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意识到，需要采取更加彻底的措施——“把北京联想的资产注入香港联想”。这是他权衡过“北京联想把香港联想买过来”后最初的决定。他说：“这是最好的整合，我们把北京联想的业务装到上市公司，合并在一起，形成一个中国联想。”
他知道，这是唯一能够拯救香港联想的办法。他有银行贷款，可以暂时填补香港联想的亏损。中科院和国有资产管理局也都对整合的决定给予了支持。
柳传志虽然有些难过，但毕竟这招帮助联想闯过了最难的一关。最终的决议在1997年2月3日的北京联想总部大楼505室形成：
——把北京联想和香港联想合并为中国联想。
——具体做法如下：把北京联想业务的主要部分通过资产评估，以该部分资产购买香港联想的股票。
——整合后的北京联想将成为香港联想的绝对大股东，所占股份将由原来的42%上升为60%。
董事会将合并后的公司大权赋予柳传志，他成为中国联想董事局主席兼总经理、首席执行官。董事局中除了李勤和曾茂朝之外，还有杨元庆、马雪征和郭为。对年轻人来说，这个位置意义重大，它强烈预示着公司未来的权力格局。
1997年的中国，大事频频。邓小平在春天去世；香港在夏天回归中国；秋天，五年一次的党的代表大会召开。
次年春天，朱镕基上任，他满面春风地迎接着数百名记者的目光，他讲到了改革、发展、信念、阻碍和风险，讲到“科教兴国”，讲到“新的机制”，讲到“开放中国电信市场”，讲到“本届政府决心精简机构，减掉一半人”，还宣称，“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他既有悲剧色彩又鼓舞人心的话语的感召下，整个中国都激昂起来，一下子变得像初生牛犊一样勇敢无畏。
朱镕基召见柳传志，希望他能谈谈中国企业的问题。柳传志不客气地谈道，国家政策和制度不断变化，这给企业带来巨大“风险”。
他对总理说：“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走过的路，会有高兴甚至自豪的感觉，而回忆当年面对风险的时候，每一次都是战战兢兢，甚至会吓出大病。”柳传志大脑里闪现出创业之初那段艰难的历程，继续说道：“在我们所冒的风险中有两类，一类是商业风险，一类是政策风险。在中国，不管是多好的人，只要你想办成企业，政策风险是非冒不可的。”
柳传志举了自己亲历的例子，当年中央政府征收高额奖金税，自己如何偷逃税款又如何被处罚。这次谈话事隔数月后，政府便把这个税给取消了。
柳传志当时的另外一个身份是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当选的第一件事，就是说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者，把几百台联想电脑搬进人民大会堂。这两个会议每年都开，会场一直使用外国品牌的电脑，也没有谁觉得异常。现在柳传志走进来，一看就不顺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都不使用国产品牌，还说什么振兴中华？”
他知道，把联想电脑搬进人民大会堂当然不是为了增加销售利润，而是某种象征意义。
此时，联想的品牌价值已经超过了40亿，在《关于中国最有价值品牌的研究报告》中，联想是唯一入选前十名的计算机品牌。
这一年，柳传志开始被国内媒体赋予了这样的头衔——“中国信息业的教父”，而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全球25位最有影响力的商界领袖”排名中，他被列在第14位。
1999年，柳传志在广州会晤了全球电脑界的大腕比尔·盖茨。他来听比尔·盖茨的报告《感受数字生活》，还想接过这个口号并且把它变成自己的产品。
比尔·盖茨满怀激情地歌颂数字时代的到来：“互联网业务的通信量每100天翻一番。全世界互联网用户在1994年是300万，到1998年有了1.53亿人。上网用户的普及，在美国和加拿大为29%，在欧洲为5%，在亚太地区和南美地区小于1%，在非洲只有大约100万人在上网。中国有210万人上网，普及率小于2%，其个人电脑普及率也小于2%，但有成熟的消费电子市场，还有不可思议的4000万VCD市场。”
