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小子又回来了》对于熟悉T·布恩·皮肯斯辉煌史的人来说，这位传奇人物近年来的成功只不过是小小的点缀而已”。
[枭雄智慧14]
当你还在想的时候，我已经开始行动了。
开创“史上最牛单个交易”
2000年年初，格雷格又来了。这次情况有些不同。罗恩·巴萨特、麦克·拉尔森和我坐在会议桌旁，看着他打开手提包拿出材料。办公室里还有我的狗，一条新买的蝴蝶犬，名字也叫默多克，这家伙一会儿出来，一会儿进去。那时天然气的价格还在2~2.5美元之间徘徊。
“你觉得今年夏天价格能涨到3美元吗？”我问格雷格。
这次他一反常态地说他很有信心。
“很有可能会大幅升高，涨两倍也是可能的。”他说。
格雷格竟然能和我们想到一起去，真是太出乎意料了，连默多克都显得很兴奋。格雷格刚说未来形势大好，默多克就冲进办公室一下子蹿到他腿上。他说：“需求高涨必然导致供应减少。现在电力公司都改用天然气发电了，供不应求的局面自然会使价格水涨船高，而且增长的速度一定比20世纪90年代还要快。”
我们完全同意他的观点。
我说：“我们要把船装得满满的。”
他说：“你应该再找艘船，把它也给装满。”
20世纪90年代初我还在梅沙的时候就有种预感，天然气的价格一定会上去。如今，这个想法终于要实现了。不过需要注意的一点是，2000年年初天然气的价格是2.2美元。
11月初的时候价格涨到了4.5美元，然后是持续整个月的疯涨。这是一场真正的风暴：供应减少+需求增加=价格上涨，这次是涨疯了。到了2000年12月底，价格历史性地涨到了10.10美元。我们把船装满了，买进了大量天然气期货。到年底一算，我们一共赚了2.52亿美元，税前收入增长了9095%，股东分红2.22亿美元。他们不敢相信，我们自己也不敢相信。这是对他们长期支持的最好回报。
2000年年底的时候我感觉情况可能会发生改变，因为那个时期天然气的库存已经相当充足，价格也升到了10美元，因此需求量必然会减少。于是我们转而做短期，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天然气期货的曲线在达到顶峰后开始一路下滑。2000年最后一个交易日跌到了9.42美元。这还不能让“炒家们”死心，他们坚信次年一定会再翻身，价格还会反弹到9.87美元。但是投资者已经没有耐心再等下去了，小小的跌幅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大雪崩。2001年3月，价格跌到了接近5美元，到了9月则回到了最初的2.2美元。后来一位观察家在接受《财富》杂志采访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最能总结这次经历，他说：“我们开创了‘历史上最牛单个交易’。”
欲筹10亿美元创立第二只股票基金
我们终于有可以宣传一下的好事了。2001年为了扩宽思路，吸引更多投资，我们决定成立第二只基金—BP资本能源股票基金，希望能将我们分析油气产品的优势用在股票市场，尤其是能源及相关股票上。依照以前的套路，寻找表现不佳的能源公司，控制它们，迫使它们采取行动提高股价，更加关注股东利益。如果这条路行不通，就发起收购或提出合并。无论哪条路我们都不会吃亏。我不是要推行恶意收购，我已经知道其中的滋味了。
2001年年初开始寻找投资人。
我们来到纽约，找到了我的老朋友贝尔斯登董事长艾斯·格林伯格。听完我们的想法之后，他说了这么一句：“你们来了，就跟疟疾来了一样。”下一站是休斯敦，目标是以前曾经投资给我们的法耶兹·沙罗菲。
“你们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你现在的基金公司经营得很好啊，为什么非得把事情都搅在一起呢？”他听完我的想法后问我。
哈罗德·西蒙斯对我说：“没有10亿美元就办不成事。”他的意思是想让我找投资银行帮忙。
虽然开始的时候大家的态度很冷淡，不过最终还是都出钱了。哈罗德·西蒙斯出资是有条件的：如果基金跌到一定水平，他有权撤回资金。法耶兹和约翰·考克斯一家也都慷慨解囊。最后一共凑了8400万美元。不过还缺一大部分资金。我们列了一个引荐人名单，希望他们可以把我们介绍给大型养老金和捐赠基金，比如斯坦福大学和波士顿剑桥协会下属的那些机构以及个人投资者。我们还去见了加州公务员退休基金的工作人员。这家基金机构是美国最大的养老基金，掌管着约2500亿美元的资金。
我们做好了提案书，然后挨个找这些单位的负责人。我们团队的军师是律师鲍比·斯蒂尔维尔。数据分析是加勒特·史密斯。他是从梅沙过来的，一直在那当金融分析员。我呢，是油气行业的老手了。55年了，应该算是老手了。每次都是我最先登场，述说一下自己在石油行业摸爬滚打半个世纪的经历，如何带领梅沙取得成功，如何收购公司。
