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沃尔玛等外资零售商业务显著影响的另一类零售商是零售业中的中小型商店【小零售铺】。从1996年至2000年间，零售业雇员增加了600多万，全职员工增加了近11%，而兼职员工人数大幅增长了77%。人数增长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吸收了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1997年，中国增加了将近100万个零售点，这表明有越来越多的下岗职工试图凭借小零售店谋生。然而由于大型零售商的激烈竞争，其中大多数在一两年内就被迫停业。WTO协议消除外资零售商在华经营的地域限制之后，沃尔玛开始把在华零售业务的重点放在二级和三级城市，特别是人口约50万的城镇。届时，沃尔玛对中国中小型零售商的影响甚至会更大。美国关于沃尔玛的大量研究表明，沃尔玛对其周围的中小型零售商有巨大的负面影响。斯通【Stone，1988】研究了爱荷华州10年以来沃尔玛店铺对小城镇社区【人口数量为5000～40000】的影响。总体而言，一家新的沃尔玛店铺导致已有沃尔玛店铺的城镇“主街”零售额下降4%，周边没有沃尔玛店铺的城镇零售额下降15%。随着社区规模的减小，负面影响甚至更明显。在不到5000人口的社区，零售额跌幅高达17%～61%不等。格瑞德尔和克兰【Gruidl和Kline，1992】进行的另一项研究发现，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城镇开设一家沃尔玛店铺，导致同一地区其他零售商的销售额在3年后平均减少了10%。
另一方面，沃尔玛声称，它的山姆会员店模式对小零售商有所帮助，让它们借助沃尔玛庞大的购买力降低自己的采购成本。目前，山姆会员店在中国约有10万家企业客户。这些小零售商已成为沃尔玛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使沃尔玛能够将其产品经销到只有小零售店才能触及的消费者手中。对于许多小零售商而言，与沃尔玛结盟已成为重要的生存策略。
消费者利益
沃尔玛零售业务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的城市消费者，他们可以享受沃尔玛琳琅满目的产品选择、始终如一的低价、优越的服务质量和对食品安全的保障。在过去20年里，食品安全已成为中国的一个大问题。近年来出现的一连串丑闻动摇了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其中包括2004年发生在河南的有毒奶制品案，造成12名婴儿死亡、189名婴儿受伤【《人民日报》，2004年6月9日】。据专家估计，每年在中国至少发生20万～40万起食物中毒事件，中国的癌症病例中高达1/3是源于长期摄入有毒食物【《中国经济时报》，2001年10月】。据卫生部统计，2003年中国总共有323人死于食物中毒，比2002年增加了134.1%。《中国青年报》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近几年90%的中国城市人口都遇到过不同程度的食物中毒事件；而82%的城镇居民担忧食品安全【《中国青年报》，2004年7月5日】。沃尔玛在中国采用了多种办法控制食品质量和安全。沃尔玛在将一个新的食品供应商纳入其供应链体系时，除要求适当的政府认证以外，还对供应商实行严格的资格审核程序，其中包括工厂检查及跟踪抽查。沃尔玛在每个城市专门聘请一名员工对供应商进行卫生和安全标准抽查。在食品??架前，沃尔玛的接货人员还要对样品进行物理检查，店铺中也安装了仪器检查生鲜农产品的杀虫剂含量。
沃尔玛目前正与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合作，准备设立食品安全基金。该基金将用于普及中国各零售商关于食品安全的最佳实践。沃尔玛中国区的一名行政主管表示：“我们非常关注食品安全问题。我们相信在这一领域能够做得比大多数竞争对手都好：它们第二天就可以让新产品上架，而我们必须根据非常严格的卫生和质量标准对新供应商进行确认，这一程序可能费时数周之久。我们非常重视质量和卫生问题。因为我们必须要保护沃尔玛这个全球品牌。”商务部的一份报告显示，大型零售连锁店目前是我国无污染、无公害食品最安全的销售渠道。
对员工的影响
2006年，沃尔玛的中国店铺雇用了约3.7万名员工。这一年沃尔玛的员工流动率是所有大型零售商中最低的，被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命名为“零售业最佳雇主”。更重要的是，沃尔玛声称它在中国的采购业务为沃尔玛供应商雇用的150万名员工创造了工作。除了创造就业外，沃尔玛还形容它自己是促进中国厂商执行劳动标准的正面力量。沃尔玛全球采购中心的一名主管表示：“我们关注安全，我们关注健康，而这就需要成本。我们确保雇员获得的工资高于最低工资标准。我们要求厂商必须安装消防灭火器和消防通道。有些供应商没有这些设施，即使他们能向我们提供更低的价格，我们也不和这些人做生意。”从1992年起，沃尔玛要求其供应商在一份准则上签字，承诺商业行为合法，特别要满足劳动标准规定。此外，沃尔玛全球采购中心雇用了一支拥有150名员工的内部审计队伍检查全世界供应商的工厂，确保工厂满足适当的劳动标准。这支队伍中有一半人常驻中国。2004年，沃尔玛终止了与400名供应商的交易，主要原因就是供应商的工人超过了加班时间限制。另有72家工厂因为雇用未满法定工作年龄【中国为16周岁】的童工而被列入永久黑名单。