当天下午，中国计算机市场上出货量最大的硬件公司和全世界最大的软件公司宣布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在诸如掌上电脑、机顶盒一类相当具体的项目上“有更深入的合作”。为了表示诚意，柳传志在会晤结束时，把联想中央研究院和微软中国研究开发中心的第一台基于Windows CE的掌上电脑送给比尔·盖茨。
柳传志曾对中央电视台记者说：“让我从一个普通中国老百姓的角度，谈谈为什么尊敬比尔·盖茨先生。个人计算机正在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革命性的影响，我80岁的母亲就能通过个人计算机给她的孙子发送邮件，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微软推出了Windows这种以图形为界面的操作系统。没有微软的努力，个人计算机绝对不会像今天这么普及。”
在历经了亚洲金融风暴、中美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签署协议、国庆50周年庆典后，站在世纪转折的起点上，联想内部确定了15年来的15件大事：公司初创；进军香港；汉卡获得一等奖；组建联想集团；江泽民和李鹏视察公司；香港联想上市；微机事业部诞生；联想微机销量占国内首位；京港整合；百万台电脑下线；改造计算所；跃居“电子百强第一名”；在港成功配售股票集资9.36亿港元；以8.5%的市场占有率在亚太地区夺魁。
“联想的未来要靠你们去开创。”
新时代的号角吹响的时候，联想正在策划着新的改革，这次要拿自己开刀——柳传志想把联想进行分拆。
公司在法律上的分拆到2001年才能完成，但2000年的春天就已经开始运作。其基本原则是由杨元庆统帅全部联想品牌的业务，而将代理业务和系统集成归于郭为旗下。要把一个拥有几十家分公司、几十项业务、一万名员工、20亿元资产、200亿元销售收入的庞大公司一分为二，谁都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要冒很大的风险。
柳传志很早就开始培养联想的这两位少帅，但“一山难容二虎”。正如他所说：“这两人的摩擦是必然的，不是他们的品格太低——钩心斗角，而是各自有着完全不同的目标，所以只好分开。”他提到了惠普公司成立安捷伦公司，解释公司的分拆是“自身业务发展的需要”。
但他后来也承认，以上这些话是说给股票市场听的，“实际的原因还是打算让杨元庆接班，又舍不得郭为走，所以才要另外搭出一个舞台。”
我们可以从一些细节看出柳传志的决心。他曾就此事请教高盛公司，结果遭到坚决反对。柳传志则认为，“与其钝刀子割肉，不如快刀斩乱麻”。“不是谁也不服谁吗？那就给他们充分的空间，到市场上见。”他选择将自己苦心开创的事业一分为二，运用智慧、计谋、哄劝和权威，把两位少帅分开，正如朱立南所说：“引导他行动的不是他和哪个人的感情，而是联想公司的利益。这两人都是柳传志的爱将，都有能力独立管理一家大公司，无论谁走他都舍不得。这样的安排还得考虑，放走一个人，就是多了一个竞争对手，对公司没有好处。”
公司分拆的结果是，杨元庆继承大统，只将公司大约10%的财产、20%的员工、20%的业务和20%的销售收入分到郭为名下。公司一分为二后，主持自由品牌业务的杨元庆显然顺理成章继承了公司名称、商标以及由此带来的40亿元的无形资产，股票市场上的“0992”也都归属他名下。郭为曾想为自己领导的公司起个“联想科技”一类的名称，最终在柳传志的亲自出面下只得作罢。
郭为想到自己12年来为了“联想”这块品牌呕心沥血，情深意笃，可在一夜之间竟不再是联想人了，当场痛哭。他后来和员工说起这事，还会眼圈发红。他说：“伴随着15年的发展历程，联想的荣誉和辉煌就像电视剧一样，一幕幕在我脑海中闪过。我是联想第一个企业编制的员工。联想的名字已经在我心底打下永远磨不掉的烙印，联想的事业已经深深融入我的生命中，联想的精神已经在我思维的土壤上长成参天大树。我投入了自己全部的热情和心血，最后却不得不放弃，真是难以接受。”
企业的发展不承认眼泪，在这里是无休止的进取。郭为领导的新公司定名“神州数码”。当他用英文“Digital China”注册时，就已经向世人宣布他的新梦想，开创第二个驰名商标。
2000年4月3日，“神州数码有限公司”领到了营业执照。柳传志送给郭为四个字——“再创辉煌”。
