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的技术革命使企业的全球运营模式和商品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的信息技术使更高层次的实时通信和远距离数据传输成为可能。工厂车间的变化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20世纪90年代以前，工厂管理人员需要在离厂区不远的地方工作，通常是在能够监督车间的办公室里。管理人员可以批改文件，但也需要到车间视察工作，解决问题，确保生产的正常进行。然而，在过去20年里信息技术发展的作用下，现在，管理人员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中部就可以了解中国深圳工厂的生产情况，而且了解到的东西要比20年前在厂房里看到的更多。得益于库存跟踪软件的应用，企业现在可以建立起一个中央数据库，其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不同用户都可以访问这个数据库，从而了解哪里有存货、存货量有多少。这样，企业就可以以一种过去完全不可能实现的方式来管理全球供应链和生产网络。
但是，要想得到普及，这些技术就需要被广泛应用，而要被广泛应用，这些技术产品的价格就要有吸引力。这意味着生产规模要扩大，这也是20世纪90年代资本和投资大量涌入“新经济”公司的原因之一。早些时候，很多人看到了国际互联网和无线通信产品在商业和个人消费市场的内在潜力。这些产品需要的是投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投资又有了一个独特的渠道——股票市场。
1995年8月9日，曾经完善了Mosaic浏览器的网景公司上市，每股开盘价格为14美元，当天的收盘价格就涨到了每股75美元。这成了美国“新经济”繁荣的标志。尽管网景公司上市在美国互联网企业中并非首次，但它的上市却是较为引人注目的一次，对“新经济”成为美国流行文化的中心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美国股市从1990年开始迅速上涨，到20世纪90年代末见证了牛市的高潮。2000年3月，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从1995年的不到1000点上升到了5000多点，达到了高峰。但是，成为这一时代标志的并不是股指上涨5倍，而是网络和股票市场的融合主导了流行文化。网络的诞生使个人投资者第一次可以在线购买和抛售股票，导致了股票市场交易量的大幅增加。网络同时也为文化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大量记者、编辑和作家投入到网络这一新的传媒方式当中。
20世纪90年代末，“新经济”已经成为一种令人痴迷的文化。2000年初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它之所以被称为‘新经济’，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没有人见证过这样的时代：发展和创新造就了前所未有的就业机会，促使生产力水平达到了新高，并且推动着经济向前发展……这是一个一切似乎都在变得更好、更快、更廉价、更容易获取的年代，利润也越来越大。”这是一种令人陶醉的幻象，一种不真实的幻象，但是，在一段时间内，它是能带给人喜悦的。
从很多方面来看，“新经济”都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尽管欧洲国家也出现了对互联网和电信企业的投资狂潮，但“新经济”的基调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华尔街和硅谷来决定的。这其中也有普通美国人的参与。20世纪90年代末，似乎每个人都在市场上投资，都在谈论并关注市场。新兴互联网企业股票交易的火暴程度造就了网络经济的繁荣。出租车司机、公交车司机、服务生、文秘和学校教师都像投资银行家一样充满热情地详细探讨着股市状况。直接进行股票交易的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多过，人们的狂热使热门公司的股价进一步上涨，而股价的上涨转而又会引发更大的狂热。2000年，美国股民的数量已经达到1亿。
至于世界整体形势，倒是很少有美国人去关心。冷战时期，外交事务是美国公众谈论和担心的中心话题，而现在，美国已经走出了“冷战”时期，人们关注的是市场和新技术，很少去关注别的。人们把注意力都放在了苹果公司或微软公司的股价变动上，因而无暇顾及公共政策或世界整体形势。当然，这只是从整体上看。还是有美国人对其他事情保持着深度关注的，还是有几百万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受到股市涨跌和“新经济”起落的影响的。尽管如此，“新经济”仍然是一种令人痴迷的文化，以至于在克林顿的“莱温斯基性丑闻案”期间，曾经有一位国会议员抱怨说，美国公众对股票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了对美国政府的关注。当然，与民众不同，在1998年和1999年，美国政府主要关注的还是克林顿的“莱温斯基性丑闻案”。美国政府从未像这个时期一样显得如此肮脏，如此与公众话题脱节。尽管美国人也在关注克林顿弹劾案的进展，就像关注其他名人一样，但是他们对政府的事情并不是那么关心。
这一切都表明，很少有美国人会注意到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不错，美国国务院、白宫、智库和大学都有中国问题专家，有时候中国问题也会出现在新闻当中，例如1999年5月美国在北约轰炸南联盟的行动中炸了中国大使馆。大使馆被炸引起了中国人的愤怒，很多中国人不相信美国宣称的“误炸”，因为以美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美国军队怎么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呢？这也让很多中国人意识到，尽管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发展，但在军事上仍然处于弱势，中国更需要增强综合国力。当时，中美两国关系正处在一个相当微妙的时期，轰炸正好发生在朱镕基访美之后。朱镕基访美的目的是为了争取美国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支持，但是这次访问并没能取得计划中的进展。美国国会提出了异议，克林顿也因为“莱温斯基性丑闻案”而无能为力。
