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对于贸易的理解可能是错的，但中美实力平衡的变化却是事实。贸易并不是造成变化的原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自1993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以来，美国与墨西哥的贸易量激增，墨西哥生产的低成本商品大量涌入美国市场。这一度引起了人们对于美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担忧，但仅此而已。没有人觉得墨西哥会在短时间内超过美国或是成为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竞争对手。尽管美国各行业协会已经深深意识到了墨西哥低成本商品大量涌入所带来的挑战，但这种挑战并不会导致美国的衰落。1994年墨西哥比索贬值，美国政府对墨西哥给予了援助，这是一种强有力的提示（如果需要有这样的提示的话），表明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实力平衡并没有因为贸易和制造业领域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改变。
如果中国的优势只是生产低成本商品，那么中国只能是另外一个墨西哥，只不过人口数量更多而已。在过去几十年里，包括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70年代的中国台湾，80年代的韩国和90年代的东欧国家在内，许多国家依靠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削弱了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基础。在一个贸易壁垒日益减少的世界当中，比较优势理论是适用的，该理论认为，哪里的生产效率最高，产品就会在哪里生产。发达国家把自己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进口低成本商品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上，例如工人工资压力和工厂的倒闭，却很少注意到这些低成本商品所带来的好处。如果沃尔玛销售的DVD播放机是美国或德国制造的，那售价怎么可能只有100美元呢？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成本节约都是比较优势理论所能解释的，美国很多工人的失业也不能归咎于墨西哥和中国，而是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普及的结果。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美国遭受了“9·11”恐怖袭击并出兵阿富汗，美国经济持续下滑，这些大事都在同一年发生。2001年美国的经济衰退主要表现在“库存衰退”上。此前，由于对强大的市场需求有很高的预期，各家公司，特别是电信公司增加了高技术设备的生产。在新千年到来之前，很多企业害怕“千年虫”问题导致计算机操作系统崩溃而投入大量资金购买高技术设备，而新千年之后，企业在这方面的投资开始削减，因此导致了大量高技术设备的库存积压。回顾历史，这种情况是经常出现的。每一轮新技术设备投资过后，企业都会减少用于这方面的开支。20世纪90年代末，各家企业都购置并安装了各种高速网络设备，它们需要时间去掌握如何应用这些新技术，学习如何使新系统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这么做的结果就是美国企业的技术设备支出急剧收缩，西欧国家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只是没有美国那么严重。与此同时，美国股市暴跌，各主要股指在2002年10月探底。但是，出乎很多分析家意料的是，在这段时间里，美国的失业率仍然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
劳动生产率在整体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仍然能有所提高，这是传统的经济模式和历史经验所无法解释的现象。2002年，虽然美国经济实际上已经开始恢复增长，可大多数美国人仍然感觉美国经济在下跌。2002年前3个月，美国经济增长超过5%，但民众感觉美国经济仍然在衰退之中。美国的整体经济数据与美国民众对经济的感知出现了脱节，并且这种脱节的趋势日益严重。例如，在2008年美国股市大跌和2008～2009年的全球经济衰退发生之前，美国人就已经越来越感到不安，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趋势的看法很是悲观。但是，在近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生产力提高的程度是惊人的。
国内生产总值和生产力应该是同步上升、同步下降的。然而在美国，自2001年以来，它们却经常呈现出不同的走向。原因是什么呢？技术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新经济”浪潮中信息技术和设备的应用，企业的生产力得到了提高。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如果机器人能够进行汽车零部件生产，那就意味着生产过程中需要的工人数量减少了。如果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是按照每个工人的劳动产出来衡量的，那么，当企业在工人数量减少的情况下生产出更多汽车的时候，即使工人数量减少了，企业的生产力还是提高了。客户服务领域的情况也是如此：应用了可以对客户历史消费情况和消费喜好进行追踪的服务软件，每个客户服务代表就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处理更多的客户问题，这同样也会导致生产力的提高。
与新技术应用所带来的变化相比，人们关注更多的是贸易变动所带来的变化。原因之一在于，与中国的玩具制造厂相比，客户管理软件是无形的。同时，政客们在竞选活动中指责中国或墨西哥夺走了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比指责戴尔计算机或思科路由器更容易赢得选民的支持。2002年10月，在北卡罗来纳州希科利举行的一场国会竞选演说中，民众打起了这样的标语——“找到工作了吗？”“我的工作跑到了墨西哥，然后又去了中国。”如果标牌上说“我的工作让互联网抢走了”这样的话，那效果可能就不一样了。
