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上，她始终是个彻底的个人主义者，现实里，张爱玲始终徘徊在新中国的门槛外。政府一直没有给她安排工作。但是，上海文艺界的第一号领导人物夏衍一直关注着她，安排她参加上海市第一届文代会，安排她随文代团下乡参加土改工作，也一直在力图排除左倾派的干扰给张爱玲安排一个能展现才华的位置。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开始，夏衍就一直领导着上海电影公司包括艺华公司、联华公司和明星公司的编剧队伍，他是中国电影事业的开路先锋；抗战胜利到上海后，他看了柯灵推荐的张爱玲的作品，又看了张爱玲编剧的影片《不了情》、《太太万岁》，大为欣赏；上海解放后，夏衍在上海成立了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他本人亲自任所长，柯灵被委任为副手，夏公告诉柯灵，他要邀请张爱玲当编辑，但眼前还有人反对，只有稍待一时。柯灵一直把这话放在心上，想寻合适的机会告诉张爱玲。与此同时，文华电影公司的龚之方、桑弧一直与张爱玲有着正面接触。张爱玲为文华写的第一个电影剧本《不了情》产生了轰动效应之后，桑弧又动念想再请张爱玲写个剧本，于是把一个喜剧腹稿的框架告诉爱玲参考，爱玲在写作过程中没有和桑弧商量就把剧本写好了，这就是张爱玲为文华编剧的第二个成功的剧本《太太万岁》。他们的合作是愉快而成功的。龚之方也受到夏公的委托，在和爱玲有事接触之时，曾顺便问过她今后的打算和她是否留在上海？张爱玲笑了笑没给答案，似乎她正在考虑这个问题，也似乎是默然婉拒，龚之方都向夏衍作了汇报。不光是夏衍，文华影片公司老板吴性栽和唐大郎也非常希望张爱玲能留下，所以他们一力撮合张爱玲和桑弧的婚事。桑弧师从导演大家朱石麟，对电影艺术颇有造诣，而张爱玲又是无师自通的电影行家，两人男未婚女独身，不正好是天生一对吗？于是，桑弧的朋友起劲地“起哄”，上海的小报更是兴风作浪，一时仿佛真有此事，流言四起。其实张爱玲的心中一直牵挂着与胡兰成的恋情，对胡兰成说的话言犹在耳：“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心中牵挂着一个人，她的心中也不可能盛得下另一个人。再说桑弧性格内向而拘谨，和张爱玲只谈公事，即便有爱慕之心也绝无胆表示。所以当龚之方受文华公司的委托婉转地向她提起与桑弧一事，同时劝她留在上海时，她的回答依旧是默然良久，只是摇头、再摇头、三摇头，最后说了一句：“恐怕这两件事都不大可能了。”她已决意离开上海，这个与她生命最熨帖的地方。
张爱玲离开上海最直接的动因，是她在抗战期间辉煌的声名，这是她心里最大的隐忧，在1946年出版的《〈传奇〉增订本》的“序言”里她这样为自己表白：
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是一年来常常被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未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唯一的嫌疑要么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家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中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用不着向大家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所以一直缄默着。同时我也实在耗费时间与精神去打笔墨官司，徒然搅乱心思，耽误了正当的工作。但一直这样沉默着，始终没有阐明我的地位，给社会上一个错误的印象，对不起关心我的前途的人。……反正只要读者知道了就是了……
辩白归辩白，事实总是在的，在激愤的民族情感这是难以被原宥的错误。而且当时全国的政治气氛又是那样浓烈而紧张。连夏衍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当夏衍知道张爱玲离开上海，一片惋惜之情，但他未置一词。这个温情的左翼领导人一直喜欢张爱玲的作品，调到北京当文化部副部长以后还嘱托柯灵在上海书店的书库里购了《传奇》和《流言》寄给他。爱玲到香港以后，夏衍又曾托人带信给爱玲的姑姑张茂渊，希望爱玲能为《大公报》、《文汇报》写点文章，可是姑姑说，爱玲离开上海前，两人曾约好互不通信，所以无从通知起。
确实如此。临行前，爱玲仿佛已听到政治风暴来临前咻咻的鼻息声，所以与姑姑约好不联系。姑姑把珍藏多年的家族相册交给爱玲，认为她是家庭传人中最适宜的保管者。这相册跟随爱玲辗转海外，“三搬当一烧”，在美国多次搬家经历中爱玲从没有让它遗失过。她一直和相片中的故人一起重历往事，在逝世的前两年完成了家庭侧记《对照记》，里面的照片就出自当年姑姑郑重交给她保管的旧相册，这是这个纯中国式女人孤独走在异国天空下时，与故国故乡故人唯一的血脉联系。
1952年，张爱玲赴港，理由是继续因战事而中断的学业。她永远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之人，从赴港时她对新政府的态度中也可见一斑，她曾有这样一段临行絮事：
