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错不明，则无以聚人心；是非不分，则无以明前路。在历时19个月的7次修改后，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这一《决定》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完成了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成为拨开历史迷雾，指引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经验总结。
此前半年，对“四人帮”的审判全部结束。世界舆论注意到曾被“四人帮”批得一无是处的律师制度，出现在了审判“四人帮”的人民法庭上。
此后一年半，地、富、反、坏、右摘帽或改正，使至少2000多万人获得平等的政治权利。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300多万干部得到平反，人们反复传阅着第一大冤案受害者—刘少奇同志的遗言：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不断推进，原有政治体制中的弊端也开始暴露出来。为了汲取以往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经验教训，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当时，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是逐步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同时，各级党委都成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得到加强，恢复、制定和施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规，特别是1982年制定的《宪法》，成为那个时期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成果。
1981年，根据陈云的建议，中央专门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部署选拔年轻干部工作。在这个会议上，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
“今天恐怕讲这个问题，对我们高级干部来说，不是那么很愉快的一些话。现在我们国家面临一个危机，真正的危机，就是我们要搞四个现代化，没有一批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干部，这一点我们要清醒地估计到，否则我们搞四化，就只能是变成喊口号。老同志要让啊！要认真地选接班人，这是个百年大计。”
要选拔年轻干部，必须首先解决干部职务的终身制问题。1982年中央颁发了《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这一年3万多名老干部办理了离职休养手续，其中部长就有145人。他们当中有些人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刚刚恢复领导职务。但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他们主动要求退出了领导岗位，受到人们的尊敬。当时建议设立的中顾委以及地方各级顾问委员会，也使得干部新老交替有了一个很好的过渡办法。
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次大会确定了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和分两步走、在20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邓小平在开幕式上致辞。他回顾了中共七大以来中国走过的风风雨雨，得出了结论：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经验。”
这次大会提出了经济管理的模式，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虽然对今天的人们来说，这样的表达还不到位，但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因为“市场”这个词由此开始慢慢走出禁区。
“走自己的路”，邓小平表达了探索中国道路的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此成为凝聚全国各族人民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伟大旗帜。
为了领导中国人民在这条大道上顺利前进，这次大会实现了领导干部的新老交替。在大会选出的348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新当选的达到211名。其中包括当时担任电子工业部部长的55岁的江泽民，担任水电部第一副部长的53岁的李鹏，担任天津市委书记的47岁的李瑞环。
9月13日，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与39位新当选的年轻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见面并一一握手。他们当中最年轻的是毕业于清华大学，当时担任甘肃省建委副主任的胡锦涛。
这一年，同样是写作《一代人》的那位诗人，写了另一首诗《我耕耘》：
我播下了心，
它会萌芽吗？
会，完全可能。
农村改革：包产到户
1979年1月29日，当世界把目光聚集在大洋彼岸邓小平的访美之旅时，在中国安徽肥西县小井庄，以往要休息到正月十五的村民们，正月初四就下地干活了。在热火朝天的劳作氛围中，人们的内心既喜悦又惶恐。没有人预料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春天将从中国广袤农村的田野上燃起希望，为“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作出最为生动的注脚。
四个多月前，山南镇黄花村在区委书记汤茂林的主持下，悄悄召开了一次会议，议题只有一个，就是如何在1979年多打点粮食度过饥荒。此前一年，安徽省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除长江、淮河流域外，全省绝大多数河川断流，土地龟裂，全省受灾农田6000多万亩，粮食严重减产。
大家最后商议的办法是“借地”给村民。每人借三分，谁种谁收，对外称为“四定一奖”（定土地、定产量、定工分、定工本费和超产奖励、减产赔偿），联工分不联产，对内则说明是包产到户、责任制。
同属山南镇的小井庄听到消息后，全村人员作出了更为大胆的决定，干脆把地分了，先干一年再说。龟裂的土地硬得连牛都犁不动，小井庄人就甩开锄头一点一点地锄开。一周时间，全村种下了70亩小麦和30亩油菜。不到一周，老天帮忙，连着下了两场及时雨，庄稼长得格外喜人。然而，“包产到户”引起了轩然大波，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响亮。大字报不仅贴满了山南镇的街道，连小井庄的墙上也贴满了。一条标语写道：“筑防风墙，修拦水坝，坚决抵制肥西单干风”。不仅如此，一封状告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的信送到了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手上：汤茂林领导10万人到何处去？
在小井庄的村民忐忑不安之时，凤阳小岗村的农民们也在经受着相同的考验，不同的是他们的行为更为“悲壮”。18户村民不惜拿性命作赌注，在“包干书”上摁下了红手印。
1978年12月，严立华家。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全年的上交（缴）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们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如今收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这份“包干书”，据后来考证已不是当年的原件，但它却真实地反映了小岗人当年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它不由得让人感叹改革所走过的每一步，取得的每一点突破，即使今天看来似乎理所当然，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竟是那样的举步维艰。
