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还有一篇小说与《地洞》遥相呼应，这就是写于１９２２年秋的《一只狗的研究》。当时，卡夫卡从普拉纳返回了布拉格，身体状况很糟。在这篇小说中，叙述者同样是一只动物，他发现他自己"离群索居、孤独寂寞、仅仅从事我的小小研究……我们彼此远远地分散生活，忙于各自那独特的、连离得最近的狗都无法理解的消遣。"小说叙述者的这番话与卡夫卡的自我剖析非常相似："近来我开始越来越多地回顾我的生活，寻找我可能犯下的决定性错误，寻找所有这些麻烦的根源，但我却怎么也找不到。然而我必须这样做，否则的话，假如我努力终生却仍然不能获得希望获得的，那将会证明我所希望的虚妄，随之而来的就是彻底的绝望。"
１９２４年初，卡夫卡给罗伯特克洛普施托克写了一封信（当时后者仍然在布拉格从事医学研究），信上说："关于我本人没有什么好说的……要是我能挣钱该多好！但没有人会给一个中午十二点还卧床不起的人付薪水"。在１９２４年的柏林，卡夫卡终于明白生活的艰难，他对克洛普施托克讲了一个朋友的故事。后者是一名画家，但迫于经济压力不得不在路旁摆起了书摊，从早上十点到太阳落山一直站在大街上吹冷风。"圣诞节期间他每天能挣十个马克，现在每天只能挣三四个马克"。克洛普施托克手头并不宽裕，但他总是挂念着卡夫卡，还从布拉格给他寄来了巧克力。这个年轻人真诚的情感和纯真的理想让卡夫卡感动，他安慰前者不要因为经常给他写信而自责。两人之间来往的书信很多，克洛普施托克曾随信寄了一本克劳斯主编的杂志《火炬》，卡夫卡很高兴，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晚上忍受病痛折磨的时候"沉浸于"阅读克劳斯的狂欢"中了。终于，格龙内瓦尔德公寓下了逐客令，"因为我是一个穷困的外国人，付不起房租"。２月１日，卡夫卡和多拉搬到了海德大街２５～２６号的策伦多尔夫公寓，女房东是已故新浪漫主义作家布塞博士的遗孀，这位老派的作家如果在世，"一定会非常反感"卡夫卡的现代性。卡夫卡觉得，女房东的丈夫阴魂不散，搬到这套公寓实在并非明智之举。"虽然如此，我还是要搬过去；世界上到处都充斥着危险，假如眼下的危险是从所有那些未知的危险中来的，那就让它来吧"，他这样对费力克斯韦尔奇说，后者定期给他寄送布拉格周报《自卫》。搬家那天，卡夫卡"虚弱、发烧，已经连续四个月没有在晚上出过家门了。"
２月底，策伦多尔夫公寓里来了一位探望者：乡村医生齐格菲尔德略维舅舅。卡夫卡的情况让齐格菲尔德大为震惊，他极力劝说外甥离开柏林，去一家疗养院治疗。当时卡夫卡的体温一直高居在华氏一百度以上，尽管如此，他一开始还是不同意舅舅的建议，他不愿离开策伦多尔夫公寓，因为在那里他可以坐在阳台上沐浴早春的阳光。然而，持续的高烧使他只能待在屋里，连出去散步都成为不可能了，他开始明白自己必须要采取一定的对策了。"然后我想到，在本该享受自由的和暖季节里，我将会失去自由，这让我又一次深感恐惧。但是，紧接着我开始早晚连续咳嗽几个小时，每天几乎吐满满一瓶--这又为去疗养院找到了理由。然而随后又是恐惧，比如，一想到那种地方强迫病人吃的食物就害怕"。
这个时期，卡夫卡同以往一样写了大量的信件，但他的身体无疑越来越差了。尽管卡夫卡以往同父母的关系并不亲近，但他从柏林写给他们的信却非常感人，在一封信的结尾，他问："你们今晚都睡在哪一个房间呢？"在另一封信中，他告诉父母不该善待这个"漂泊在外"以自我为中心的儿子（他们给他寄来了冬衣）。他让他们不要给他打电话，因为现在接电话对他来说已经相当困难了--如果电话铃响的时候多拉碰巧不在家，那该怎么办呢？卡夫卡的父母肯定能从这一点了解到他的身体是多么虚弱。３月１日，他又给他们写信说，如果去疗养院，他就会失去"安静，自由，阳光充足且通风透气的公寓，愉快的主妇，好心的邻居，同柏林的亲近以及刚刚到来的春天"，但他知道他必须得走了。在从柏林写给他们的最后一封信中，他对父母寄来的冬衣表示感谢："没有马甲，真是一个奇迹，这么漂亮又这么暖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