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努力让海湾石油公司50个大股东进账3亿美元。为了表示感谢，他们特意在曼哈顿设宴款待我们。纽约市长艾德·科契送给我一个水晶大苹果，感谢我为纽约市带来5千万美元的税收以及推动相关服务产业发展的贡献。
并购风潮蔓延全美，我成“绿票讹诈者”②
收购潮蔓延整个美国。20世纪80年代，新术语不断涌现，成为当时的流行词汇。比如金降落伞（给解职高管的一种特别补贴）、白衣骑士（辅佐首席执行官，在并购中拯救公司的个人或企业）、防鲨措施（改变公司章程等遏止收购的极端措施）、毒丸（使目标公司失去吸引力从而避免收购的战略）。
媒体对我的介绍也变得复杂了很多。《时代》杂志在1985年一期的封面上是这样介绍我的：“对很多人来说，他就是活着的J·R·尤因，一个冷酷却又有魅力的奸商。《达拉斯》的读者恨他，但是有时却不由得暗自佩服他。”“被他整过的多是公司高管。他是危险的新贵，神秘的扑克高手，丛林中的响尾蛇。对于崇拜他的人来说，他是当代大卫，是敢于挑战石油巨人并屡屡重创对手的小个子领袖。56岁的T·布恩·皮肯斯就像是得克萨斯州刮起的龙卷风，已经成为当今美国最著名也是最具争议性的商人。”
多数情况下我都被描绘成绿票讹诈者或者戈登·盖科，一个由迈克尔·道格拉斯在奥斯卡获奖影片《华尔街》中扮演的一个口是心非的两面派。我与戈登·盖科是不一样的，我并不认为“贪婪是好事”。我只是觉得股东一直被公司经营者欺骗，现在是时候该揭开商界黑幕了。通过一系列的收购案，我们成功引入了如今已成为主流的概念—股东价值。在我们的努力下，目标公司的股东价值增加了至少120亿美元。摩根士丹利的约瑟夫·福格三世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的时候说：“你应该回到19世纪，看看杰·古尔德和吉姆·菲斯克那些人，找出一个在美国商界历史上同样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杰·古尔德与吉姆·菲斯克通过强力推行铁轨合并而重塑了美国铁路，如今皮肯斯正在能源领域做着同样重要的事。”
海湾石油公司收购案之后我应该洗手不干了，但是我没有。我是那个时代的大众英雄，但是这对我来说还不够，我们没有停止收购。1984年年底我们盯上了菲利普斯石油公司。这次收购就像是一场混战，或者更糟。他们不仅对我们展开法律攻势，还发动老家俄克拉何马巴特尔斯维尔的居民上街游行。此前我曾经说过，如果收购成功我就把家搬去那里。1951年我在菲利普斯工作的时候曾经住过巴特尔斯维尔。这次连巴特尔斯维尔的教堂都被煽动起来举行守夜祈祷。镇里有些人还穿着写着“坏蛋布恩”的T恤。有一次集会有4000多人参加，包括菲利普斯的员工（但是几乎没有股东），他们齐声高喊：今晚在老市政厅将举行会议。谁阻止我们就意味着挑起争端。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公司，绝不让它落入皮肯斯这只老狐狸之手。
后来，菲利普斯石油公司使出了最后一招，想通过绿票讹诈将我们手上的股份买光。如果接受，我们可以大大地敲他们一笔，但是我们也没有兴趣。看我们无动于衷，他们又想将一个价值2亿美元的油田以1亿美元低价“卖”给我们。我们还是没接招，因为我想保持梅沙公司的传统：永不接受绿票讹诈。曾经有无数机会摆在我们面前，但是我们都拒绝了。原因很简单，我们的股东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
接下来不到3个月的时间，菲利普斯15万股东手上的股票每股升了15美元，涨幅40%，公司市值增加了20多亿美元，他们上次听到的好消息还是北海发现艾科·菲斯克油田。最后我们一共赚了8900万美元，只是公司总利润的4%，比我们想得少很多。菲利普斯员工股票所有计划（ESOP）凭借3亿美元进账成为最大赢家。我等着他们给我写感谢信呢。
几十年之后我受邀加入俄克拉何马名人堂。大会上我的好友，现任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校长的伯恩斯·哈格里斯对台下的观众说：“布恩是个忠诚的俄克拉何马人，他永远不会像康菲一样把菲利普斯搬出俄克拉何马，虽然不能排除搬去荷登维的可能性，但是永远不会离开俄克拉何马。”
优尼科一案深刻影响公司法
大石油公司对布恩·皮肯斯这个名字的敌意与日俱增，他们想方设法阻止我、把我们击退。不管我是不是针对他们，他们都针对我。后来我明白了，不能再收购大公司了，他们的高管和董事会不会让我得逞的。因为如果我当上了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我会改变公司文化，让它更成功。不过这样的话，那些人的官位就难保了。
