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初，所有思维活跃的年轻人都在和他们的父辈进行这样的辩论（读者会想到沃尔特本杰明），实际上他们在１９世纪就开始这样做了。３６岁的卡夫卡还是一个爱诉苦的孩子，他没有同父亲决裂，他只能坐在谢列森公寓的阳台上，用一周的假期写下那份冗长的抱怨。卡夫卡同父亲的冲突就像脓疮一样，到了该化脓的时候，他却没有挑破脓疮的勇气。写完《给父亲的信》之后，卡夫卡就把它放在了一边，尽管他曾明确对奥特拉说要寄出这封信，但他从来都没有寄出过。虽然在《给父亲的信》中，他伶牙俐齿地向赫尔曼发起了挑战，宣称他是自由的，不为父亲所控制，但实际上他对父亲的力量仍然怀着一种半是崇拜、半是恐惧的心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卡夫卡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人们通常把卡夫卡同父亲的关系看成是理解他的作品的关键。比如，１９４９年，最早把卡夫卡的作品翻译成英文的埃德温米尔曾在对《美国》一书的介绍中写道："从卡夫卡同其父亲的关系中寻找他的作品灵感的来源，这意味着不能轻视这对父子的关系，也不能为这种关系赋予一种主观的有效性。卡夫卡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深刻地体会了这种经历，并且用普遍的语言将之呈现出来，直至使其升华为一种总体上的对人的命运的描写，我们能在这种描写中读出无穷无尽的、既暧昧又明朗的意义"。这段评论十分公允。尽管人们不把卡夫卡对他的家庭生活的描述看成是决定性的、完全可靠的阐释（事实的准确性并不存在多少疑问，但从那些事实中却不能推导出必然的结论），但毫无疑问，权力以及个人同家庭、同家庭那无法抗拒而又高深莫测的意图之间的斗争一直是卡夫卡作品的核心内容。《给父亲的信》描写了反复无常的家长权力（"我是奴隶，受着种种法律的约束，而这些法律是单单为我发明出来的），无论这一权力是不是卡夫卡作品中那种梦魇般的权力的"来源"，两者的平行及对应关系却是不能忽略的。不过，米尔提醒人们不要进行简单的还原性阐释，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
写作《给父亲的信》时，卡夫卡已经染上了致命的肺结核，这是他最后一次尝试草拟智力上的资产清单。马克斯布洛德曾说过："终其一生，弗朗兹都在他那强健魁梧的父亲面前相形见绌--后者是一个高个子，长着宽阔的肩膀"。布洛德说，卡夫卡崇拜父亲的力量，他辛勤工作的能力和他的成功："在这方面，他无限崇拜他的父亲--这里有一点英雄主义情绪……同时也带有几分夸张。无论如何，这都是弗朗兹情绪发展的基础。"在《给父亲的信》中，卡夫卡以感人的笔触写到他在父亲面前觉得自己是那么渺小、那么微不足道："譬如，我记得，我们时常一起在游泳池的更衣室换衣服。我瘦削、虚弱、渺小，您健壮、高大、结实。在更衣室里，我就觉得我是够可怜的了，而且不单单是在您面前，在整个世界面前我都觉得自己可怜，因为您是我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在卡夫卡临终前写给父亲的几封令人心碎的信中，他再次提到儿时在游泳池更衣室的这幅情景。卡夫卡绝望地要求得到父亲的爱，然而，尽管卡夫卡的父亲不懂得表达自己的爱，但他无疑是爱他的儿子的。毕竟，赫尔曼从来没有体罚或者虐待卡夫卡--他只是忽略了儿子的自尊，"一切在我看来都是不能确定的，除了拿在手里、吃在嘴里的，任何东西都不真正属于我……我在您面前丧失了自信心，换来的则是一种无限的内疚。"赫尔曼不喜欢卡夫卡的朋友们，这使得"我对自己不信任，对任何其他人都怀有一种永恒的恐惧"。卡夫卡痴迷于写作，这让他的父亲很反感，不过这种反感至少将赫尔曼同卡夫卡的写作拉开了距离，为写作保留了一个自由的空间。但卡夫卡说，就连这也是一种幻觉，因为："我写的书都与您有关，我在书里无非是倾诉我在您面前无法倾诉的话。这是刻意延长的同您的告别。"但在１９１９年１１月，卡夫卡最切身的抱怨集中在婚姻和建立家庭的问题上，卡夫卡觉得"许多人轻而易举地做到了这一点"。他引用了父亲对朱丽叶的刻薄评论："多半她穿了一件什么迷人的罩衫，布拉格的犹太女人就会来这一套，你当然就一见钟情，立刻要和她结婚……难道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赫尔曼嘲讽地暗示卡夫卡，要想满足性欲，与其同鞋匠的轻浮女儿结婚，还不如去逛妓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