沃尔玛全球采购中心采用了好几种办法来确保内部审计队伍进行严格、公正的检查。首先，中心在任何检查中总是派遣两名人员，并且在下一次访问中对每人做不同的配对，防止滋生腐败。中心还把检查队伍分为三级。一级检查员负责对供应商的工厂进行日常检查；二级检查员负责审计一级检查员的工作；三级检查员随机选择供应商的工厂，对前两级检查员的工作进行检查。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沃尔玛生产“Kathie Lee”牌手袋的中国工厂被曝光存在虐待劳工的行为，引起了大量媒体的关注。批评人士指控沃尔玛不定期检查那些通过中间商向沃尔玛销售商品的小工厂，也不检查供应商的所有分包商，如美泰公司或戴尔公司等美国供应商在中国的制造业务。甚至沃尔玛现行的检查也遭到大量批评。劳工权益人士声称工厂通常会事先通知员工，往往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应付检查，如打扫清理、制造假计时卡、事先告诉工人应当说什么等等。沃尔玛不允许对其供应商的工厂进行事先未作声明的独立检查。
沃尔玛检查行动的覆盖范围、强度和结果仍存在争议，但是沃尔玛向中方供应商施加强大压力，要求降低成本这一点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些压力往往会转化到工人身上，工资停滞、工作条件恶劣、工人被强迫加班等现象层出不穷。一名劳工活动家报道说，沃尔玛的供应商在旺季常常要求员工每周工作长达80个小时，而每个月工资在75～110美元之间，严重违反了中国的《劳动法》。在另一项报告中，在沃尔玛在东莞的玩具供应商工厂工作的一名女工表示他们这些雇员已经4年没涨过工资了【每月75美元】，工人们每天“只能在脏兮兮的餐厅里吃蔬菜充饥”。
沃尔玛全球采购中心的高管人员认为，尽管有严格的检查，但是他们不可能控制供应商的行为。中心的一名主管表示：“其实我们不控制工厂。只要工人的工资高于最低工资标准，我们就无法命令工厂老板给工人们涨工资。即使我们给供应商一个更好的价钱，让他们能够给工人付更多工资，但要是工厂老板把这笔钱放进自己的口袋，我们也无能为力。这都是由市场供求平衡决定的。我们必须要遵循市场规律，就这么简单。”
中国与沃尔玛的伙伴关系
目前，沃尔玛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伙伴。从我们的研究来看，这个伙伴关系是多层面和复杂的。沃尔玛全球采购中心联系着美国的消费者和中国从事劳动密集型生产的千万家生产企业。沃尔玛利用其全球采购力，在挑选成本最低的供应商时“使国家与国家之间，供货商与供货商之间处于直接对立的状态”。在华的港资和台资企业凭借优越的设计能力、生产营销知识和与沃尔玛采购人员之间的长期关系，在满足沃尔玛的全球采购需求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沃尔玛的全球供应商与沃尔玛之间存在合作关系，但也不断受到其压力要求降低成本。
沃尔玛在中国的店铺业务与大量本土供应商合作，以满足地方消费者的购物偏好。对于许多本土供应商而言，沃尔玛为它们提供了通往全国众多城市市场的渠道。一方面，满足沃尔玛的严格要求可以提高工厂的效率，使工厂较容易与其他大型零售商签约。另一方面，沃尔玛无情地压低成本，也严重限制了这些供应商的利润水平。沃尔玛在中国的成长刺激了部分价值链合作伙伴的发展，例如沃尔玛的业务为万达的转型提供了支持，使这一家刚刚从腐败丑闻阴影中走出来的地方住宅开发商，一跃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型购物中心开发商。
来自沃尔玛等全球零售商的严峻竞争压力，在很大程度上掀起了中国零售业的整合浪潮。中国现代渠道销售部门的竞争在大型全国连锁企业之间越来越激烈。鉴于外资零售商主导着快速发展的大型超市行业，许多中资零售商能否生存下去依然是个未知数。与此同时，来自大型零售商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导致小零售店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而后者是城市就业的主要渠道之一。沃尔玛通过山姆会员店对地方中小型零售商所起的支持作用给分析增加了一层复杂度，而且效果仍有待证实。同时，中国的城市消费者显然受益于沃尔玛低廉的价格、广泛的产品选择、高质量的服务以及对食品安全的保障。
沃尔玛在华的零售和采购活动支持了数百万低技能工人的就业，其中大多数是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寻找工作的农民工。这些工人接受了长期停滞的低工资和较差的工作条件，已成为沃尔玛建设“天天低价”战略最底层的基石。沃尔玛供货商的雇员大多数从事重复性的劳动密集型工作，这种工作几乎不提供任何培训和提升空间。但另一方面，这些民工可能也无法在其他地方找到更好的选择。《华盛顿邮报》如此形容中国和沃尔玛之间的关系：
由于资本在全球四处搜寻更廉价、适应性更强的工人，同时穷国谋求跨国公司提供就业机会、促进生产并打开出口渠道，沃尔玛和中国因此成为了最佳合作伙伴，它们的共生关系对整个世界的劳动和消费产生了深刻影响【《华盛顿邮报》，2004年2月8日】。我国凭借低成本高质量的制造企业参与全球商品价值链，有效增加了高收入国家消费者的福利。与此同时，我国在劳动密集型商品生产上的优势和主导地位已成为国际关系的一个中心问题，直接造成了中国对美国庞大的贸易顺差，也可能造成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立，特别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正在努力加入全球商品价值链，保护自己的贸易地位。随着《多边纺织品协定》等贸易保护协定的失效，我国目前在全球商品价值链中的优势有可能使我们与第三世界传统盟友之间的关系出现日益紧张的局面。在21世纪初，我国每年约有1000万人口加入劳动大军。他们中间的很大一部分都是低技术工人，愿意像在珠江三角洲的前人一样接受低工资和恶劣的工作条件。通过沃尔玛等零售商控制的全球商品价值链，这些人将与全世界亿万工人一起竞争低报酬的劳动密集型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