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政府的有关政策也对移民产生了影响。历届墨西哥政府对流入美国西南部的墨西哥移民几乎不加限制，甚至有时还认为此地是自己一部分“合法”的故土。更加实际的墨西哥官员，一直把美国看做免费培训技术工人和养成清洁卫生习惯的大本营。移民把这些东西带回来，白白地给墨西哥带来实惠。然而，革命后的墨西哥政府也曾坚持从国外召回移民的原则，而且还通过各种方式资助他们回国。尽管当局也明白，许多季节性工人只是把资助的钱用做农闲时回国的旅费，并乐此不疲。后来，时日一久，墨西哥政府对其遣返计划开始严加甄别。20世纪30年代的卡德纳斯政府执意不把那些依靠美国救济的移民召回来。“二战”后，这项计划则鼓励那些具有技能的人返回祖国。但大体上说来，墨西哥政府一直把实行限制移民看做美国方面的问题。它自己所关心的，主要是保护在美国的墨西哥人。尽管墨西哥自身极力堵截企图越境进入其西南部地区的非法移民，但它却与美籍墨西哥人团体沆瀣一气，反对美国边境巡逻人员采取任何坚决（被说成是“压制”）的行动。
社会和经济进步
从人口角度来看，美籍墨西哥人相当复杂，而且散居各地。他们“集居”在美国西南部地区，但这个所谓“集居”的地区却比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加在一起的面积还大，仅洛杉矶市区的面积就比比利时的领土还大。美籍墨西哥人社区广泛分布在美国西南部各地，但在每一地区，他们又都是“集居”的，甚至北部的芝加哥一带也有规模颇大的墨西哥人社区。
除了像其他任何特大种族内部存在阶级、教育、职业等差别之外，美籍墨西哥人因其家庭是随着多次不同的移民浪潮而来的，在美居住时间长短不一，所以内部还存在着极大的特殊差异。何况墨西哥国内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这也势必影响到不同时期来美的墨西哥移民的素质。墨西哥国内的都市化发展已在该国的职业结构上反映出来。1940年以前，大约有2/3的墨西哥工人从事农林牧各业，但是到1970年，这个比例就降到不足1/2。
在美国的墨西哥人也变得城市化了。1950年，西南部有68%的讲西班牙语的人住在城市。到1960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79%，1970年则达到85%。与美国总人口相比，美籍墨西哥人的城市化程度是偏高的。但是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他们的城市化程度又偏低，因为他们只是在近期才开始城市化的，这还表明他们仍处在继续适应的过程之中。再者，墨西哥人真正住在大都会地区的人数仍赶不上黑人或白人。
墨西哥人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反映出他们内部存在的巨大差别。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洛杉矶的调查表明，收入高的美籍墨西哥人家庭的户主有近半数出生在当地，而大部分收入低的家庭，其户主则出生在加利福尼亚以外的地方，其中包括31%的人出生在墨西哥。高收入家庭的户主出生在墨西哥的不到10%。另一个是由居住地区不同所造成的重要差别。1959年，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墨西哥人的工资收入，高出得克萨斯州墨西哥人的两倍还要多。社会阶层不同也使他们的人际关系各异。在洛杉矶，高收入的墨西哥人有一半生活在以美国白人为主的社区。地位较高的墨西哥新娘，有半数嫁给了异族郎君，尽管总的来看，约有3/4的美籍墨西哥人婚姻发生在同族内。
各代人之间的差别很大。第一代美籍墨西哥人的平均年龄为43岁，第二代为24岁，而第三代则13岁。对于究竟应当如何称呼自己的种族，墨西哥人内部也存在分歧。有人主张叫“墨西哥人”，有人主张叫“拉丁人”，有人主张叫“西班牙人”，还有人主张叫“奇卡诺人”或其他一类名称，真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时一部分人喜欢的名字，其他人则可能感到不顺耳，像“西班牙人”或“拉丁人”这样的称呼，会引起许多人的反感，因为这一称呼是长期用来区分上流社会与墨西哥普通百姓的标志。另有人则讨厌叫“奇卡诺人”，认为这是在赞颂粗俗的举止。由于对最终选择称呼一事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因此美籍墨西哥人的各政治团体拒绝实现大联合，这足以反映他们在名称这个问题上敏感到了何等程度。
