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１１年９月３０日，这一天是犹太教的赎罪日，卡夫卡去了布拉格犹太教堂。他第一次在信件和日记中特意提到自己的犹太教信仰。在这座古老的犹太教堂中，卡夫卡看到三个虔诚的东部犹太人，他们"弓着身子，趴在祈祷书上，把祈祷披肩拉到头顶，身体尽量蜷缩着"。另外，他那双作家特有的明察秋毫的眼睛还在人群中认出了"妓院老板一家"。尽管这里的祈祷者用"阿拉伯式的音调"做着"声若游丝"的祷告，但他总结说："在更深的层面上，让我激动的是平卡斯教堂的犹太教"。平卡斯是附近另外一座犹太教堂的名字，这座教堂今天以建于１９５８年的大屠杀纪念碑而闻名。
对卡夫卡来说，为犹太教而激动显然是一种全新的情感。卡夫卡的父亲是一个被基督教同化了的犹太人，以冷淡的态度对待宗教，卡夫卡本人则只在上学时对犹太复国运动比较感兴趣。然而，１９１１年是一个转折点。这一年，意第绪剧团到布拉格做巡回演出，卡夫卡遇到了虔诚的东部犹太人--约瑟夫卢斯曾在他们的生活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卡夫卡对犹太教的兴趣被唤醒了，这种兴趣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变得越来越强烈。
卡夫卡对犹太教的态度成为他和他的父亲争论的另一个焦点。在１９１９年那封《给父亲的信》中，卡夫卡细致地描写了在父亲的影响下，他对待犹太教的三种态度。第一个阶段是在卡夫卡的幼年，他因为自己不常去教堂、不行斋戒而引咎自责："我以为，我那样做并不是对我自己，而是对您不公正，于是一种内疚之情涌上心头，这种内疚随时随刻都可能产生"。第二个阶段是少年时期的卡夫卡发现，他的父亲用"犹太教空洞的教义"来谴责他，而这是荒唐可笑的。
赫尔曼每年只有四次去教堂，在教堂里，他常常漫不经心，似乎只在意祈祷的仪式（尽管"有时您能在祈祷书里将大家正在诵读的祷文指给我看，这使我大为惊异。"），只要弗朗兹在教堂里做个样子，赫尔曼就满意了。弗朗兹"在那儿百无聊赖，忍着呵欠，打着盹儿度过漫长的时间（我想，后来只有在舞蹈课上我才有过同样的厌倦）"，尽最大的努力"找点儿有趣的事解闷"，比如每当打开犹太经的经柜时，"我总要联想起娱乐场上的小型打靶室，只要一打中靶心，也会有一扇柜门应声而开，惟一不同的是，从打靶室里出来的是有趣的奖品，而从这里出来的却总是那些破旧的无头娃娃?"卡夫卡在这里刻意用轻率而渎神的方式表达了他的不满，他不愿意仅仅为了仪式而被拖进教堂。童年时，他的父亲曾吓唬他，说他有可能被叫起来诵读《摩西五经》："一连好多年，我一想到这就吓得发抖"。除此之外，他"那种无聊的心绪倒也没有受到别的东西的很大干扰"，但成人礼是个例外。不过，对弗朗兹来说，就连成人礼也"不过是一场可笑的考试而已"。当赫尔曼被叫起来诵读《摩西五经》时，在弗朗兹看来，这只是父亲在社交上的胜利；每当要为死去的人诵经时，赫尔曼总是先把孩子打发走，这给卡夫卡的印象是"这里接下来要发生某些见不得人的事"。家里的情况更糟糕，仅存的宗教仪式是逾越节前夜的祈祷，而这种仪式"日渐变成了一场嘻嘻哈哈的闹剧。"
卡夫卡相信，父亲灌输给他的是实用而势利的犹太教义（在教堂里，赫尔曼经常指给卡夫卡看犹太百万富翁）。而这样做的结果是，"在我看来，最虔诚的态度就是尽快摆脱这种教义"。赫尔曼在"犹太人区的小村镇"里继承了犹太精神，他的确对犹太教传统有一种真实的记忆，然而随着迁居城市、服兵役等等，这种记忆逐渐被消磨了，他心里留下的只是最低限度的犹太精神，因此，"从根本上说，您生活的信念就是，您相信某一个阶层的犹太人那压倒多数的观点是绝对正确的"，但是要把它向下传给一个孩子，"在您传递的过程中，它就像水滴一样漏光了"。由于赫尔曼要传递的教义--"您以犹太教的名义并用浮夸的手势所阐述的"--没有真正的说服力，他不得不诉诸于威胁，并且对弗朗兹那种明显的冥顽不灵大动肝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