通常得到的答复是：“尽管我们很尊敬您，但是在这方面您的确没有什么经验。”我会反驳说我的经验其实相当丰富，然后把如何创立BP资本以及BP资本取得的成功都一股脑儿讲给他们听。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让他们明白：BP资本发展壮大自然就会有股票基金，这是很自然的一个发展过程。
但是他们还是会说：“皮肯斯先生，我们指的是您没有经营股票基金的经验。”
鲍比·斯蒂尔维尔看看我，我再看看加勒特。最后我只能说：“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勤奋的人。”我每天早早起床，定期锻炼，努力让自己保持着一颗年轻的心。我关注市场变化，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出我的法眼。
回去的时候我问我们的顾问：“你觉得我说得怎么样？”
他说：“不错，不过要钱还是没戏。”
就这样我们错过了养老基金。我74岁了，这肯定是他们担心的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他们觉得很难去为股票基金划定一个类别，也就是很难去用简单的语言做个“定义”。而其他拜访过的基金机构人员后来承认，他们之所以见我们只是因为对我过去的经历很感兴趣。我是个另类，不过这个另类几年后变得完全不同了。
该做的事还是要做。2001年8月1日，我们拿着筹得的8400万美元将BP资本能源股票基金送到了交易盘上。仅仅过了1个月零10天，美国世贸中心就被恐怖分子袭击摧毁了，股市休市6天。第7天一开盘道琼斯指数就急挫了684点，带动油气价格大幅下跌。谢天谢地，我们那时没有进行任何投资。
我们第一个目标是PennVirginia和Vintage这两家石油公司。根据规定，如果购入一家公司超过5%的股份你就有主动出击的意图，证券交易委员要求要在13D系统中披露相关信息。我们提出了申请，买进了7.1%PennVirginia和8.4%Vintage的股份，最后确定将PennVirginia作为目标。但是他们一口回绝了我们，说：“休想。”显然，他们根本没有兴趣。于是，我们又去找Vintage，告诉他们我们会如何调整公司结构，帮他们增加价值。两次都是善意的举动，不是恶意的收购。但是事实就像是艾斯说的那样，在别人眼里我们就跟疟疾一样。
我们去了塔尔萨去见Vintage的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一到那里，我们就直奔他们的会议室。结果他说：“你们做的事我不喜欢。”我们简直没办法和这帮人打交道。
2001年，得克萨斯州教师退休基金（TRS）给我们投了2500万美元的资金。加上此前我们买进的各公司不到5%的股份，快年底的时候股票基金已经涨了18%。凭我们的经验已经感到大事不妙，但是一切都是推测。我开始怀疑计划的可行性。果然，到了2002年6月份的时候，股票基金跌了将近40%。
PennVirginia和Vintage的股价也在跌，它们的问题主要是管理层不懂得如何让公司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用。当然，那时候市场也不相信我们能起多大作用。到了2002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发现当初的计划的确存在很多问题。我们的思路还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现在那一招已经不灵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缺钱。当初哈罗德·西蒙斯说的没有10亿美元就办不成事，果真让他说准了。有问题只能改。
给我们投了2500万美元的教师退休基金想终止合作，最后拿着一点微薄的红利走人了。如果他们当初一直支持我们，赚到的钱会达到1.93亿美元。
2002年9月，我去哈罗德·西蒙斯位于圣巴巴拉的家做客，他问我什么时候才能让股票基金“运作起来”。我告诉他我和他一样失望。他还和以前一样，认为股票基金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我说：“要是我能抽出一些钱投资到天然气期货上，一定能使我们迅速脱困。”他问我需要多少钱，我说1000万美元。他说：“那好，就这么办。”那时候1000万美元对于我们来说是笔不小的投资。2002~2003年间天然气的价格又涨了上去，我们借机赚了1.25亿美元。股票基金亏的钱全都赚了回来，而且还有了盈余，就连2002年的亏损也都补了过来，为2003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时我给哈罗德打了个电话，告诉他：“现在运作起来了！”
