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真的起源于一道“墙”，概念跟香港的九龙寨城差不多。17世纪的时候，那儿住着一批荷兰移民，起初只弄个围栏将不同地头分开，后来为了管控非洲奴隶才建造了更坚固的栅栏，再逐渐强化为木板墙。此后为了抵御印第安人，英国移民又把木板墙强化扩张为一道城墙，到了1685年索性划出一条街，即今日的华尔街，十多年后把城墙拆除。谁会想到当年的九龙寨城也有潜力发展成国际金融中心？
到18世纪末，交易员聚在华尔街一棵梧桐树下做非正式买卖，后来订立了梧桐树协议，结成正式联盟，没想到这帮人聚在树下聊聊天就成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前身。香港的榕树头下也曾聚着一帮人，何不也订个“榕树头协议”看看能发展出什么来？说不定维园阿伯也能发展成执政联盟啊！
华尔街博灵格林公园内的铜牛雕像，最初是雕塑家自发地无牌摆放，像我们那被食环署没收的民主女神像，后来才把铜牛好好供奉，更成为金融市场的标记。二十多年后，中国居然付钱给同一个雕塑家，打造一头山寨铜牛放在上海外滩，只是上海牛的尾巴比美国牛扬得更高，头也仰得更高。
做我们律师这一行，开会多到不计其数，做事少到屈指可数。每次安排内地企业来香港上市，等着我们的都是一个接一个的冗长会议。从这方面说，电话会议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各方人等通过电话开会，不用长途跋涉飞到上海，其航程连延误时间可花上五六个小时。与此同时，电话会议确实把会议本身的无聊程度大大降低，拨入之后报上名来，以示自己的“存在”，之后便会处理自己的事情。有时参与电话会议的可达十多人，你三小时不哼一声，也未必有人会注意到啊。
要是电话会议在周末早上举行，我根本未起床，拨入以后便按下电话的免提键，继续用棉被卷着自己倒头大睡。有一次众人一边讨论合同上的条文，一边听到电话里传来打鼾的声音，为表清白，我们逐一喊出自己的名字，最后只欠一个投行人，那家伙在打鼾之前大概忘了在电话上按静音键吧。也难怪他，有些会议的确沉闷透顶，而且香港中环人星期五晚常去饮酒聊天，次日早上还要开会未免太不人道了吧。除了打鼾，开电话会议的时候也有人会看YouTube、翻杂志、回复电子邮件。当然，有些重要的会议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当心被那班狡猾贪婪的投行人吃掉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