有个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曾经说：“布恩永远不会管理大型石油公司。”真是笑话，要是你们行，我就肯定行—会和你们做的一样好，甚至更好。如果有机会执掌大权，管理大公司对我来说简直易如反掌。不过后来我终于明白了：“兄弟，整个行业的人都反对你。”这种感觉我真正体会到了。
梅沙公司最后一个目标是全美第12大石油公司优尼科。我们的报价是每股54美元，总共6400万股，足以将优尼科握在我们手里。优尼科反击，提出每股72美元，一共5000万股的条件，目的是防止股东买进梅沙公司的股票。他们这样做明显是将梅沙公司排除在外，公然违反平等对待所有股东的法律规定。
我们分别在德拉瓦和洛杉矶法院以排除梅沙公司参与股票交易的罪名起诉优尼科，并有十分的把握法庭会作出利于我方的裁决。优尼科所在的德拉瓦就是这样判的。但是德拉瓦最高法院却驳回判决，支持优尼科。管理经验帮助优尼科取得了胜利，不过他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时代》杂志称优尼科违反股东权利的代价与交易本身产生的巨大损失是相等的：
优尼科的胜利是付出了沉重代价的。精心设计的反收购计划，包括巨额回购股票，留给优尼科的是54亿美元的长期债务，而与皮肯斯较量之前这一数字只有13亿。标准普尔指数调低了优尼科的信用评级。为了还债，优尼科可能会减少石油开采，甚至将部分资产出售换取资金……
德拉瓦法庭的判决让许多金融专家大跌眼镜，他们纷纷表示这是非常危险的一步。投资银行拉扎德兄弟合伙人之一声称，皮肯斯恶意收购批评家菲利克斯·罗哈廷抨击判决结果违背了投资者公平原则，声称“这样就形成了两层股东。预防针跟疾病一样恶劣，简直疯了。”
优尼科董事长弗雷德·哈特利随后昭告天下，说他们不仅打败了我，而且还让梅沙损失1亿美元。但是等到尘埃落定之后，我们一算还净赚8300万美元。1986年夏天，证交会的终审裁决出来了：优尼科对某些股东刻意歧视，其行为无法被接受。
无论是海湾、菲利普斯还是优尼科，我始终不曾想要真的对付他们，那压根儿就不是我要干的事，我只想是为梅沙公司的股东赚钱。是机会主动送上门来，谁让这些大公司的管理者水平这么差呢。要是梅沙公司能成为股东，我一定能扩大资产，让所有股东受益。
在我们进行的所有并购中，优尼科的法律意义无疑是最为深远的，它也成为当代最受关注的公司并购案。如今，有很多商学院的新生问我：“你就是那个布恩·皮肯斯吗？”1997年《董事与董事会》杂志将梅沙-优尼科列为影响美国公司法十大案件之一。德拉瓦法庭的判决已经成为著名的“优尼科董事会考试”。判决书上说，董事会全体董事只有在收购行为威胁到公司政策时才能试图阻止收购，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董事会才能视威胁程度的大小采取合理措施。判决书开头是这么说的：“公司治理运动的最终目的是加强公司管理，创造杰出业绩，增加‘股东价值’”。这正是我们多年来宣扬的，也是管理层存在的目的。幸运的是，虽然输了，我们还是帮助股东发了笔财。
创立美国股东协会，为股东要利益
虽然多年的努力换来了丰厚的回报，但美国日益恶化的投资环境还是让我十分忧虑。所有者与股东各做各事，股东们唯唯诺诺，拿出大把的钱支持公司运作但得到的却是二等公民的待遇。那个时候全美股民总数估计占当时总人口的20%。这些人平均年龄44岁，家庭年收入约37000美元，拥有股票价值约6000美元。他们并不富裕，而且也没有代表权。但是1986年夏天，局面改变了。我创立了美国股东协会（USA），一个致力于为全体美国股民提供平台表达意见的全国性游说组织。从那以后，我的名字就常常和USA联系在一起。我将第一本书《世界上最幸运的人》150万美元的预付款，还有演讲所得的收入—那时每场2万~10万美元不等—全部捐了出来用于支持USA的日常开支。很多人支持我们，包括卡尔·艾肯，来自辛辛那提的商人卡尔·林德纳，以及达拉斯的哈罗德·西蒙斯。我们第一年的预算是130万美元。
我在华盛顿USA启动仪式新闻发布会上说：“看看美国的商业圆桌会议，它由美国200家最大的公司组成。谁能参加他们的会议？首席执行官们。他们每年在华盛顿举行好几次闭门会议。你认为他们是为了我们的利益吗？我认为不是。”
我们已经作好准备对整个商界宣战，还没开始它就已经开始哆嗦了。1985年春天，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首席执行官德鲁·刘易斯（后来里根政府的交通部长）打电话说要见我。我把他约在农场，去机场接了他之后准备共进晚餐。他刚参加完商业圆桌会议，说会议的发言人是一位著名的首席执行官。他在会上说：“布恩·皮肯斯是美国商界的一个危险人物。”还呼吁与会者一起把我拉下马。
刘易斯说：“他要每个会员出5万美元。”
