教民与平民争讼，教士不得干预扛帮。”“与各公使商订，预杜后来衅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