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业是由各类房地产企业、政府房地产事业单位、房地产合作经济组织和以家庭为主体的自主房地产经济构成的整体。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证明，房地产业的发展是事关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居住条件改善的重要领域之一。房地产问题也是中国未来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中国经济这艘巨轮复苏并再度起航时可能面临的巨大礁石。中国政府寄望继续依赖房地产这一传统的经济增长引擎拉动日益重要的内需，中国的老百姓则普遍希望高企的房价大幅度回落，或者由政府提供更多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以解决居住问题。目前，高房价问题成为全社会最为关注的焦点，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将从根本上检验??府“执政为民”的成色，更体现政府领导者“大国治理”的能力和智慧。
房地产业拉动经济增长，是一个伪命题
2008年11月10日，国务院重申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对于拉动钢铁、建材及家电家居用品等产业发展的作用举足轻重，对于金融业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对于推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改善民生具有重要作用，要求出台政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不过，由房地产业拉动的国民经济增长，究竟是房地产开发商们创造的，还是由作为其上游的规划设计、建筑、装饰装修、建材、家居设备等部门创造的，稍微有些常识的人都可以给出唯一的正确答案。但若政策只允许开发商从事住宅开发，在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判断上，就可能出现违背常识的情况。
这其实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如果住房商品化可以覆盖全部城乡土地，如果在坚持严格的城乡统一规划条件下，允许任何经济主体从事住房开发，则在中国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下，绝无房地产开发不振从而拖慢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情况发生；而为广大人民所诟病的高房价问题，必将在居民自建成本的压迫下，低下它那持久高昂的头颅。
住房、医疗、教育等是城乡居民的最基本需要，长期以来依赖政府财政支出。而推动上述领域的市场化，是1998年中央政府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扩大内需的重要改革之举。目前，中国政府正在修复医疗、教育市场化改革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关系国民经济增长的房地产领域，却与公众愿望存在较大差距，有时甚至是相反的。
2003年，国务院出台的“18号文件”，将原有房改方案中作为供给主体的经济适用房，列入中低收入阶层才有可能享有的“保障性住房”，绝大多数有购房需求的城镇居民，则不得不直接面对房地产开发商供给的商品房。由于政府调控缺乏经验，开发商在商品房市场任意定价，肆意推高房价。由此，中国经历了2003年以来全国房价和房地产投资持续高涨、国人望而生畏、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获取暴利的虚假经济繁荣时期。痴迷于高房价导致的房地产投资高速增长从而快速拉动经济增长的梦想，各级政府始终对房地产业情有独钟，导致公众降房价的强烈愿望难以实现。
在我看来，高房价下的房地产业不仅不能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而且必将成为中国经济复兴的最大障碍。
首先，高房价损害了居民消费福利。在高房价下，出现了一批住不起房甚至租不起房，以及依靠长辈资助买房但沦为“房奴”一族的人群，可能影响城市一整代年轻人的创业热情；在高房价下，工人的工资即使有所增加，也失去了改善生活的意义，他们不得不拿出其中的一大部分用于房价或租金上涨引起的支付增加。
其次，高房价必将危及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居高不下的房价使产业资本投资其他产业收益率下降，风险加大，迫使产业资本投向利润高、技术门槛低的房地产业，或者直接将资本投入楼市，而这将会造成更大的泡沫；高房价推动的高工资势必推动商品价格的虚高，将使中国内地的制造业步香港地区的后尘，失去国际竞争力。即使世界经济复苏，中国产品的出口也将失去扩张的机会。
最后，高房价直接影响社会总产品的交换和分配效率。房价高了，租金自然大涨，店铺的生存就成了时下最艰难的一个问题。当商铺普遍无法生存时，货物必然不能畅其流，而失去了“外部需求”的、占全球总量1/4～1/3的中国工业品生产能力，必然面临一个更加凶险的环境。由于国内消费被高度压制和阻塞，大规模投资推动下的产能过剩问题会更加突出，必然在不久的将来深层危及中国的银行体系安全，引起金融和经济体系的大危机。
高房价造就严重的社会分化，影响消费扩张和经济可持续增长
