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看来，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焕发了农民的积极性，更为深远的影响在于冲垮了人民公社体制，使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用勤劳双手解决自己温饱问题的自由人。在土地匮乏的东南部地区，一些农民开始进入了工业领域，他们使乡镇企业得以出现和蓬勃发展。
如今，走进小井庄，人们会发现在整齐划一的徽派建筑中，有一所老屋显得与众不同，这就是中国包产到户纪念馆。对小井庄的农民来说，没有这座老屋，也就没有后来的这些漂亮建筑；对中国来说，它意味着大转折和新出发。
当年凤阳人外出乞讨唱的《凤阳花鼓》，今天谱写了新篇章：
春天的故事唱城乡，五业发展六蓄旺。中国人民的好日子，又一次天翻地覆慨而康。再也不要身背花鼓走四方，再也不要卖儿卖女度饥荒。
啊，凤阳的花鼓要重新唱，唱出心声献给党。愿改革开放远远长长，愿祖国的明天更加和谐辉煌。
对外开放：经济特区
在中国农村改革大幕拉开之时，邓小平也在不断思考：城市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应该选择哪里？他想寻找一个风险不大的试验场，划出一块不大的地方为改革开放探路。那么，到底该在哪里试验呢？
1977年11月，邓小平把广东作为复出后首次视察全国的第一站。今天看来，这显然是一次深谋远虑、颇具深意的举动。
位于广东东莞市中心广场的东莞展览馆里陈列着一座小工厂—太平手袋厂的模型。如今在东莞已经难以寻觅到这座工厂的踪影，但是在30年前的1978年，这座小小的工厂却是全国第一家开展对外来料加工业务的企业。
1978年7月，国务院颁发《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其中规定广东可以试点搞“三来一补”。此时，香港地区工业还是以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模式为主，这种模式正日益显现出它的局限性。由于香港地区劳动力不足，工资水平已升至亚洲第二位，仅低于日本，加上高地价、高通胀和高利率等因素的影响，生产成本不断增加。
香港信孚手袋制品有限公司的老板张子弥，此时正面临破产的危机。《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的颁布，让他捕捉到了转机。7月30日，他带着一个样品手袋和一些半成品的裁片，找到了时任太平手袋厂厂长唐志平。太平手袋厂的工人一个通宵就按照样品做出了手袋，第二天，张子弥和唐志平开始了合作事宜的谈判。
一个月后，东莞市二轻局与香港信孚手袋制品有限公司在广州签订了为期5年的合同。港方从香港引进15台设备及原材料，太平手袋厂拿出200平方米的旧厂房和10多名车工，双方合作加工销往国际市场的手袋。半个月后，太平手袋厂正式投产。
此时的中国内地刚刚告别“文革”，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中英双方还没有就香港的回归开始谈判，但中国的大门即将打开，许多敏感的港商已经将目光投向一河之隔的广东。他们发现，珠江三角洲地区拥有与香港人文环境相通、交通相连，以及丰富低廉的劳动力和便宜的厂房租金等优势。
此时的深圳，还叫宝安县，乃是一个全部人口只有30万的古旧的边陲小城。而与之隔河相望的香港，被世界称做“东方明珠”，是亚洲“四小龙”之一。
如果让时光倒流30年，我们从高空俯视深圳河的两岸，将会发现一幕奇怪的景象：一边是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一边却是低矮平房，衰败破旧，俨然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当时，罗湖区渔民村的人们一天挣8分钱，而隔河相望的香港，人均月收入可达2000多元，完全可以用“天壤之别”来形容。正所谓“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罗湖区渔民村成为偷渡香港的通道也就不足为怪了。当时，一天从这个“逃港口”遣返的偷渡者竟达四五百人。
当广东省领导将这一情况汇报给邓小平时，邓小平并没有表示震惊，沉默了一会儿后，他说：“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他还指出：“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
对邓小平的话，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感受最深。在此后的一次实地调查中，他发现了一件蹊跷的事：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香港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不过，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深圳农民一个劳动日的收入为0.70～1.20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70港元。咫尺之遥，经济收入却是天上地下，再一打听，才知道所谓新界罗芳村，居民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
吴南生很快明白了邓小平的弦外之音。不久之后出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经过深入调研，更认识到按照当时的政策继续执行下去，两边的差距还会拉得更大。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思路，利用离香港近的特点，吸引外资和技术。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这一点需要特殊的政策。
