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本身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噩梦，女厨使这种情况变得更加糟糕。我开始向她求饶，她只管摇头，我越是求她，我所求的事越使我觉得宝贵，同时感到自己面临的危险也越大；最后我站着不走，求她饶恕我，她不听，拽着我继续向前走，我吓唬她说父母会为我报仇的，她就笑了起来。这个时候她是全能的，我紧紧抓住路旁商店的门，抱住墙角的石头不放，她不原谅我，我就不肯再走一步。我拽住她的裙子往回拽，她要想迈开步子也不容易，但她还是拽着我向前走，一边走一边说，她非要把这一切告诉老师不可。时间不早了，雅各布教堂上的钟敲八点了，学校的铃声也响了起来，其他孩子开始向学校跑去，我一向最害怕迟到了，于是我和女厨也一起向着学校猛跑，我一边跑，一边在心里嘀咕："她肯定会报告老师的，不，她不会报告的"--的确，她没有报告老师，她从来也没有向老师告过我的状。但是，她一直都有可能去告状，而且这种可能变得越来越大，她老是说："昨天，我没有报告老师，今天我非告不可。"她是绝对不会放弃这种可能性的。有时候，她被我气得在大街上直跺脚，有个贩煤的女商人偶尔会站在旁边看热闹。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这桩趣事。一方面，它反映了一段可怖的童年经历，这种经历中常常有一个人处在权力中心，向其他人发号施令，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而童年的阴影往往会伴随这些人走过一生。另一方面，它反映出卡夫卡很可能是一个被宠坏的、难管教的孩子，必须靠一双强有力的手才能把他制服。他大概是一家人的掌上明珠，因为即使从家到学校的路程不远，也一定要有专人护送他上学。再换一种角度，我们会发现它体现出复杂的阶级和种族矛盾。女厨无疑是一个捷克人，她同许多捷克人一样，在富裕的、说德语的犹太人家中帮工，而年幼的弗朗兹卡夫卡则是这户人家的命根子。贩煤的女商人尽管只是在附近旁观，但她很可能注意并理解了这一点。也许两个女人之间曾经有过会心的对视，而弗朗兹卡夫卡那时还是个孩子，对这些可能毫不在意。
当赫尔曼卡夫卡来到布拉格经营自己的事业时，他就下定决心要出人头地。作为一个来自外省、来自捷克农村的移民，他本来应该是捷克人。但在那个时期，波希米亚地区尤其是布拉格的政治和种族冲突十分严重，因此这就涉及到向哪个国家效忠的问题。赫尔曼原本信奉犹太教，但他注意到，只有同那些富裕的、说德语的犹太精英（他们在布拉格的商业和社会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站在一起，他才可能有远大的前程，因此他渐渐变得对犹太教不太热心（这一点后来受到了弗朗兹卡夫卡的谴责）。赫尔曼给家中的六个孩子全都起了德语名字，并把他们送进了德语学校，根本不考虑捷克学校--当时只有百分之十的犹太孩子上捷克学校--这样一来，他和他的孩子所属的阶层也就确定了。
１９世纪末，奥地利所属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地区，包括布拉格市在内，经历着一场急剧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由此引发了局势的变动，各种冲突不时诉诸于武装斗争。在当时，波希米亚是这一地区的工业基地，当地的产业工人通过组建工会，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无产阶级群体。一股泛德国民族主义情绪逐渐苏醒，相反的，捷克民族主义情绪也日趋高涨。两大派别之间的冲突十分频繁，冲突发生后往往需要动用奥地利军队才能恢复社会秩序。卡夫卡年轻时，布拉格直接隶属于维也纳。反犹太主义在青年捷克党内盛行，成了捷克民族主义者的标志。当时的工人清一色都是捷克人，而他们的老板又都是犹太人，这使得情况进一步恶化。
在法律上，奥地利帝国逐步减轻了对境内犹太居民的限制，一大批犹太人从农村迁徙到城市里，赫尔曼卡夫卡就是其中的一个。说捷克语的犹太人曾经发起过一场运动，赫尔曼卡夫卡也参加了，加入了海因里希巷的犹太教堂董事会，这个董事会首次倡导在布拉格犹太教堂中用捷克语做礼拜。但是，不久之后，赫尔曼就投身于说德语的犹太人群体当中了。尽管如此，在１８９７年１１月爆发的布拉格反犹太主义暴乱中，他的店铺仍然躲过了一劫，原因是暴民认为他是捷克人，没有把他当作攻击目标。关于此事流传着一个不足为信的说法，据说当时暴民们曾在旧城区的卡夫卡店铺外有过片刻的踌躇，这时有人大喊："不要动卡夫卡的铺子，他是捷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