经济状况
早期墨西哥移民所从事的户外体力劳动--比如在农场或铁路上工作--现已大多转为城市职业。到1960年，只有16%的墨西哥男子在西南部地区从事农业劳动，这个比例与从事手工业的人数相当，但低于“操作工人”所占23%的比例。只有5%是机关工作人员，专业人员为4%，皆低于黑人或白人的比例。墨西哥人的失业率几乎是全美平均数的两倍。在西南部，他们的家庭平均收入是非西班牙裔白人家庭的65%。
上述这些数据掩盖了许多重要的内部差别。在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市，墨西哥人的收入占非西班牙裔白人收入的59%，在加州的圣迭戈为84%。底特律市区的墨西哥人的收入，是得克萨斯州拉雷多或布朗斯维尔两市墨西哥人收入的两倍多。这些差别有时实际上只反映各地区经济本身的差别，与墨西哥人并无多大的联系。例如洛杉矶和圣安东尼奥是两个拥有墨西哥人口??多的城市。这两个城市具有不同的经济发展史，为其广大居民提供的就业状况和收入结构是不一样的。定居在离开西南部很遥远地方的城市里的美籍墨西哥人，往往是从流动劳力大军中远走高飞的人--这批人可谓非等闲之辈，他们收入高是因地制宜的眼光，而不是由地区本身造成的。
过去几年来，美籍墨西哥人的收入，不仅从绝对数字来看，而且相对于美国总体收入水平，都已有所提高。1949年西南部地区的美籍墨西哥人的个人收入，只是非西班牙裔白人的57%，到1959年已上升到62%。在1969年，西南部地区25～64岁的墨西哥男子的工资，是同龄组非西班牙裔白人工资的66%。到1971年，他们挣得的工资已达到美国平均数的73%。
要在工资收入方面作出真正有意义的比较，是很困难的，因为美籍墨西哥人比其他美国人平均年轻10岁，而且除其他差别之外，仅就他们所受的教育来看，在质量和数量上水准都很低。1971年，25岁和25岁以上的墨西哥男子的收入，比美国受过8年以下教育的人的平均工资要高，而相当于那些中学肄业或毕业人士收入的90%。这一档未上过大学的人，包括大部分（90%以上）美籍墨西哥人，他们的收入接近具有同等学力的其他美国人，但是仍可观的族际收入差距反映出受教育程度的不同。1950年，美国西南部的墨西哥人平均只读过5年书，而同一地区非西班牙裔白人则读过11年书（黑人为8年）。到1960年，美籍墨西哥人受教育平均为7年，非西班牙裔白人为12年，黑人则为9年。尽管美籍墨西哥人的教育程度要比黑人或白人提高得快，但在这三者中他们的教育程度还是最低的。
在校学生的成绩是参差不齐的，美籍墨西哥学生当然处于劣势。无论是在单独为墨西哥儿童开办的学校里还是在混合学校里，也不管其父母是体力劳动者还是白领工人或技术人员，美籍墨西哥少年在智商测验和其他标准化测试中所得的成绩都偏低。对墨西哥裔学生实行双重打分标准部分地掩盖了这些差别。实行双重标准，一方面是为了照顾学生们的“感情”，另一方面是为了不让“整个教育体系翻船”。但是，中小学阶段长期成绩不佳，到头来势必影响到那些升入高校的墨西哥青年能选择什么样的大学，以及进入什么样的科系。大多数进入高校的墨西哥青年只能进入次一等的大学。比如在得克萨斯州，考进一流的得州州立大学奥斯汀本部的墨西哥学生，尚不到进入次一等的得州州立大学埃尔帕索分校学生的1/3，尽管得州州立大学奥斯汀本部在校学生的总数要多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上过大学的美籍墨西哥人的收入只占具有同等学力的其他美国人收入平均数的77%。而只具备大学以下学力的墨西哥人却能在职业上与其他同等学力的人拼个高低，因为在他们的岗位上，干得好坏时常与所受教育并无多大关系。如果墨西哥人与黑人或白人受到同样质量的教育，那么墨西哥人的收入要比黑人或白人来得高。这也就是说，墨西哥人能充分利用其所受教育来谋取经济上的收益，但问题是他们受的教育太少，迈不开步子。
其他方面的因素也使收入对比复杂化。例如在美籍墨西哥人中，妇女参加工作的比例低于白人或黑人，这就影响了个人和家庭收入的多寡。还有，墨西哥男子的失业率是黑人男子的2倍，是白人男子的3倍。