1979年2月6日，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山南的包产到户。在激烈的争论之后，万里提议将山南公社作为试点，年底总结，好就干下去，不好就收。万里意味深长地说：“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用怕，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一锤定音。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让人感受到春风里扑面而来的寒流。文章认为正在进行的包产到户是倒退，会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给生产造成危害，“编者按”则明确要求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到户的地方，必须坚决纠正错误。
在一些人看来，包产到户就是复辟资本主义，“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一些邻近省份架着大喇叭对安徽广播，并刷出一幅幅大标语：“坚决反对安徽分田单干”。一些地方的农民停止了春耕，不敢再干下去。小井庄的人们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但执拗的村民李祖忠却对此不理不睬，照常下地干活。
5月21日，正在地里忙碌的李祖忠接到通知，家里来了领导找他谈话。李祖忠心里顿时七上八下，快到家门，看到门口站着4名公安，更慌了神，自己寻思这回估计得判个三年五载。他没想到的是，找他谈话的正是万里书记，而万书记的第一句话竟是“分田单干是好事，你们走了第一步”。
面对外界的批评，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认为应当相信大多数群众的创造，不能硬要群众只能这样不能那样。他指示有关部门给《人民日报》写信，题为《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当时的群众这样称赞“包干到户”：“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群众还编了首顺口溜：“大包干，就是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搞上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个人富，集体富，国家还要盖仓库。”
6月15日，正值麦收时节，万里来到凤阳，得知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后粮食产量由3万多斤一下提高到12万斤。面对心存顾虑的县委领导，万里坚定地说：“就让它干嘛，不就一个生产队吗？翻不了天。”
安徽的农村改革，在中央高层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整个形势相持不下，一位省委书记形容说：“一场拔河比赛，那一边是千军万马的农民，这一边是干部。”
实践的发展与理论的滞后形成了尖锐的矛盾，然而，事实胜于雄辩。从1966年开始，小井庄的粮食总产量一直是6万斤，被称为“老6万”。而1979年一年，小井庄粮食总产量首次突破了6万斤，达到10万斤。
这一年12月6日，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来华访问。他向邓小平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根据自己独立的立场提出了宏伟的现代化规划，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
经过短暂的思考，邓小平回答说：“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
“小康”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国古老的诗歌典籍《诗经》中，“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它寄托的是中国老百姓对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生活的朴素向往。数千年来，“小康”如同一个美好而又虚无缥缈的梦，萦绕在历朝历代千百万中国人的心头。
此时的中国百姓，尚处于解决温饱问题的阶段。邓小平对大平正芳解释说：“到20世纪末，那时我们的国民生活会达到吃饱穿暖的程度，这种状况就叫做‘小康’。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
邓小平提出的人均“1000美元”的数字，第一次让中国人真正明白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含义，也进一步拉近了现代化目标与人民生活的关系。任何理论、任何目标，只有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才能具有强大的感召力。
而此时发生在安徽农村的一切，正应和了中国农民解决吃饱穿暖这个“小康”的目标。
到1980年春，肥西全县97%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粮食产量大增，比上年增13.6%，向国家贡献粮食是上年的3倍。里里外外一算账，的确天壤之别。
1980年1月，安徽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时任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回忆说：“当时我说，孩子挺好的，给报个户口吧，承认它也是社会主义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万里同志接着说，为什么怕这个‘包’字？包产到户不是我们提出来了，问题是已经有了，孩子已经生下来了，他妈妈挺高兴，哎呀，可解决大问题了，你不给他报户口，行吗？群众已经认可了，我们只能同意、批准，给它报个户口！”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最有说服力的老师。“队不如组，组不如户”，这句话在1979年的安徽已经得到证明，第二年再次在全国得到证明。1980年，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收成不增不减，实行包产到组的增产10%～20%，实行包产到户的增产30%～40%。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对“包产到户”这种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农业生产方式，邓小平后来评价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明权属于农民。
“大包干”使农民与集体的关系，由过去的行政指挥关系变成了以承包合同为内容的经济关系，农户成为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农业、农村经济这种微观层次或微观基础的变化，使人民公社变成了一个空壳。
1980年6月18日，四川广汉县向阳公社的社员早上出工经过公社门口时，还看见人民公社的牌子端正地挂着，等他们中午收工回家时却惊讶地发现牌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与50年代人民公社成立时的喧闹不同，它的消失悄无声息。提起当年的“摘牌”壮举，时任广汉县委书记常光南老人依然心境难平：“人民公社是政社不分、一大二公、五位一体的体制，老百姓形象地说它是瞎指挥的班子、平调的路子、吃大锅饭的架子、打富济贫的方子。”
四川省广汉县的向阳公社成为全国第一个重建的乡政府，从此，“向阳之花”从四川盆地开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开遍祖国大地。
1982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工作“一号文件”正式出台，包产到户真正得以正名。此后，中央连续五年发了五个“一号文件”，包产到户在全国落实。
这是一个值得历史珍藏的画面。1984年10月1日，在庆祝建国35周年的游行队伍中，“联产承包好”的五辆彩车特别醒目。这一年，全国99%的生产队选择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人均粮食拥有量达到800斤，已接近世界水平。中国向世界宣布，中国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到1984年底，全国各地建立了9.1万个乡（镇）政府，92.6万个村民委员会。至此，实行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制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人民公社是枝花，男女老少都爱他，衣食住行有保障，花开十里香满家，制度优越方向好，人人都把公社夸。公社的青藤连万家，社员都是藤上的花，花儿连着藤，藤儿牵着花，藤儿越肥瓜越甜，藤儿越壮花越大。”
这首举国传唱、赞美人民公社的歌谣，从此成为人们历史记忆的一部分。
有人说“大包干”是“饥饿逼出来的”。也有人说，农业“大包干”是一部历史启示录，它有力地昭示了群众在改革中的巨大创造力。淳朴本分的中国农民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以自己的惊人之举，载入中国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