地价、房价急剧上涨引起的大规模财富转移效应，为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营造了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滚滚财源。在以房地产开发业为核心的利益机制下，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炒楼机构和个人，甚至商业银行，形成了极度强势的垄断房屋流通环节的产业链，他们相互关联，藉此获得巨额财富。显然，不打破房地产暴利，就根本谈不上老百姓买得起房、住得起房这一民生问题，幻想在维护中间环节高利润的条件下改善民生肯定是不现实的。高房价、高地价形成两极分化，打破了社会正常的价值体系。由此，土地、房屋成为聚集社会财富的“聚宝盆”，而流动性资产，包括货币（表现为通货膨胀）、科技成果、人类精神财富等，相对处于贬值的状态。
在高房价下，既得利益集团借机暴富，已购住房自住者沦为“房奴”，而绝大多数新进入城市者则陷于买不起房甚至租不起房的窘境，整个社会财富呈现向土地房产集中的局面，推动了社会阶层的分化。伴随高房价的暴利机制，严重打压了普通居民的收入增长空间。由于收入分配严重分化，绝大多数居民虽有消费的欲望，但根本没有可支付的消费能力，中央对于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期望，在此情况下也受到严重的影响。
从楼市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来看，高房价的挤出效应，影响到了居民的日常生活和消费行为，已经成为制约消费启动的最大阻力。央行于2009年5月底在全国50个大、中、小城市进行了城镇储户问卷调查，6月12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居民购房意愿呈现低位徘徊态势，超过六成的居民认为当前房价“高，难以接受”。47%的城镇居民在安排支出时选择“更多地储蓄”，此比例比上季度提高9.5个百分点，升至历史最高；仅有15.1%的城镇居民选择“更多地消费”，比上季度下降14.6个百分点，降至历史最低。
仔细分析我国房地产业的崛起，以及其不良发展给公众和我国的经济体系带来的巨大阵痛，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房地产业在发展壮大过程中，违背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三个基本原则。
一是违背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公众自主选择原则。在我国的房地产领域，房屋开发只能经由房地产开发商，城镇居民不能自己建房，不能组建住房合作社，这种情况明显违反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公众自主选择这一基本原则。二是违背了商品经济社会公平交易这一基本原则。在房地产领域，不公平交易大行其道，高价拍卖土地，低价征用土地；政府与开发商之间，政府处于土地出让的卖方垄断地位，形成了形形色色的土地定价；在炒楼者和消费者之间，投机者可以轻易通过囤积房屋加价出售，这也明显属于不公平交易。三是违背了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一致性原则。个人或企业通过自己的私人劳动，提供社会所需要的物质财富，中国的开发商虽然也付出了“辛勤运作”的劳动，但是他们的私人劳动并不是老百姓愿意接受的。老百姓希望自己有权利建房子，不希望被替代，更不希望以远高过自建成本的价格购买房屋。所以强制性的房地产制度让开发商做了房屋建设的甲方，并借此获取超额垄断利润，其结果很难被群众接受。
很显然，我国把房地产业当成支柱产业的政策，开始面临着耕地与人民财力的枯竭，尤其是中等收入的城镇居民，包括已经购房的中产阶层消费能力枯竭的问题。依靠这样的“嗜血产业”拉动国民经济增长，不仅房地产业本身必将面临需求大幅度萎缩、房价调整等生死问题，从而拖累国民经济增长；而且高房价对其他产业和居民消费的挤压，也透支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未来空间。
高房价和建筑垃圾化与腐败现象密切相关
高房价的形成既有建设开发体制问题，更与腐败现象密切相关。在中国这样一个土地并不特别稀缺的国家，在一些地方，高房价一定程度上与政府官员直接或变相介入导致的大量隐性成本上升有关。由于房地产开发中的官商一体，以及个别官员与不法开发商勾结，通过低价强占农民土地、任意建设规划，在工程验收中大量做假，导致社会矛盾被激化，严重影响了政府官员的社会声望。
与高房价相对应的，是中国建筑质量的低劣，这早已成为普遍的问题。其中既有房地产开发商、建筑商、监理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内在原因，更有地方政府监管缺失的问题。在当代中国，民用建筑特别是住宅的寿命非常之短。例如在北京市，政府拆迁的最新重点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的建筑物。根据建设部统计，中国各类建筑物以每年5亿多平方米的规模剧增，而其中大量建筑物的平均实际寿命仅为30年，远低于《民用建筑设计通则》中规定的年限。由于规划短视、设计缺陷、偷工减料等综合因素的作用，中国建筑的平均寿命称得上“50年罕见、30年普遍”，不及国家标准规定最低使用年限的60%。从这个角度看，所谓城市化建设的“日新月异”，实则隐含着“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劣质工程成规模制造的实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