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其他低收入种族，家庭破裂现象在美籍墨西哥人当中实属罕见。墨西哥妇女的离婚率比白人妇女要低，且不到黑人和波多黎各妇女的一半。在墨西哥人家庭里，妇女当户主的只有12%，相比之下在黑人与波多黎各人家庭中，这个比例则分别为31%和34%。
美籍墨西哥人的家庭规模一般比美国黑人、白人、波多黎各人或其他种族的来得大。在1960年，有2/3的墨西哥人婴儿是由有5个或5个以上子女的母亲生育的。收入低下而且未受过中学教育的妇女，平均有6个以上的孩子，而上过中学的中产阶级妇女则平均只有两个孩子，这表明墨西哥妇女的生育率情况因人而异。总之，家庭规模的大小反映出他们对美国文化准则认同的程度。纵观历史，这一点也可以得到证明，因为过去美籍墨西哥人的家庭虽然比现在大，却并不比当时其他种族的家庭大。但是1924年实行严格限制移民的法令以来，其他种族变得更加美国化，其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大大超过了墨西哥人，原因是大量墨西哥移民仍在不断地涌入美国，从而强化了他们自己的文化意识。
地理因素也能说明这一点。凡遇有大量的墨西哥人“集居”一地并足以维持本族文化的地方，其生育率通常就要高出居住较为分散或只属居住区人口当中一小部分的那些地方的同胞。像在得克萨斯州的布朗斯维尔和拉雷多这样一些都市地区，大批墨西哥人多少世代以来就在这里居住，并保持着自己单独的亚文化意识，所以他们的生育率就要比在洛杉矶或长滩的墨西哥人来得高，因为这两个地方的墨西哥人来美较晚，“集居”程度也偏低。虽然洛杉矶是??籍墨西哥人口最为众多的一个城市，但美籍墨西哥人占该市总人口的比例，却远远低于他们在拉雷多、布朗斯维尔或其他许多得克萨斯州城市的比例。即使在洛杉矶，东郊墨西哥人的生育率也是全市墨西哥人当中最高的。在布朗斯维尔市，35～45岁的墨西哥妇女平均生育孩子5个以上，而在长滩，同年龄段的墨西哥妇女所生育的孩子却平均不到3个。在长滩，墨西哥妇女大约有50%念完了中学，在得克萨斯的布朗斯维尔则只有1/6，而在拉伯克更不到10%。拉伯克市35～45岁左右的墨西哥妇女平均有5.5个孩子。
西班牙语几乎是一半美籍墨西哥人的家庭用语。全美大约有47%的美籍墨西哥人是在说西班牙语的家庭里长大的。此种坚持在美使用一种外国语言的比例，高出欧裔其他种族，但却低于波多黎各人（72%）和古巴人（87%）。墨西哥人使用哪种语言也和其他方面的文化认同现象一样，地方与地方、阶级与阶级之间都不尽相同。在洛杉矶那些墨西哥居民稀少的街区，一半以上收入较高的墨西哥人对其子女基本讲英语或只讲英语，而另外40%则对他们的孩子讲两种语言。但在洛杉矶近郊那些低收入的墨西哥人当中，有一半人只使用或主要使用西班牙语，另有24%的人讲两种语言。在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市，几乎有3/4收入低的墨西哥人认为自己能同时运用两种语言。
说哪种语言对接受教育和经济收入都会带来严重影响。母语是英语的西班牙裔人与母语是西班牙语的人相比，前者念完中学和进入大学的比例分别比后者高出50%和70%。在洛杉矶，几乎一半低收入的墨西哥人声称讲英语有困难。这个比例在圣安东尼奥还要高。而在这两个城市里，高收入的墨西哥人讲英语有困难者的比例就要低得多。
选择何种语言，讲得流利与否，本来只是个十分简单的问题，因为语言只是人们交往的工具罢了，但在美国这个讲英语的国家里，这个问题已变成一场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在学校里教授英语并让西班牙裔青年人更多地使用英语的做法，被一些人（包括非西班牙裔的知识分子）认为是在把西班牙语贬为“劣等”语言。更有甚者，由于无法在语言上与护理人员、消防队员及警察沟通而酿成不少悲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反而要求从事这类职业的人都要学会说西班牙语，岂非咄咄怪事？
为了让学生们掌握英文，西南部地区的公立学校曾一度反对、禁止甚至惩罚那些使用西班牙语的墨西哥学生。近年来，出于政治上的压力和联邦法院的威逼，学校里开始实施“双语”教学计划，但实际上常常只用西班牙语授课。这对美籍墨西哥人的文化适应或经济发展会产生何种影响，人们将拭目以待。
美籍墨西哥人所讲的西班牙语并不是正宗的卡斯蒂利亚西班牙语，只不过是一种墨西哥穷人的方言，掺杂着一些美国词汇而已，与当初的意大利移民如出一辙。为了保持纯正的西班牙语，美国的西班牙语电视台通常向拉美国家请主持人，虽然美籍墨西哥人也会在节目中充当客串角色。美国的西班牙电视台和电台主要受到穷困且文化适应能力差的美籍墨西哥人的欢迎。英文报刊普遍受到墨西哥人的欢迎，不管他们挣多少钱或住在什么街区，而西班牙文报刊他们却不怎么爱看。