我们将投资形式转换为被动投资，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再去收购其他公司，不会再去透露我们又买进了多少油气公司的股份。这就是今天的BP资本能源股票基金，一家投资多种期货（10%）和能源类股（90%）的投资基金。无论长期还是短期，我们都能灵活操作。到了2007年年底，公司税前收入比最开始提高了1140%。我们是对冲基金，根据证交会规定，只有具备多年从业经验、投资额超过500万美元，公司净值高于150万美元，并且有能力承受一切损失的基金公司才有资格购买有限合伙制公司的股票。为此，投资人要支付给我们相当于初始投资额1.75%中1/12的管理费以及20%的年利润作为业绩奖励。
出手快、狠、准，不放过稳赚的交易
与此同时，BP资本能源基金在2001年9月盈利2.11亿美元之后，又在同年10月损失了9800万美元。那年秋天，在安然公司破产和“9·11“的双重打击下，基金公司一个接着一个倒闭。那真是段极度不稳定的时期，整个行业都受到波及。2001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在基金市场一共赚了1.47亿美元。这种颓势一直持续到第二年年中。眼看夏天过了一半，我们一算竟然跌了48%。
到了2002年8月，天然气的价格已经连续3~5年维持在约每千方英尺3.5美元的水平，我觉得该是价格上涨的时候了，必须想办法增加天然气的曝光度。那时我们手头很紧，没办法，只能比别人出手快。
迈克尔·罗斯是我们的首席交易员。我第一次见他是在2001年夏天，他那时才25岁，一直在他父亲PIRA的老板盖瑞·罗丝手下做事，之前曾在外币与欧洲股票基金Marcstone资本公司工作。那时我正在PIRA纽约办事处，盖瑞·罗丝借机把他的儿子引见给我。我一直自诩为“伯乐”，第一次见到迈克尔·罗斯我就觉得他是个人才。他极具上进心，并且机敏过人，而且对自己的工作状态很不满意。
我对盖瑞说：“看得出来，你儿子对自己的工作不是太满意。”
“过段时间就好了。”
“他并不喜欢自己的工作。我可不可以带他去达拉斯和我一起做点事情呢？”
迈克尔从未去过得克萨斯州，他一口就答应了，说愿意去一探究竟。他上午飞去得克萨斯州，下午又飞回纽约。后来他告诉我，他在回去的飞机上读了我的书，他觉得和我一起做事会比整天面对他父亲更有乐趣。一到纽约他就给我打来电话，说他愿意来。
我问他：“你要多少钱？”
他说：“10万美元，不过可以商量。”
“6.2万美元。”
“好。”
他又飞了回来，住进了在互联网上租的公寓里，第二天便开始正式上班了。一整天，他都盯着电脑屏幕，开始是一个，后来变成了几个。原来的办公室里空荡荡的，自从他来了以后，到处都是他忙碌的身影。
迈克尔就像是一根上紧的发条。每天天不亮就去上班，目不转睛地盯着一堆电脑屏幕。期货市场、天气、国际新闻，只要是对我们有影响的都在他的监视范围。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他始终与我保持联系。毫不夸张地说，他是一个对工作极为热诚的人。
2002年8月，我们手上有5000个原油合约、8000个天然气合约。其中一半一年之内到期，另外一半随后也到期。迈克尔日以继夜地收集天气信息，尤其是气压变化、水蒸气比例以及飞行数据。光是收集这些信息就足以把人累垮了。
迈克尔做的不光是这些，他还要把经纪人的想法汇报给我们。一天，他兴冲冲地来到我的办公室说有个很好的点子。他一直主张“三向”战略，认为这会非常有效。那时我们已经筋疲力尽，不想冒险。所谓的“三向战略”就是延买延卖，只需一点资金就能让我们在天然气市场提高曝光度。这个方法对于囊中羞涩的我们来说刚好适用。
于是我们按照预先设计的“4-5-3”战略买进了分别在2003年、2004年、2005年到期的天然气合约：买进一个4美元的延买，卖出一个5美元的延买，再卖出一个3美元的延卖。这样一来，在没有任何风险的情况下我们就能赚4~5美元，只要天然气价格不跌破3美元，这么做就没有问题。那时天然气的价格是3.5美元。据我们估计，未来3年这个价格都不会低于3美元，倒是有可能超过4美元。“三向”战略是一个零成本战略，只不过需要我们在形势不妙时多卖出延买。这真是白捡的便宜。我告诉大家“它自己送上门来的，我们没有理由拒绝。”
[枭雄智慧15]
勇于决断，不要让自己患上“瞄准综合征”，一定要学会开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