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
这个时候，邓小平已经在考虑一个更为深远的问题了。他对陪同考察的干部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邓小平的一句话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说：
“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在考察企业时，邓小平对国家经济的落后状况非常担忧。他说：“要到发达国家去看看，应当看看人家是怎样搞的。过去我们对国外的好多事情不知道。”
站在1978年的历史节点上，全世界都已经看到，中国的大门即将开启。
对外开放“先遣队”
1978年5月2日，法国巴黎奥利机场正在举行一个特殊的欢迎仪式。当时的法国总理雷蒙·巴尔来到机场，欢迎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不合外交规格的欢迎仪式，立即使敏感的观察家们意识到，这是一场不寻常的访问，中国的大门要重新打开了。此时的西方世界正处于经济萧条中，很希望和中国开展经济贸易，摆脱危机。
在代表团出发前，邓小平对谷牧说：“你们出去一定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问题。要深入地考察欧洲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情况，认真地考察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经验。”谷牧感到，邓小平正在考虑的已经不是“要不要开放”，而是“怎么搞对外开放”的问题了。
这个后来被称为共和国对外开放“先遣队”的代表团，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访问了法国、瑞士、德国、丹麦、比利时五个国家，参观了众多的工厂、矿山、港口。这是新中国建立以后，首次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出的国家级政府经济代表团。这次出访，向全世界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中国开始重新关注外部世界了。
这些国家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给代表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年后，代表团成员、原广东省委副书记王全国还记得当时参观的许多细节。一天，代表团来到联邦德国德莱因威斯特伐利亚电力公司的一个露天矿参观。这个露天矿年产褐煤5000万吨，职工只有2000人。这个矿一台最大的轮斗式挖掘机使王全国大开眼界，这个挖掘机只要5个人操作，但一天的产煤量却达40万吨。而按当时中国露天煤矿的生产水平，产5000万吨煤大约要16万工人。
还有一种机器超出了代表团的想象，那就是电子计算机。在当时，除了极少数技术人员，绝大多数中国人全然不知道计算机是什么，代表团成员也不例外。但是，代表团发现，在这些国家，计算机得到了广泛应用，不仅一些大型的、技术复杂的工厂已经普遍使用计算机，就连一些小企业和小商店，也已经不同程度地用上了计算机。
王全国后来回忆说：“那次西欧五国的访问对我们的思想有很大的启发。之前我们完全不知道外面有什么，以为资本主义就是腐朽没落的，一看，才知道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给代表团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西欧的高速公路网。那种30多米宽，车速在80、100公里以上的高速公路，当时的中国连1公里都没有。重新将目光投向世界的中国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和冲击，他们发现，中国大大落在了世界后面。
代表团回来之后，6月30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大厅，中共中央政治局10多位成员一起听取了谷牧一行的汇报。谷牧在汇报中实事求是地说：“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确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尤其是新科技广泛运用，日新月异，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我国大大落后了，形势咄咄逼人。考察的结果还表明，他们在调控经济和处理社会矛盾方面，有许多做法也值得我们借鉴。”
谷牧还汇报说，这些国家非常愿意和中国开展经济交往。而且，在发展对外经济交往中，国际经济运作中有许多国际上通行的办法，如卖方信贷、补偿贸易、合作生产、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等等，中国也可以选择采用。
后来，邓小平专门约谷牧谈话。邓小平说：“引进这件事反正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可以借点钱，出点利息，这不要紧，早投产一年半载，就都赚回来了。下个大决心，不要怕欠账。”
就在谷牧出访西欧五国前夕，1978年3月9日，以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李一氓为团长的中国共产党党的工作者访问团，也起程前往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考察。
代表团在南斯拉夫考察时，发现南斯拉夫物质丰富、市场繁荣，人民的生活水平远高于中国。他们自由市场的农副产品很丰富，都是近郊农民在自留地上自己种植、自己进城销售。这让习惯了票证的中国人眼前一亮，他们发现，社会主义也可以没有物质短缺。
代表团回来之后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同样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可以有多种模式。
1978年，一个现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那就是这一年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之频繁前所未有。这一年，李先念访问了孟加拉国，王震访问了英国。从这年10月起，邓小平开始频繁地出国访问。两个月内，他访问了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等五个国家。
邓小平首先访问的是日本。他在繁忙的日程中安排出时间，参观日本的工厂企业，考察日本经济。10月24日下午，邓小平参观了日产汽车公司。当邓小平来到日产公司的组装工厂，了解到这个工厂的劳动生产率比中国最先进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高几十倍时，他陷入了沉思。
参观结束后，邓小平发表了即席讲话，他说：“我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化了。欢迎工业发达的国家，特别是日本产业界的朋友们对中国的现代化进行合作。这也将加深两国的政治关系。”
第二天，在与日本经团联合会会长土光敏夫谈话时，邓小平说：“中国荒废了10年，在此期间，日本和其他国家进步了，因此，里外落后了20年。”
1978年的一系列访问，使邓小平对现代化有了直观的认识，更坚定了邓小平推动中国走改革开放道路的决心。
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时代来临
伟大的转折还需要更大的历史合力。
1978年11月10日，200多位高级干部会聚北京的京西宾馆，举行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这本来是一个讨论经济问题的例行会议，主持会议的华国锋宣布了有关经济问题的三项议程。由于在这之前邓小平提出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建议，已经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赞同，华国锋在开幕式上又提出，在讨论三项经济议程之前，先用三天时间讨论一下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然而，会议刚开始不久，一个意外使这次会议发生了变化。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的彭冲目睹了这个变化。几十年后，彭冲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回忆说：“当时报告是农业学大寨，农业的问题，第二天就没人听了。报告没讲完，就让陈云同志给轰下台了。”