2002年，全球经济开始出现一系列莫名其妙的增长，官方统计数据与此前公众及学术界的预测都不一致。在经济增长、生产力提高的同时，通货膨胀率却直线下滑。这也与历史发展的常规轨迹不同。历史上，经济的发展几乎总是伴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上涨，因为企业的生产能力常常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工人们往往也会从经济发展中受益，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环境的改善，工人的工资也会相应的提高，当然，这同时也会加剧通货膨胀。但是，2002年，除了医疗保险有所增加之外，工人的工资水平并没有上涨，而通货膨胀率则下降到了1.5%左右。从2001年末到2002年，美联储大幅降低利率，联邦基金利率下降到了1.25%。但是，美国10年期国债的全球利率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动，虽然一度跌到了4%以下，但基本上都是在4%～5%之间浮动，因为这一利率是由市场而不是中央银行决定的。用传统观点来看，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只要美联储一有动作，市场利率就会作出回应。但是在2002年，情况不同了。
2002年，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举动开始影响利率的波动，但是，当时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变化，也没有人把这一变化与中国购买美国国债联系起来。在过去10年中，中国已经开始购买美国国债。2000年，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还不到1000亿美元。2001年后，随着中国出口的增长和市场发生巨大变化，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越来越快。2006年，中国外汇储备接近7000亿美元，2007年接近10000亿美元，而2009年则已经超过了20000亿美元。最初，包括中国人在内，并没有人注意到这种趋势，人们也没有考虑到这种趋势对全球利率和美国利率的影响。即使有人注意到了这种趋势，中国通常也只是被视为美国国债的另外一个买家而已，利率的波动通常被视为正常调整，与中国并没有什么关系。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和经济学家也都是这样看的，至少他们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探讨或争论。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对经济学并不那么感兴趣，经济学家也不太关心中国的时政，而中国一些政府官员关注更多的也只是中国的国内经济而非国际体系，没有人专门对一个甚至其存在都很少有人相信的体系进行评估。
因此，2003年，美国经济对于很多分析家而言成了一个谜。几年后，在2005年2月，艾伦·格林斯潘在国会的听证会上承认，他自己也对“利率谜团”感到困惑，不明白为什么即使是在中央银行利率大幅波动的情况下，长期利率仍然保持稳定。
从那时起，这个谜团就一直困扰着人们。人们都在把谜团的成因归咎于中国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应用，以及相关人士或组织没能够调整他们的测量模型与传统思维。统计学家们一直埋头于具体数据的测量之中，以至于他们忽略了外部世界已经发生的改变，而世界变化的速度往往超过人类在一定时期的测量水平和解释能力可以达到的程度。
一直让目光盯住贸易领域也是造成目光短浅的一个原因，这样做也无法全面了解中国经济转型的情况。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很难相信，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经济发展能够如此之快。报纸头版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数据可以说明中国的增长速度，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都以平均9%以上的速度增长，而且大多数专家都没有能够预测出2001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会对世界造成巨大影响。正如一开始墨西哥的那个例子所暗示的那样，单单只凭数据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一直深陷衰退的困境之中，银行危机一直困扰着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日本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倒退脚步和日本经济萎缩程度相比，还是小了很多。20世纪80年代末，当世界开始担心日本东山再起之时，日本的衰退已经显露出来了，尽管当时的日本经济统计数据还很乐观。与此同时，开曼群岛虽然没有得到全球认可，但是那里成了对冲基金的主要吸纳地。在世纪之交，开曼群岛多达万亿美元的资金为全球的抵押资产和债券市场的发展设定了基调。
中国的成功与失误
并非只有美国和欧洲错过了经济的转折点，中国也没能完全抓住这个机会。2002年，中国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国内政权的过渡上。以江泽民和朱镕基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平稳过渡到以胡锦涛和温家宝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行事非常谨慎，避免个人管理党和国家的权力过大。在中国，由共产党掌握政权，带领中国人民摆脱贫穷，党和国家是第一位的，个人意志要服从于国家利益。这既可以解释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少数服从多数，又可以解释共产党领导人的任期制度。江泽民主席的卸任，这个过渡是相当平稳而有序的。虽然2002年的领导班子过渡耗费了中国领导人的时间和精力，但他们并未放松对宏观经济政策和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等问题的掌控。
对于那些一心致力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人来说，经济比政治更加重要。中国共产党始终沿着经济现代化和发展生产力的道路前进。你可能是一个银行家、工业家或者企业家，但无论有着什么样的头衔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关心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中国国有企业的高层一直与政府保持着密切联系，因为政府决策会对国有企业产生重要影响，比如任命人选等。朱镕基在银行和财政等领域实施改革，这些改革瓦解了原有的旧体制，并加快了建立新体制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