后面我们将会了解到，这次危机威胁到了“中美国”的发展进程，差点使其偏离轨道。但当时在美国，这次危机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愤怒的中国人在北京高呼反美口号的新闻出现了几天，但美国公众很快就不再关注这件事了。他们关注的是股票市场和互联网。
“新经济热”造成了一种美国既富足又拥有强大实力的假象。和所有美好的假象一样，这种假象当中也包含着很多真实的成分。由于股市大幅上涨、通货膨胀率降低和新就业机会的出现，很多美国人的物质生活确实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少数人从中获得了大量收益，正是这少数人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当时的美国社会给人的感觉是，如果每天有一个人因为互联网经济的发展而成为百万富翁，那么就有20个人怀揣着成为富翁的希望和梦想。对于美国的全球力量，美国人意识到，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解体，世界上已经没有能够对美国的全球地位构成威胁的常规军事力量了。尽管欧盟各国总的人口规模和人均富足程度都和美国差不多，但是欧盟的凝聚力更多的还只是一种愿望而不是现实。
然而，尽管“新经济”成为美国大众文化的发展方向，还是有数千万美国人没有享受到“新经济”带来的实惠。实际上，美国有5000万人生活在贫困当中，或是在一家四口年收入1.7万美元的贫困线上挣扎，并且，即使一家四口的收入超出贫困线几千美元，也并不意味着在经济上就不再有问题或是可以过上富足的生活。美国制造业提供的传统就业机会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开始减少，尽管其他领域，特别是技术和医疗服务行业创造的新的就业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制造业就业机会减少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但传统就业机会减少这种趋势到了20世纪90年代仍在继续。一些新的就业机会来自高科技制造领域，但大多数就业机会不是的。所以，问题就出现了，新的就业机会并不存在于人们失去原有就业机会的传统制造业当中，一个从事了多年制造业生产的工人往往是不具备转行成为“知识工人”的能力的。
人比利润重要
信息技术的发展，预示着新的就业机会的出现，同时也是人们的就业状况发生变化的原因之一。计算机、软件和网络的发展意味着传统生产过程中劳动力需求的减少。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的崛起就曾经引起过人们的担忧，人们担心生产线的日益机械化会使很多工人被淘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剧。受到影响的已经不只是工厂的生产车间。例如，过去金融服务领域需要几百万从业人员来完成各项工作，现在这种情况已经不存在了。自动取款机的应用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自动取款机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出现在了各个角落，其中包括一些看似最不可能的地方。除了银行之外，在便利店、电影院、机场和购物中心等地，我们也都能看到自动取款机。很多消费者都为此感到高兴，但是，自动取款机的使用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就业机会的减少，很多银行出纳员的工作都被自动取款机取代了。
所以，在赞美市场、互联网和技术繁荣的良性循环时，不要忽视了大众文化还有另外一个层面，一个悄然涌动的层面。在美国，一些地区的高中生组织起了自己的投资俱乐部，而另外一些地区还有很多高中生的父母失业后尚未找到收入与保障水平相当的新工作。很多人觉得自己被20世纪90年代的繁荣遗漏了，但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媒体，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正是出于这个原因，1999年11月，当世界各国官员云集西雅图参加世界贸易组织新一轮谈判的时候，没有人觉得这是什么特别大的事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警示性的信号此前并非没有出现过。1997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的贸易谈判就曾经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但是，美国人觉得那是在距离自己很遥远的世界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在意。20世纪90年代初，曾经有人强烈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亿万富翁罗斯·佩罗也打着这个旗号参加了1992年的总统竞选。在反对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言论中，佩罗作出了一番著名的预测。他认为，随着该协定的签署，很多工作机会将从美国转移到墨西哥，因为就业机会总是会不可避免地从劳动力成本高的地区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佩罗警告说，大量就业机会将会从美国南移到墨西哥，在这种担忧和他投入竞选的数百万美元的作用下，他在大选中惊人地获得了19%的选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