离开上海的前夕，检查行李的青年干部是北方人，但是似乎是新来的，来自华中一带开办的干部训练班，爱玲唯一的金饰是五六岁的时候戴的一副包金小藤镯，有浅色纹路棕色粗藤上镶着蟠龙蝙蝠。他用小刀刮金属雕刻的光滑的背面，偏偏从前的包金特别厚，刮来刮去还是金，不是银。刮了半天，终于有一小块泛白色。他瞥见爱玲脸上有点心痛的神气，便道：“这位同志的脸相很诚实，她说是包金就是包金。”她从来没听见过这等夸语。自问确是脂粉不施，穿着件素净的花布旗袍，两三个月前到派出所去申请出境，也是这身打扮，警察一听说要去香港，立刻沉下脸来，仿佛案情严重，就待调查定罪了。爱玲说：幸而调查得很不彻底，不知道我是个写作为生的作家，不然也许没这么容易放行。一旦批准出境，那青年马上和颜悦色起来，因为已经是外人了，地位仅次于国际友人，像年底送灶王爷一样，要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代为宣扬中共人民政府的亲切的体贴。
话语的讽喻性是有目共睹的。但还不刻骨，因为有对中国大众理解后的善意，就像她说她的好友苏青“她的讽刺并不彻底，因为她对于人生有着太基本的爱好，她不能发展到刻骨的讽刺”。她深谙每一颗可笑的心背后的可怜，所以，“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懂得太透，是没有罗曼蒂克的。对于什么都是一样的道理。只好，她选择离开，离开这片她深爱的土地。
上海已经待不下去，而台湾也非理想之地，20世纪50、60年代台湾那种严峻的政治气氛恐怕同样不适合张爱玲这样的人。因而，她选择了香港，那里有她很多的回忆。后来，她连香港也放弃了，去了大洋彼岸--一个没有中国政治影响但比谁都更关注中国的地方。
她走了，在她后来43年的生命里，她去了很多地方，可再也没有回到过这里。
她在异国的漂流中永远心怀着上海的地图，怀着对上海无言的亲近。上海是一座堪称奇怪的城市，它可以让一个外来的孩子在此生活20年对它视而不见或鄙视它的一身俗骨，又可以让这个人把几十年的海外旅居生活都用在对它的探索，在纸上草草记下的句子大多是对它的追忆与疑问。她去一个又一个城市，可她的心永远留在她离开43年的那个城市；她去一个又一个城市，可只在此中一再发现了它的影子，就像一个性格易变的情人一次又一次萌生对同一个旧情人更深的爱意，那样不甘可又无可奈何。她始终没能超越这一方土地，没能超越这一方土地里拖着沉重背影的末世人物，作为作家，这是个缺陷，后人这样淡漠地评说着。
张爱玲的才情是纯中国式的，只有自己人--中国人才能揣摩她的话里有话；她的传奇只有在中国才能成就，不幸成就于乱世。但适逢乱世，又是她的幸运，因为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容不下她。所以她的背景是荒凉，不管前台多么热闹绚烂；她急急地赶路，孜孜地忙碌，就是因为思想里一直有这惘惘的威胁。出名的时候，她曾与苏青惺惺相惜。
苏青：“你想，将来到底是不是要有一个理想的国家呢？”
爱玲：“我想是有的。可是最快也要许多年。即使我们看得见的话，也享受不到了，是下一代的世界了。”
苏青叹息，说：“那有什么好呢？到那时候已经老了。在太平的世界里，我们变得寄人篱下了吗？”
这就是她们的理由，彼此心知肚明。一言以蔽之：将来的平安，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平安。是的，平安是就近的，谁能看穿未知的将来？
我们后人看到了爱玲走后的历史，只能愧怍，无言以对。
乱世之后的将来即便是平安的，韶华易逝，他们也已不复是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时代精英，而是寄人篱下的垂垂老者了，这是她们最不愿意的。历史把一些人推向前台，又把一些人推向幕后，是这样无情而又多情的公正。多年以后爱玲在美国得遇胡适，更验证了她关于时代的威胁感。一位是中国现代文化界的领袖人物，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一位是满清贵族的后裔，20世纪40年代上海滩的当红女作家。如果在国内，如果1949年的胡适，革命没有发生，那么，他们俩人可能永远不会相遇。而当年，胡适之代表的“新文化运动”曾经喧嚣一时，像张爱玲的姑姑、母亲等受着胡适之的影响而走出家门，它又使得许多传统的文化人成为遗老遗少，遭到时人的唾弃。没想到30年后，新兴的无产阶级文化如火如荼，挟政权的威势席卷全中国，胡适们被视为资产阶级，从而被扫进了历史的暗角。当爱玲看到在异国落寞度着晚年的胡适，无疑感到了时代之残酷性，又看到了自己的某些影子。一代又一代后人为前人哀悼，势必如此，无可逆转，如果不想可怜地寄在后人的篱下，只有放逐自己，随风到远方去。就像大树永远推陈出新绿，而落叶飘零下坠，在泥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姿态从容。
落叶的爱
大的黄叶子朝下掉；
慢慢的，它经过风，
经过淡青的天，
经过天的刀光，
黄灰楼房的尘梦。
下来到半路上，
看得出它是要，
去吻它的影子，
迎上来迎上来，
又像是往斜里飘。
叶子尽着慢着，
装出中年的漠然，
但是，一到地，
金焦的手掌，
小心覆着个小黑影，
如同捉蟋蟀--
“唔，在这儿了！”
秋阳里的，
水门汀地上，
静静睡在一起，
它和它的爱。
（《中国的日夜》里的一首诗，写于1943年）
褐赭色的落叶，是成熟的颜色。越黄得深，越可从上联想到它在热烈的夏季里曾有过怎样青翠逼眼的绿色与勃勃的生命。
张爱玲就是一片深赭的落叶。她的生命曾绚烂得让人觉得不安。可当她从枝头掉落，没能妥帖地归于大地，甚至隔着水门汀也没有，没能像那片幸福的落叶，和它的爱，一起静静地睡在秋阳里的大地上，隔着上海亲切的水门汀。
她得不到这样安宁单纯的快乐。
她是一片焦黄轻灵、随风而逝的落叶。从枝头飘落，她的根，再也捉不住她去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