多数会员照着做了，刘易斯没有。捐款额将近1000万美元，我成了众人攻击的目标。刘易斯告诉我：“他们要对付你。”这帮人已经给公关经理下了命令，要挖我的老底，然后大肆宣扬。
刘易斯问：“你的公关经理是谁？”
“我自己。”
“唉，你是我见过的最差的公关经理。我建议你还是自己挖个坑，跳进去，然后再埋上。”
他们想把我埋了，晚了。1992年2月，USA出资100万美元，在全美50个州举行活动力挺证交会推行的管理人员补偿计划等改革措施，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吸纳会员超过6500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关于公司治理的大讨论。1993年，两位领袖宣布活动目的已经达到。此时，公司文化呈现新气象，股东的声音被纳入企业决策与规划中。我们决定结束USA，这个或许是历史上由公司发起的唯一成功的游说团体。
[枭雄智慧6]
朋友间做生意，不能太狠。
徒弟大战师父，我被逼至人生谷底
1985年收购优尼科公司之后，我停止了猎象行动。公司后来也做了几笔大生意，不过都没有我的参与。梅沙公司发展为全美最大的独立石油天然气公司之一，80%的天然气占有率也顺理成章地让梅沙公司成为了石油巨头。
1985年我们将公司结构改为有限合伙制，相信未来石油企业将普遍采用这种组织结构。这让我想起1979年梅沙特权信托机构，看样子我们要比同行先进20年。实行新的公司结构之后，股东成为有限合伙人，享受到最有利的纳税条件。而公司本身的实力也进一步增强，市场资本达到20亿美元，此外还有流动资金5亿美元。1986年，我们用8亿美元收购了位于得克萨斯州西部的先锋石油，一家专门进行石油勘探生产的公司。收购资金通过梅沙有限合伙公司以A股兑换先锋石油股票进行支付。我们向股东保证，在1991年年中所有股票转为普通股之前的这段时间内，每年每股给他们1.5美元的分红。但是由于天然气价格下跌，这个承诺成了沉重的包袱。如果说雨果顿是我最成功的买卖，那么先锋石油就是最失败的，这让我不禁想起一个深刻的教训。
外祖母有六间出租房。她说要是我答应帮她剪草坪，她可以提供割草机，夏天就开始干。我问她为什么找我，她说如果我要求合理的报酬，她可以答应，还会跟我有口头协议。
我的报价是每块草坪10美分，这笔钱对我来说已经是巨款了。想想我那时才送28份报纸，每份1美分一共也只有28美分，所以一块草坪10美分就相当于一个大红包啊，至少看起来是。外祖母爽快地答应了，说干就干。不料后来开始下雨了，天气预报说雨一直要下两天，之后5天都是晴天。眼看草越长越高，我开始三心二意，开始没有想到草坪有那么长，下雨的影响有那么大。
外祖母说：“糟糕的天气你做了个糟糕的买卖。”我无言以对。“宝贝，我来帮帮你吧。”
“要怎么帮呢？”
“把割草机的刀磨的快一点。”
“就这样？”
“宝贝，我相信这件事会一直在你心里。我可以向你保证，下次你再找活干的时候，你会想得周到得多。”不过这次碰到了先锋，没有那么容易解决了，没有人为我磨割草机的刀了。这是我最遗憾的一笔交易，也是最后一个。
1977年罹患脑瘤的母亲过世了。葬礼过后，父亲对我说：“不要把我一个人留在阿莫里罗。”我说：“爸爸，你放心，我会一直陪着你。”1988年父亲去世之后，我再也没有牵挂。翌年我就搬到了达拉斯，把梅沙公司总部也一同迁到那里，并将父母安葬在荷登维。如今，我再也没有理由回阿莫里罗。我总是觉得自己在小地方待太久了。批评我的那些人说我永远不会在达拉斯出人头地，因为我只是大池塘里的一条小鱼，而不是小池塘里的大鱼。他们大错特错，我喜欢达拉斯，不仅是因为它敞开双臂热情欢迎我，更重要的是，在这里我很快就意识到将总部设在大城市对企业发展的重大意义。无论是生意、对外交流还是交通—一切都非常方便。我是“超级碗”冠军达拉斯牛仔队杰瑞·琼斯的超级粉丝，普利策奖得主《达拉斯晨报》也比《阿莫里罗环球新闻》精彩得多。
搬到达拉斯后不久，梅沙公司成了公司前首席财务官戴维·巴切尔德的收购目标。我一生中有三件事是我始料未及的，这是其中之一。我与巴切尔德有很多相同的经历：一起在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上学（尽管此后分开了20年），一起在SigmaAlphaEpsilon兄弟会工作。他刚来梅沙公司的时候还是个小会计，而离开的时候已经是经验丰富、拥有800万美元净资产的专业人士。我唯一想到的让他不满意的地方就是我在打壁球、玩牌的时候经常赢他。1994年12月，他离开7年后又再次出现，对我说他的一个客户丹尼斯·华盛顿手上有梅沙1500万美元的股份，还有号称是西海岸亿万富翁的马文·戴维斯也买进了梅沙公司的股份。他要我在卖掉公司和战争之间作个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