一个家庭的经济生活水平，不仅取决于它的收入多少，还取决于家中有多少成员需要扶养。美籍墨西哥人的平均收入或按家庭收入初看起来并不低，但若平均到人头，就少得可怜了。比如，墨西哥人1959年的人均收入是西南部非西班牙裔白人的47%，比黑人的平均收入还低。这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收入比黑人高的墨西哥人反而住房更加拥挤，送孩子上大学的机会更少。墨西哥人要养活的人口太多了。墨西哥人家庭平均子女众多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墨西哥妇女参加工作的要比黑人或白人妇女少。美籍墨西哥人的老弱妇孺所占的比例高于黑人或白人。这种情况是由于孩子多造成的，因为年长的美籍墨西哥人所占的比例低于黑人或白人。
经济上的进步对各代不同的墨西哥人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第一代墨西哥裔男子（原出生在墨西哥），其收入明显地要比第二代、第三代人的收入低。但第二代人的平均收入又要比第三代高出14%。这似乎意味着到了第二代以后进步就停止了，并开始倒退。这种理解当然不对。这三代人在年龄分布上很不相同。第一代平均年龄最大，第二代次之，第三代人最年轻。如果把年龄因素考虑在内，第一代移民的处境乍看起来更为不利。比如，第三代人的收入平均值比第一代高出11%，但是在25～64岁这个挣钱最多的年龄段内，年龄相同的第三代人挣得的收入又比年龄相同的第一代人高出20%。第二代人比第三代人的收入要高，这种看起来不合情理的状况是由于年龄上的差别造成的。因为第二代人一半以上已超过35岁，而第三代人却大部分仍不到35岁。假如在同一年龄段相比，实际上第二代人与第三代人的收入是大致相仿的。
1969年美籍墨西哥男子的平均收入
这并不意味着进步已经停止了。第二代和第三代墨西哥人的收入，无论是从自身所获得的绝对值还是相对于其他美国人来说，都有所提高。第一代墨西哥人也在进步。那些在美国居住期长达15年或15年以上的移民，最后收入都赶上了在当地出生的美籍墨西哥人。10年后，墨西哥赴美移民的收入只比那些出生在美国的墨西哥人低5%。20年后，他们的收入就超出后者达3%。墨西哥赴美移民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在收入方面赶上在美国出生的墨西哥人，这给经济学家们所说的“人文资本”--专业技能和长期经验--在一个特定的经济环境中的重要性提供了印证。这种资本包括建立联系，学会如何利用现有机构，知道如何寻找较好的工作，以及怎样谋求升迁等。其中奥妙一言难尽，足以使人们对所谓墨西哥人与一般美国人在收入上的差距基本上或完全是由于雇主的歧视所造成的武断说法产生怀疑。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样，念过中学的美籍墨西哥男子的收入就相当于甚或高于同等学力的其他美国人。
还有一个因素的影响是很难测定的，那便是在美国有大量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许多雇主乐意雇用他们，因为他们不会给老板找麻烦，而且愿意接受低额的工资或较差的工作条件，因为他们出于害怕暴露自己的非法身份或怕老板报复而不敢诉诸法律来保护自己。例如在“临时劳工计划”实行期间，合法移民在工资和待遇上都得到政府的保护，而“湿背”们则没有这个福气。许多雇主喜欢“湿背”而不用临时劳工。1966年关于最低工资额的法令的实施对象延伸到农业工人，在美出生的美籍墨西哥人以及合法在美国工作的墨西哥人，使雇主用在他们身上的开销，与在非法侨民身上的开销进一步拉大了距离。
社会状况
美籍墨西哥人的文化注重家庭。像意大利移民一样，“对家人热情，对外人敌视”是墨西哥人的特征。在社交活动和交往中，亲近的朋友抱成一团。墨西哥人传统上是男子汉当家，男子刻意保护女子的贞洁，不让妇女外出就业。差不多半数墨西哥已婚妇女在十几岁时就出嫁了。这使得上过大学的女子比男子少（尽管在中学里，男女比例是大体相当的），也使墨西哥人的家庭人口格外多，无论在墨西哥还是在美国，都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