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寻求精神上的出路的同时，卡夫卡也在寻找促进身体健康的方法。５月，他出差到瓦恩斯多夫，途中在波希米亚北部拜访了一位精通自然疗法的专家莫瑞兹施尼彻。据施尼彻诊断，卡夫卡患有"脊髓中毒症"。施尼彻建议他坚持素食，多呼吸新鲜空气，多晒日光浴，多听音乐，不要相信医生的话。卡夫卡早就认为医生对他没有任何帮助，部分原因是医生不对病人进行整体分析，而自然疗法师却能做到这一点。他兴高采烈地写信给布洛德，向他介绍这位"魔术师"。施尼彻住在素有花园城市之称的瓦恩斯多夫，他本人是一个工厂主，同时又是一位信奉"自然疗法"的开业医师。施尼彻告诉卡夫卡，他以往的"生活方式是错误的"。
尽管卡夫卡偶尔也会嘲笑自然疗法追求时髦、流行的一面，但他仍然恪守自然疗法的各项规则。他常年开着窗户睡觉，穿很少的衣服，不吃肉（有段时期曾在医生的要求下打破这一习惯），不喝酒。不久，夏天到了，他的健康状况似乎也有所改善（尽管布洛德在日记中写到卡夫卡精神抑郁，时时出口伤人）。他在这个时期仍然没有写作，但他开始阅读狄更斯的作品，阅读激发了他的思想，他认为作家在写作时是"被故事驱赶着"，而且无论故事要去哪里，作家都必须完全听任它的摆布。在这里，卡夫卡又一次强调了作家是如何受外部事物影响，并接受灵感调遣的。不过，在这段时期，卡夫卡更关注一般意义上的舒适、健康："我参加了布拉格、柯尼西隆尔和捷诺施兹的游泳学校，在那里我不再为自己赤裸的身体感到羞涩。直到２８岁，我才补上我的教育中缺掉的这一课，在赛跑中人们管这叫延迟起跑"。８月２６日，他和布洛德一起到苏黎世、卢赛恩、卢加诺、史特蕾沙和巴黎旅行，而此时，他的父亲却因为工作劳累而病倒了。
作为消遣，卡夫卡和布洛德决定"在旅行的同时记录这次旅行以及我们对彼此的感情"。卡夫卡的旅游日记并不特别吸引人，他常常用大量的篇幅描写旅途中看到的女人。在意大利的奥斯特诺，卡夫卡"看见蜥蜴在一面墙上蜿蜒而行"，体会到一种"令人发抖的感觉"，在孟纳吉奥，他认为"意大利人对人说的每一个字眼都穿透了对方那无知的广袤空间。"在米兰，大教堂显得"有点无聊"，相比之下，那里的妓院更有吸引力，卡夫卡对妓院并不陌生，他写道："在我们那儿，妓院里的德国姑娘会让你把自己的国籍忘在脑后，这里的法国姑娘也是一样"。卡夫卡不是天生的旅行家--除了去疗养院和旅游胜地之外，他几乎从未离开过布拉格，就连奥地利的城市他也只去过不多几个，更不要说离家更远的地方--他承认，如果不是为了写日记，他不可能在意大利海湾过"单调的死一般沉寂的日子"。离开米兰后，两人去了巴黎（卡夫卡在日记中写下了"两个法国小女人以及她们肥胖的臀部"），参观了卢浮宫的绘画，还去了凡尔赛。他们在滑稽剧院看了《卡门》，后来又看了拉辛的《菲德拉》。卡夫卡在日记中写到，一些强健的女人把妓院管理得井井有条："在布拉格，我就常常在无意中注意到妓女身上的男子气概。在这里就更为明显了"。一个妓女"紧捏的拳头放在她的私处上方，按住裙子"，这一次卡夫卡大概没有和布洛德一起留在妓院，而是"孤独地、愚蠢地走回了住处"。最令卡夫卡着迷的是巴黎的地铁。"这很容易理解，地铁是一个身体虚弱而又雄心勃勃的陌生人的最好选择，坐上地铁，他就可以快速而准确的，一口气穿越巴黎的精髓"。
９月１３日，卡夫卡告别布洛德，独自去了苏黎世湖畔的爱伦巴赫疗养院，打算在那里继续写小说《理查德和塞缪尔》（Ｒｉｃｈａｒｄ ａｎｄ Ｓａｍｕｅｌ），这篇小说是在这年夏天开始动笔的。但是疗养院中的各种"活动"--按摩、体操和音乐会（听众根据性别分开坐着听留声机）--使他的写作根本无法进行。疗养院中的游客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瑞士中产阶级妇女"。这次疗养产生了效果，他的病"在其他病人惊讶的注视下"消失了。９月２０日，卡夫卡又回到了办公室。１０月，莱姆贝格的意第绪剧团再度来到布拉格演出，卡夫卡是他们的热心观众。作为一名犹太人，意第绪剧团的到来促进了卡夫卡的犹太意识的觉醒。他开始研究犹太人的历史和文化，并且后来一直对此十分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