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他们栖身于绿树丛生的郊区，但多拉并不怀疑，柏林混乱的局面使卡夫卡健康状况恶化了。１９２３年年底，卡夫卡的病情加剧，开始发烧、卧床不起。也许他本人尚不知情，但多拉无疑已经清醒地看到：卡夫卡的生命就要走到尽头了。
从１９２３年１２月开始，卡夫卡就被高烧、风寒等病症纠缠，痛苦不堪。１９２４年１月中旬，他的病情稍有缓解，但高达１６０克朗的医药费（多拉说服医生只收取了８０克朗）让他头晕目眩，从此他对生病更是感到"十倍地恐惧"。在犹太医院里，住一张二等病床每天要交６４克朗，另外还需要支付医疗和护理的费用。由于境况窘迫，这对恋人只能勉强度日，他们买不起煤，就连新年夜的晚饭都是在烧剩的蜡烛头上做熟的。昂贵的医疗费使他们的生活不堪重负。卡夫卡高烧不止，身体非常虚弱，甚至不能穿过冰冷的房间，到格龙内瓦尔德公寓的大厅里接听电话，就像他对布洛德所说的那样，疾病使他"不能自如行动"。此外，"我的床上飘浮着医疗账单上那烫人的数字"。然而，祸不单行，２月，由于房租暴涨，两人时刻面临着被赶走的危险。布洛德劝说卡夫卡搬到一家波希米亚疗养院治疗，但他拒绝了，理由也许是去疗养院的话意味着走回头路："四十多年来，我一直吃得饱，穿得暖，我不想再过那样的日子了。"除了每月１０００克朗的退休金之外，他的家人还不时给他提供补贴，卡夫卡觉得，他就像一只靠家人养活的"寄生虫"，去维也纳的打算也因为旅行费用过高而放弃了。布洛德给他们寄来了一个装满食物的包裹，卡夫卡觉得受之有愧，就让多拉用包裹里的面粉烤了一个蛋糕送给犹太孤儿院的孩子们，多拉以前曾在那里工作。保险公司的大度也让他心有不安，他向公司提出的每一项请求都获得了批准。卡夫卡为此给经理写了一封信，感谢他"好心地理解了过去一年中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这些事尽管看上去有些荒唐，但从本质上来说却完完全全是真实的"。
这个时期，卡夫卡刚刚写完《地洞》，他给多拉朗读了这篇小说。在多拉看来，这篇小说中包含着强烈的个人因素，表达了卡夫卡对返回父母家中的恐惧。这是卡夫卡写的最后一篇"动物故事"，故事的叙述者是一只动物，它小心翼翼地挖了一座地下迷宫："我必须具备立刻跑出去的条件，不论我如何警觉，也有可能受到来自完全意想不到的方面的攻击，不是吗？我在地洞的最里头过着安静的生活，而与此同时敌人正不声不响地挖洞，从这一处或那一处悄悄地逼近我。"多拉认为，这个故事表明了卡夫卡要坚决守卫这种刚刚建立起来的和谐宁静的生活，抵抗"敌人"的进攻，这里的敌人也许是他所说的"幽灵"，也许是要把他拉回布拉格的父母。在小说中，叙述者所描述的似乎并不是某种来自外部的敌人："他们是藏在地下的敌人，即使传说中也没有关于他们的记载，即使葬身于他们口腹的动物也几乎看不到他们……一旦碰上他们，我的出口就没用了，实际上它还会毁了我；但它是一种希望，没有它我不能活。"但是卡夫卡的敌人并没有一路追来："深沉的寂静；在这里是多么美好，没有人打扰我，每个人都忙着自己的事情，那些事都与我无关，要知道，做到这些可不容易啊！"
他到底是如何"做到这些"的呢？首先，多拉的爱使他摆脱了孤独；其次，他逃离了布拉格，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尽管柏林的生活中仍然充斥着艰难困苦。多拉后来回忆说："他曾一次又一次地说道：'呃，我想知道我是否已经摆脱了那些幽灵'。他把来柏林之前折磨他的一切都称作'幽灵'"。多拉又说："他似乎紧抓住这个念头不放；一种阴郁的顽固。他希望烧毁自己写下的一切，以便使灵魂从'幽灵'那里解放出来。他卧病在床时，按照他的意愿，我当着他的面烧毁了他写的东西。"多拉说，他"所体验的生活是一座迷宫……对他来说，一切事物之间都混杂着无穷的因果关系，即使最普通的事物也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