美籍墨西哥人目标和价值取向从来都不以教育为中心。以1960年为例，西南部只有13%的西班牙人后裔上完中学，相比之下，同一地区的黑人有17%，非西班牙裔白人有28%，美籍日本人有39%都读完了中学。当然，受教育的情况随着时代在发生变化。在1950年，西南部的西班牙人后裔只有8%的人念完中学，仅仅10年之后，这个比例就上升到了13%，1970年又达到29%。墨西哥人所受教育的程度随着他们对美国文化规范的接受和程度不同而大相径庭。在美国西南部地区的第三代美籍墨西哥人中，读完中学的占38%，而第一代（在墨西哥出生的）城市居民中，读完中学的只占4%。不少人试图通过问卷方式而不是通过实际调查美籍墨西哥人的行为来确定他们的文化价值观。但是，回答问卷不费吹灰之力，因此难以反映出答卷人求学的决心，尤其是因为教育是长期的过程，许多人忍受不了寒窗之苦。
对美籍墨西哥人来说，也和其他少数种族一样，文化认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西南部地区的美国人从墨西哥人那里同样学到了许多有特色的东西，其中不仅包括墨西哥的农牧场设备和技术等一类实用的东西，还包括墨西哥食物及西班牙名称。至今西南部仍保留着许多西班牙征服时代的地名，但是许多西班牙文地名和街道名称却是不久前才出现的，是由非西班牙裔人给他们自己的社区起的名字。比如帝王海滨就是一个比较新的社区，该地只有很少一部分西班牙裔居民。类似这些用西班牙语命名而西班牙裔居民特少的街道还有许多（太平洋岸边帕利塞德市的柯凡尼达·德科尔特斯大街仅是一个例子而已）。
对美籍墨西哥人进行社会病理学研究，能反映他们不同的年龄构成。美籍墨西哥人死于因年老体衰而得的恶性疾病（如癌症、慢性心脏病及心血管损伤）的比例要低于全美的平均数，但死于风湿性心脏病、肺病和车祸的比例却相当高。车祸是墨西哥年轻人死亡的主要原因，占16～25岁年龄段死亡总数的43%。墨西哥人的婴儿死亡率也很高。在美籍墨西哥人中，尤其在城市的青年人中，犯罪和暴力夺去了许多墨西哥人的生命。仅在洛杉矶县一地，估计就有13000名美籍墨西哥青年属于各种犯罪团伙。该县1977年就发生了69起人命案。
政治
美籍墨西哥人长年来在社会上和政治上是“很不起眼”的。由于生活和工作在孤立的农业社区或自成一体的都市角落里，他们对美国的政治制度或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由于很少获得公民身份，而那些具有公民身份的人又很少参加投票，因此政界人士对他们不屑一顾。到美国来的墨西哥移民承袭了他们在墨西哥的方式，尽量不与政府打交道。加上许多人又是非法移民，因此他们更对政府敬而远之了。
“二战”后，这种长期的积习开始有所改变。那些在军队中服役的墨西哥人开阔了眼界，战后复员回家也就有了更高的理想和更强的自信心。整个社会也开始对少数种族的问题和权利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从而为墨西哥人提高和表达其政治意识提供了客观条件。20世纪60年代的黑人及其他种族的民权运动和反抗组织，为墨西哥人进行同样的斗争提供了模式和动力。
20世纪60年代由塞萨尔·查瓦兹领导的农业工人的劳动工会所发起的政治运动也许是最有名的，不管查瓦兹领导的工会斗争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经济后果（工会成员工资提高后，数以千计的工人被机械化淘汰下来），但是他却成了全国性的知名人士，在政治领域举足轻重。
美籍墨西哥人获得选任官职，可谓时间晚，数量少。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起，一批墨西哥人开始在全美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约瑟夫·蒙托亚在新墨西哥州人从政多年后，于1958年当选为美国国会众议员，1964年当选为美国参议院议员。1961年亨利·B·冈萨雷斯在得克萨斯州当选为美国国会众议员。1962年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R·罗伊鲍尔被选入国会。得克萨斯州的埃里奥·德拉戈萨、新墨西哥州的曼努埃尔·卢罕相继于1964年和1968年当选国会议员。1974年墨西哥裔的劳尔·赫克托·罗佩斯和杰里·阿帕达卡分别当选为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州长。在州一级的政权机构里，1967年西南部各州墨西哥裔当选州立议员的已有600人出头。此外，许多美籍墨西哥人的“代言人”在全美或地方政坛上崛起，领导着规模不等、存在时间长短不一的各式各样的组织。其中一些是仿照黑人的反抗运动模式建立起来的，比如“褐色贝雷帽”就是参考“黑豹党”而取名的。但是大多数美籍墨西哥人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类组织。虽然新闻界以“芝加哥人”的名义对他们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