11月12日，会议进行到第三天，很少发言的陈云在东北组的小组讨论上作了第一次发言。陈云说：“华主席说，对于那些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进行细致的??作，妥善解决。我认为这是很对的。但是，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对此，中央应该给以考虑和决定。”
陈云提出了原定议题之外的六项议题。他说，要为彭德怀、陶铸、薄一波等人平反，应该肯定天安门事件。
陈云说：“薄一波同志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他们出狱前还坚持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然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例如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我认为，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当移交给中央组织部，由中央组织部复查，把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去考察，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彭德怀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陈云认为，天安门事件应该予以平反：“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还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最后，陈云还指出，康生必须批判。“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陈云当过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组织部部长，他的发言可谓一言九鼎。
第二天，陈云的发言在大会简报上登出，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原定议程改变了，会议一直开了36天。在激烈的争论中，这些曾被视为禁区的问题一一摆上了桌面。陈云的发言使与会者认识到，不解放思想，不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解决一系列大是大非的问题，拨乱反正，就无法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
许多历史大门的开启，看似不经意，其实背后的推力蓄势已久。
胡耀邦在会上发言说：“我赞成把‘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这些大是大非问题的解决，关系到安定团结，关系到实事求是的作风，关系到拥护毛主席的旗帜。”
万里在华东组说：“陈云提出的六个问题要解决，不然人们心里不舒服。”
王首道说：“只有把遗留的问题解决好，才能真正达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康克清在书面发言中说：“我完全同意陈云11月12日提出的六点意见。我建议，凡是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
党内众多的老同志纷纷表态支持陈云的发言，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上表态，全部接受了陈云提出的六条意见。
华国锋说，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这一决定。
这一天，邓小平结束在国外的访问，回到北京。
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前，邓小平专门为闭幕式上的发言准备了一个详细的提纲。原国务院政研室主任于光远回忆说：“按邓小平的工作习惯，他一向很少动笔写提纲，写这样长的提纲更为少见。这一次讲话在他的心目中有着非同寻常的分量。”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20年后，这个提纲被研究人员偶然发现，在三张16开的白纸上，邓小平亲笔写下了400字左右。
邓小平在闭幕会上说：“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邓小平十分清楚“文革”以及“文革”的蒙昧主义给这个国家带来的恶果，也很清楚国家的现状。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怎样解放思想呢？邓小平的答案是民主，而民主的保障是法制。邓小平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邓小平这篇讲话的题目叫《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成为五天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978年12月18日，这一天的北京白雪皑皑，空气很清新，《于无声处》已经在首都和全国各地上演了一个多月，几乎场场爆满。就在前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决定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这一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开幕。
在京西宾馆，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得热烈而又轻松。与争论了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相比，这次会议只有5天，顺利得令人吃惊，仿佛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12月22日，白雪消融。大会宣布“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毅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解决了从1957年以来没有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大会上提出的“改革、开放”成为直到今天仍在指引中国前进的战略方针。而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成就是民主与法制成为治国理念，历尽劫难的中国人深深懂得民主与法制的意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依法治国，使中国在政治文明的道路上迈出坚实的一步。
这次会议后来被称为“新时期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最终完成了从“两个凡是”到实事求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和墨守成规到改革开放的三个转变。
这一天，当与会者们走出会场时，他们或许还没有充分地意识到，他们在这次中央全会上作出的抉择，对探索前进的中国将会产生多么重大的影响。
30年过去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与会者今天大多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历史将永远记住，正是他们和人民群众一道，推动和实现了这次伟大的历史转折。
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抛掉了历史包袱的中国人，开始用自己的双手开创中华民族的又一个辉煌。
此后，中国在发展道路上又有过多次争论。在关键时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8个字一再发挥积极的历史作用，引导着中华民族看清前进的道路，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