1979年4月5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集中讨论调整国民经济和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决定用3年时间完成国民经济调整任务。
4月17日，与会的习仲勋、杨尚昆向中央汇报，提出多给广东一点自主权，并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在深圳、珠海、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加快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
这一想法得到了邓小平的认同。在他看来，改革开放正需要这样一个试验场。那么，这块被划出来的地方该如何命名呢？中国人凡事讲究名正言顺，这毕竟是一种没有先例的做法。邓小平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特区”二字，一锤定音，而“杀出一条血路”，这几个更为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字出自曾指挥千军万马的邓小平之口，更像是突出改革开放重围的一道“军令”。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50号文件，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创办“特区”。50号文件给广东、福建两省在计划、财政、金融、物价等方面以较多的自主权。特别在外贸方面，允许广东有权安排和经营自己的对外贸易、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和合资经营等项目，省里可以自行审批。广东、福建两省成为对外开放的排头兵。
就在13天前的1979年7月2日，蛇口已开始炸山填海，打通五湾、六湾之间的通道。蛇口工业区的这一声炮响，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山炮”。而“炮手”就是炮兵团长出身、日后被誉为“蛇口之父”的袁庚。与战争年代不同，这一次他是向旧的经济体制开炮，开辟崭新的改革试验场。
1978年10月，袁庚出任香港招商局的副董事长，不久他起草了《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的报告，中央很快批准了。袁庚带着深圳的地图给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作汇报。
袁庚回忆说，当时李先念用笔在地图上一画，把包括现在的宝安区到华侨城七八十平方公里的地方都划了进去：“袁庚，这个都给你。”但袁庚想到要一块地盘搞“面向海外”的工业区，毕竟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试验，稍有闪失，责任重大。于是他只要了2.14平方公里的蛇口。由此，蛇口工业区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个开放点。
中央50号文件令主政广东的习仲勋大为惊喜。半个月后，广东省开始起草《特区条例》，希望能依法办事，依法与国际交流。《条例》全文2000字，却十三易其稿，费时一年。
与此同时，一场争论开始了。有同志建议《条例》要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可是有的人认为《条例》是地方法规，让全国人大通过，无此先例。有些同志坚持“特区是中国的特区，不过是在广东办”。
两派相持不下，时任人大委员长叶剑英元帅把广东省委的意见摆到了全国人大。
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主持五届人大第十五次会议，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江泽民受国务院委托，作了有关建立特区和制定《特区条例》的说明。这一天，《特区条例》通过。这一天，也成为中国经济特区的成立纪念日。
《纽约时报》写道：大幕拉开了，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
1980年11月，66岁的任仲夷受命赴任广东。这位以“思想解放、作风开明”著称的官员对于保守落后的思想，曾经大胆放言“不要事事‘一慢、二看、三通过’”。他说：“有的人老于世故，凡事‘一慢、二看、三通过’，认为解放思想这个头不能带，还是‘稳当’一点好。在新形势下，已有许多事实说明，那种思想僵化、四平八稳、无所作为的人，是不受群众拥护的，是站不住脚的。这样的同志如不转变，在新长征中，早晚要被淘汰。”
3个月后，一位身穿旧式棉袄，脚登黑布鞋的长者乘坐45次特快列车抵达福州车站。他，就是时年62岁的项南。??这一刻起，他的名字将和“福建”、“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等字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两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受命掌驼“开放号”航船，注定不会一帆风顺。由于封闭已久，“求富”心切，乍一开放，广东、福建两省各种经济犯罪活动一下子泛滥起来，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个别沿海地区的走私贩私。
1982年2月21～23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专题研究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问题，会议气氛极其严肃。有人说“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猖狂进攻”，有人说“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3个月就得垮台”，还有人说“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在关键时刻，任仲夷稳住阵脚，回到广东后，专门召开了省、地（市）、县三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会议，主动担起了责任，消除了手下官员的顾虑。他说：“中央指出广东有这样的错误，那样的错误，不同程度地符合广东的实际情况。我们要坚决拥护。回去后要实事求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搞运动，不分任务。”
