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朋友费力克斯韦尔奇宣布订婚了，这并没有让卡夫卡振作起来。他告诉格蕾特，这意味着他"失去了一位朋友，因为一个结了婚的朋友不是真正的朋友"。卡夫卡看重的是一对一的亲密关系，现在却不得不面对可怕的"合伙关系"。另一方面，他和费力克斯定下的"单身汉同盟"解除了，他从中获得了解脱："我是自由的；独自相处时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他希望成为的那个人。"在日记中，他更加坦白，承认费力克斯结婚让他很生气："我仍旧独自一人，除非菲利斯还要我"。另一位朋友，布洛德决定把他的一部新小说《第谷布拉赫通往上帝之路》题献给"我的朋友卡夫卡"，卡夫卡说，"很长时间以来我第一次感到纯粹的快乐……我被抬高了，竟然和布拉赫并排在一起，他可比我重要多了"。
事实上，卡夫卡因为菲利斯而深深地感到痛苦，他不但没有振作起来，而且有了自杀的念头。他想像着自杀的场景：冲向阳台，挣脱所有拦住他的手臂，然后纵身一跃，身后只留下一封遗书："我跳楼是因为菲利斯，但即使她接受了我的求婚，对我来说也不会有多大改变。我只能跳下去，没有别的出路。我只是通过菲利斯才看清了自己的命运；没有她我活不下去，必须跳楼，然而--菲利斯也觉察到了这一点--和她在一起我也活不下去"。
２月２７日，卡夫卡再也不能忍受了。他破天荒请了一天假，星期五晚上坐火车去了柏林，而他根本不清楚菲利斯是不是在柏林（令人费解的是，他仍然没有使用电话这种资源）。第二天早上，他直接去了菲利斯的办公室，请传达员给菲利斯递了一张纸条。等待的间隙，他一直盯着接线总机，"在我的事情上，它从来没有起过作用"。菲利斯对他的来访深感吃惊，但仍然很客气，她下楼来见他，午餐时间带他去了附近的一个小饭馆，在那里坐了一个小时。他和她一起回到公司，还参观了她的办公室，菲利斯下班后，他们又一起做了两小时的散步。晚上，由于工作上的原因，菲利斯不得不去参加了一场舞会，但是星期日上午他们在动物园里度过了三个小时，还去了一家咖啡馆。下午，她又忙着处理家庭事务，没能去车站送他，不过这次她发来电报表示歉意。
在卡夫卡看来，周末的柏林之行，菲利斯似乎"十分喜欢我"，但还不到和他结婚的程度，"她对我们共同的未来有无法克服的恐惧；也许她不能适应我的特殊性格。"她告诉他，她从来不做拿不定主意的事。他坚持说，即使她觉得对他的感情还谈不上结婚，还是要对他的求婚说"同意"，因为"我对你的爱是那么多，完全可以弥补这种不足"。卡夫卡担心菲利斯不够爱他，他甚至怀疑她实际上"有点讨厌我"。在她家的门廊前告别时，卡夫卡想摘掉她的手套吻她的手，她却做出"一幅充满敌意的怪相"。卡夫卡也很讨厌菲利斯的牙齿，她所有的牙齿都补过。除了这些半心半意的愿望，卡夫卡不大确定菲利斯对待文学在多大程度上是玩世不恭的，以及她准备如何面对布拉格的生活。她将会怀念在柏林的日子，怀念她的漂亮衣服，她不会喜欢火车的三等车厢、电影院的便宜座位以及其他种种廉价的东西，她是一个物质女性。
这个时期，她表现得非常友好（尽管如此，卡夫卡仍然有些担心，她本来是一个健谈的人，但和他在一起的七个小时里，她几乎没有说过一个完整的句子）。她和他手挽手散步，即使在其他人面前也用"你"称呼他，她的纪念品盒里珍藏着他的小像，她说她希望保留他的信件和照片，并且很乐意继续通信。但是他们都没有谈到结婚。在返回布拉格的途中，卡夫卡在德莱斯顿火车站给格蕾特寄了一张明信片，卡片背后潦草地写着："不可能比这更糟了。接下来就该是刺刑了"。
在柏林时，惟一的安慰是他第二次见到了马丁布贝尔。卡夫卡把这次见面看作是"我对柏林最纯洁的记忆，这种记忆成了我的避难所"。除此之外，这次柏林之行就完全是一场灾难了。为了避免彻底崩溃，卡夫卡下定决心，如果他不能同菲利斯结婚，他就要辞去在保险公司的职位（或者申请长期离职），前往柏林，尝试着做一名新闻工作者。他要去的柏林是画家恩斯特路德维格基尔希纳笔下的柏林，后者在这一年完成了那幅著名的《波茨坦广场》。奥地利小说家弗莱什冯布鲁宁根曾在一年前写道："你必须认识到，对我们这些在维也纳的人来说，柏林意味着什么"。"对我来说，柏林是疯狂的、堕落的、都市化的、缺乏特色的、巨大的、未来主义的。它是文学的、政治的、艺术的（那里是画家之城）。简而言之：它是地狱粪池和天堂的结合体。"卡夫卡没有选择这个令人狂热的大都市，而是留在了布拉格，他切断了自己另一条逃亡的道路，尽管他对柏林一直念念不忘，并在生命的最后一个年头终于移居那里。但是此时，１９１４年的上半年，他感到"菲利斯使我完全迷失了"，他需要寻找解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