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西等人【Dosi，2003】强调了系统集成中知识的重要性。在错综复杂的价值链中，各种零部件模块化程度越来越高，各企业随之日趋专业化。虽然系统集成者们已经不再直接生产一些子系统和关键零部件，但是它们仍然必须对这些部门的技术情况了如指掌。这样它们才能很好地设计对整个系统的技术要求，并且有效地协调和管理供应商的生产和技术开发活动。因此，系统集成者对技术知识的掌握通常远远超过其自身的生产范围。比如说，波音公司虽然已经不再生产飞机发动机，但是它仍然雇有500个专门研究发动机的工程师，这样可以使它深刻了解发动机技术的最新发展动态，以便于它更好地与发动机供应商在研发和生产方面进行合作。这些系统知识通常使系统集成者能够建立技术标准，在价值链上的协调、谈判和知识储备工作中起到关键的作用。普伦斯普在对飞机发动机价值链的研究中发现，系统集成的关键在于理解和整合飞机发动机中所包含的各种科学技术。因此，飞机发动机行业的集成“主要是技术知识的整合，而不仅仅是简单地将各个零部件组装起来”【Prencipe，2003，第121页】。所以系统集成首先是要对知识进行整合，此外还需要灵活掌握关键零部件和子系统的技术发展规律【Paoli，2003】。这些系统性知识使系统集成者能够建立价值链中的关键技术标准，在价值链的协调、谈判、知识储备工作中发挥关键的作用【Steinmueller，2003】。
因此，系统集成可以说是一只“有形的手”，它根据系统集成者的战略意图来管理和配置价值链中的各种资源。这与完美市场竞争中，以价格信号为单一的依据来配置资源的那只“无形的手”形成了鲜明对比。多西等人【2003】将系统集成者在复杂价值链中的作用与钱德勒【2003】提出的在垂直整合型大企业内部组织经济活动的“看得见的手”进行了比较。两者之间的共同点是惊人的，只不过系统集成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大公司自身的界限，一直延伸到了价值链所有的关键部门。
瀑布效应
诺兰【2001】观察到，大多数全球价值链的结构所具有的特征不仅是在核心企业层面的高度集中，而且还有一种“瀑布效应”，给价值链上各个层级的部门都带来了整合压力。前面提到，系统集成者在价值链中承担了越来越多的计划和协调的职能，与此同时，它们将越来越多重要的生产和研发工作分配给价值链中的供应商和合作伙伴。于是，供应商的能力成为系统集成者竞争力的一部分。在越来越多的产业中，系统集成者已经开始通过产业计划的形式培育数量更少但能力更强的供应商组成供应链。这种做法大幅度提高了对一级供应商在计划、研发和服务等各方面的要求。这对一级供应商产生了巨大压力，迫使它们通过重组并购扩大规模、提升能力，在其核心业务领域内实现规模效益和范围经济。然后，这些一级供应商通过同样的系统集成过程将这种巨大的压力传递给他们各自的供应商网络。其结果就是在整个价值链的各个高附加值的层次都出现了高速的集中过程，这些部门的商业格局也都在向寡头竞争的方向发展。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瀑布效应”。
租金概念
系统集成者进行系统整合的强大力量引发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这种力量【或者说议价能力】从何而来。??普林斯基和莫里斯【2000】认为，价值链上议价能力的分布遵循经济租金【economic rent】的分布情况。经济租金是指企业的某些资产或优势，使其能够提高自己相对于竞争对手的生产力并且设置进入壁垒。它们把适用于价值链分析的各种租金划分为不同类别：有些租金是内生的，是由企业自身构建的，包括技术租金、人力资源租金、组织租金和营销租金，或者由企业集群构建，如关系租金；另有一些租金对于价值链是外生的，如资源租金和政策租金【表2.1】。这些租金不仅构成企业竞争的优势，也是企业价值链中议价能力的来源；它们不仅是价值创造的关键所在，而且也对价值链参与者之间的价值分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企业之间的关联关系
在价值链分析中，企业之间的“关联关系”【linkage】的概念不同于市场中正常交易所涉及的概念；它侧重于企业之间交易价格之外的关系，它能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跨国公司投资国内产业所创造的外部性。在测量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所造成的影响时，通常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测量跨国公司在当地的采购额或雇用劳动力的人数，将测量结果作为影响程度的量化指标。这个做法并不全面，因为它没有考虑到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商业活动的外部性，也无法评估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之间所建立的关联关系的效率。拉尔认为，对外部性的评估必须包括以下因素：【1】在没有跨国公司投资的情况下，本地企业是否能够生存；【2】将跨国公司和当地企业作为主要客户时，相应价值分布的比较；【3】东道国是否可以用较低的成本创造相同的企业关联关系；【4】跨国公司是否抑制了本地投资。除此之外，跨国公司通过影响当地产业结构、本土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增长速度、本土企业融资、营销、技术或管理实践，可能会间接地对当地经济产生重要影响【Lall，1980，第29～30页】。
价值链类型
关于价值链的不同类型，许多学者已经尝试根据价值链的治理模式来划分价值链的种类。学界在分类和全球价值链结构演变趋势上存在巨大差异。
杰里菲【Gereffi，1994】根据“核心企业”的主要活动区分了买方驱动的价值链和生产商驱动的价值链。在他的分析中，买方驱动的价值链和生产商驱动的价值链的不同之处包括核心企业控制的租金类型、进入壁垒的性质和企业间关联的类型【见表2.2】。如此分类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许多核心企业同时存在购买和生产行为。例如，汽车制造商不仅是生产商，同时也是零部件的大买家；汽车制造商在车型设计和市场营销上的业绩同生产效率和技术能力一样重要。尽管杰里菲在类型学上的理论并不完美，但他的重要贡献在于把价值链上企业间关联的性质与核心企业最重要的活动【也就是战略】联系在了一起。
鲁伊格罗克和范·塔尔德【1995】提出了价值链在不断演进中出现的三种主要类型。在平等学习网络【egalitarian learning networks】中，互动伙伴具有同等规模，在自愿基础上彼此开展合作和竞争；在正式的控制层级类型的价值链【formal control hierarchies】中，核心企业一般是深度垂直整合【vertically integrated】的工业企业；在非正式的控制层级类型的价值链【informal control hierarchies】中，核心企业一般作为垄断买家处于多层级供应网络的顶点，对供应链中的各项关键活动进行组织协调。二人认为，价值链结构是各个关键角色在价值链中讨价还价的结果，包括核心企业、供应商、分销商、职工、金融机构和政府。纵观历史，资本主义经济的主流价值链结构逐渐从平等学习网络【如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的英国企业】向正式的控制层级【如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的美国福特式企业】转移，最终转变为非正式的控制层级【如信息革命时期的日本丰田式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