在任仲夷的带领下，广东出现了诸多“第一”：第一批“香港游”从广州出发到香港；率先物价闯关；最早利用外资筹建的五星级酒店“白天鹅宾馆”全面营业；最早“借鸡生蛋”发展基础设施，成立全国铁路系统第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广深铁路公司。
执掌福建的项南，遵照中央“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精神，确定了大搞基础设施建设、筑巢引凤的策略，然而其过程同样颇费周折。
1981年6月，福建同日本日立公司合资兴办的福建日立电视机有限公司（简称福日公司）正式开始生产。由于“左”的思想迷雾重重，这个“新生儿”就被扣上了“卖国主义”的帽子，有人甚至把福日公司定性为“殖民地性质的厂子”。
不只是福日公司，几乎每一个大的引进项目，都会遭到反对改革开放者泼冷水、放冷箭。但项南立场鲜明，毫不退缩，力主引进外资，利用美国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的贷款建成了福建省第一支远洋船队，并率先引进、开通了当时全国最为先进的万门程控电话，随后为全国各省市纷纷效法。
中国的对外开放一旦前进中出现问题，恐外、排外思想就会卷土重来，而改革开放受阻，就必然出现各种争论和排除阻力的行动，从而为改革开放注入新的动力。因此，不断解放思想，破除陈腐观念，使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一波三折，跌宕起伏，但始终一往无前。
面向大海的深圳，迎来了春暖花开。深圳几乎一天一个样，以令全世界惊叹的深圳速度开始了一个城市的崛起。国外媒体惊叹地说：一夜之间起来了一座城市。
昔日困扰深圳河的偷渡外逃现象消失了。相反，看准商机的港商不断地从香港到深圳前来投资。港商何文君一听说深圳搞特区，立即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为了不引人注意，他踩着自行车，带上200万港币到深圳洽谈项目，和从部队转业的炮兵营长吴炯声一起创办了一家汽车出租公司。
昔日的逃港者，不少陆续回来了。不同的是，在香港开阔了眼界之后，他们回来开始自己创业。早年去港的“老宝安”刘森波，1979年在深圳火车站投资了新兴餐厅，后来又投资了京鹏大厦。徐明天，一个在深圳奋斗打拼多年的财经记者，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关注和观察着这座创造奇迹的城市。在其《春天的故事：深圳创业史》一书中，他深情地记录了无数创业者的故事：
“深圳就是被这样一些无名之辈、草根、草莽、小人物、另类建造起来的。来到深圳的每一个人，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不论做的事业大小，都在这座城市留下了梦想、脚步、汗水，都对这座城市作出了贡献，都应该记录下来，珍存纪念。”
悠悠的深圳河，从梧桐山牛尾岭由东北向西南流入深圳湾，不知流经了多少岁月。1979年，改革的春风吹醒了酣睡之中的南国小镇，匆匆间30多年过去了，昔日的“省尾国角”已变成国际化大都市。深圳河，依旧静静地流淌着，诉说着春天的故事。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
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
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
简洁的歌词，优美的旋律，如今已成为中国人纪念小平同志的特殊方式。
习仲勋晚年一直住在深圳，2002年5月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其间，习老只参加过两次重大活动，一次是建国50周年，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还有就是特区10周年庆典。有时候，老人想看看深圳的发展，就会让工作人员开车带他出去。他曾对工作人员开玩笑说：“我不会写诗，但我要说，深圳真是日新月异，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招人喜欢！”
2004年，任仲夷90高龄，当有人问起他的健康状况时，他以一贯的达观和幽默回答说：“我的一只眼睛已失明—一目了然了；一只耳朵已失聪—偏听不偏信了；一个胃已经切除一半，无所畏（胃）惧了；一个胆也已摘除，变得浑身是胆了。”2005年11月15日，老人在广州病逝，享年92岁。
1997年11月10日，79岁的项南逝世。有一幅署名“福建百姓”的挽联是这么写的：“功高无私，为官一世两袖清风；德高望重，为人楷模流芳千古”。“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是项老生前最喜欢的名句。项老一生衣食简朴，从不以私污义，从不以利伤行，其实，这两句诗也正是项老的真实写照。
袁庚，从1978年起主持香港招商局工作14年，晚年一直居住在蛇口的海滨公寓内，窗外一眼可望到香港元朗。有人如此评价袁庚，他是“用晚年政治生命孤注一掷，换来蛇口这个试管婴儿诞生的空降兵”。
在深圳市政府门前的广场上，有一座颇有象征意义的雕塑，名为“孺子牛”，但人们更愿意称它为“拓荒牛”。深圳人从一个荒芜的小渔村开始，积30年努力，让本意为“一条深水沟”的深圳变成数百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吸引着八方来客。如今，外地游客来深圳，都要到这里看看，说一看到这头牛，就感觉到深圳在飞。
个体经济与乡镇企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