尽管个别人士取得了一定的政治成就，但是作为一个种族，美籍墨西哥人仍算不上是强大的政治参与者。在墨西哥人当中，申请合法公民身份、登记参选和参加投票的比例都是很低的。此外，对于一个具有高度个人意识的文化背景的民族来说，获得政治上的团结并非易事。例如在洛杉矶，谁要想把大批的墨西哥人拉去参加选举，那是十分困难的。洛杉矶的美籍墨西哥人口超过墨西哥本国任何城市的人口，但是在近20年内，却还没有一个墨西哥人被选入市议会。在加利福尼亚州，虽然那里的黑人只有美籍墨西哥人的一半，但该州立法机构中的墨西哥人却少于黑人。美籍墨西哥人参加投票时，主要投民主党的票，例如在1960年，约翰·肯尼迪赢得墨西哥人选票的85%，林登·约翰逊1964年赢得90%，赫伯特·汉佛莱1968年赢得87%。由于他们的投票千篇一律，所以两党都不在他们身上下工夫，因为赢者不费吹灰之力，败者怎么搞也是劳而无功。
今天的美籍墨西哥人
美籍墨西哥人成分复杂，各处在不同的文化适应和经济发展阶段，但就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总体情况而论，成就仍是相当明显的。与其他来美国更早、教育和技术水平更高的种族相比，墨西哥人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尚未赶上来。但是与那些过去从事农业且缺乏教育传统的少数民族相比，墨西哥人又略胜一筹。1979年，墨西哥人的家庭收入比黑人和波多黎各人分别高出18%和54%，相当于美国平均水平的73%。
在体育界和娱乐圈，不少有名的美籍墨西哥人已崭露头角。这是少数民族得以崛起的两个传统领域。网球冠军潘乔·冈萨雷斯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曾享誉全美。乔·凯普和吉姆·普朗科特已成为全美美式橄榄球联盟的四分卫队员。李·特维诺和南茜·洛佩兹是一流的高尔夫球手。美籍墨西哥歌星有薇琪·卡尔、琼·贝兹和特里尼·洛佩兹。墨西哥裔影星从无声电影时代的拉蒙·诺瓦罗和吉尔伯特·罗兰算起，一直到现在的里卡多·蒙特尔班和安东尼·奎恩，名单有好长。
在学术、科学或专业领域内，他们的成绩就逊色多了，因为高等学府的美籍墨西哥人实在少得可怜。直到1973年，只有三四个美籍墨西哥人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8人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24人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何况即使在这为数不多的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当中，目前他们主要也是把精力放到社会和政治活动上去了，而不是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从事学术研究。如果从医生到小学教师都可以称为专业人员的话，那么1970年美国西南部地区总共有90000多个带有西班牙姓氏的人在这支大军之中，相当于从事同类职业的美籍华人和美籍日本裔人数的总和。但是华人和日本人在美国的人口还不到美国西南部墨西哥籍人口的1/4，从事专业工作的美籍墨西哥人的比例也比黑人低。
现在，就业的美籍墨西哥人约有一半是在美国出生的，而且他们的父母也是在美国出生的。另外一半有的是从墨西哥移民来的，或者其双亲原来是墨西哥人。这就是说，其成就经常被我们拿来与“全美平均水准”相比的墨西哥人，在美国仅有一代半人的时间罢了。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墨西哥农村文化发展到当代美国的城市化，在人类历史上可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多数美籍墨西哥人已经在这条征途上跋涉了很长的一段里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