5月12日，联想公司举办的“誓师大会”，是两代人之间交班和接班的历史时刻。过去16年，公司员工从11人增加到1万人，平均年龄从45岁下降到28岁，老一代中至少有100人已经退休。柳传志宣布联想从事业部体制转变为子公司体制，杨元庆和郭为分别担任联想电脑公司和联想神州数码公司总裁。公司公共关系部特意制作了两面蔚蓝色的大旗，由柳传志亲自将旗帜转交给两位接班人。
那一天的会场里悬挂着公司执行委员会拟定的最新誓词：
“主动应变是我们永恒的主题 说到做到是我们不变的承诺。”
柳传志对两位接班人的共同嘱托是：“联想的未来要靠你们去开创。”两位年轻人挥舞大旗，一先一后高声叫道：
“联想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神州数码一定会重新创造一个新的斯巴达克方阵。”
一年之后的2001年6月1日，神州数码有限公司在香港成功上市，代号“0861”。6月22日，联想集团控股公司改制工作完成，正式更名为联想控股有限公司。
联想控股把自己的办公区设在京城四环北路的融科资讯中心。所谓“控股”，首先是指它拥有“联想电脑”57%的股权和神州数码51%的股权。柳传志和李勤分别担任“联想控股”的总裁和常务副总裁，又分别成为“联想电脑”和“神州数码”的董事长。
第一家跻身TOP的中国企业
在移交权力后的15个月，柳传志度过了自己有生以来最轻松、惬意和“豪华”的一段时光，没有了压力，也不再失眠。他陪着太太周游了世界。他在广东观看野生动物世界；到日本京都拜访青山寺，击掌三下，祈祷神灵赐予他健康和智慧；到意大利聆听歌剧；到法国参观宫殿和教堂；到美国国际管理科学学会（Academy of Management）论坛，在众多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和企业家面前发表演讲，接受国际管理学院副院长西蒙·福雷泽教授的热情洋溢的颂词。
然而，这时的世界并不平静。“9·11事件”改变了冷战格局解体后全球的方向。但是，深谋远虑的中国人意识到：纽约世贸双子大厦的倒塌，意味着中国有更多机会让自己的影响波及世界。
2001年盛夏时节，两件大事让中国人扬眉吐气：7月，北京得到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9月，中国完成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所有谈判，因而成为这一组织的第143个成员。
申奥成功时，柳传志正在法国游历。他显然没有让自己置身事外，新的梦想开始扬帆起航。早在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时，联想就已经掏出了1200万元赞助北京政府的申办活动。这时的联想已经羽翼丰满，更有能力支持祖国的奥运事业。
2002年底，联想成立了一个小组，制定“进军奥运会”的计划。由于到2008年还有7年，小组有个颇具神秘感的名字——“007”。
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送给联想一段录像，站在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的五环旗下，他热情洋溢地说：“我非常高兴看到有一个中国品牌成了我们的电脑技术赞助商。”所谓的“电脑技术赞助商”是个特有名词，其典型特征就是“独家占有”和“排他性”。联想的进入意味着，其他电脑制造商都被排斥在外。此前两届奥运会上，这个位置为IBM所有。2008年奥运会上不同行业的技术赞助商还有可口可乐、通用电气、柯达、松下、三星等等。联想的名字将第一次和这些最具国际声望的跨国公司并列在一起。
经历了长期谈判，在2004年3月26日，双方在北京签署合作协议，联想正式成为第六期国际奥委会全球合作伙伴，并成为第一家跻身TOP的中国企业，加入这个国际顶尖品牌的阵营。这成了中国企业自信力和国际信誉的一个证明。
签约仪式的主席台上挂着一副巨大的会标，上面写着“让世界联想中国”。
几个星期后，联想的英文标识和“奥运五环”并列在所有大城市的街头。在2003年4月28日替代“Legend”而产生的“Lenovo”，如联想期待的一样深入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