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已经成为国家博物馆的刘文彩庄园，樊建川以5000万元的价格，买下了这批藏在山中无人知的珍宝。现在，除了上千万件文物之外，这14座老公馆已经成为樊建川所掌握的最有升值潜力的东西。
选择大邑县安仁镇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在这一年，熟悉房地产政策的樊建川敏锐地感觉到土地政策的闸门即将关闭。如果再不出手，他将失去建博物馆的机会，他规划的博物馆聚落也许从此将永远成为一个无法实现的梦。
樊建川的博物馆梦开始变为现实。
2003年7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成都兴建抗战文物馆》，樊建川再一次成为媒体关注的对象。这则两百余字的消息说：
“一座占地500亩、建筑面积15000平方米的抗日战争文物展馆已在成都市大邑县开始兴建，预计2005年9月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时将正式开放。
“这座建设中的文物馆计划由万众一心抗战、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国民党战场、盟军参战及日军暴行和汉奸丑态等展室组成，主要以近万件抗战文物真品、图片和抗战英烈群雕等展品和艺术作品展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缅怀抗日民族英雄、爱国志士。展馆是四川省建川博物馆的组成部分，由成都建川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等单位建设，主要展品以收藏家樊建川个人收藏为主。”
樊建川始终觉得，他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是时代的风云际会和很多历史机遇撞击的结果。
在安仁镇的建设工地上，巨大的施工机械日夜轰鸣，图纸上的规划逐渐变成越来越多的钢筋混凝土建筑。他规划的25个馆正在一点点破土而出，他的设想也一天天地接近现实。而走过了改革开放20多年风风雨雨的中国也一天天地变得成熟和自信，中国人正在越来越精彩地书写着自己的历史。
200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这一年也是海峡两岸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之后，又走到了一起。
在与连战的会谈中，胡锦涛说：
“从你们踏上大陆的那一刻起，我们两党就共同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我们共同迈出的这一步，必将记载在两岸关系发展的史册上。”
这个时候，与亿万中国人一样，将收藏和保存历史的记忆作为自己终身事业的樊建川也激动不已，他立刻感觉到了胡锦涛和连战的这次历史性握手对他的博物馆事业的意义。2005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一个甲子的轮回，在中国人眼里有着特殊的意义，是对60年前那场战争进行反思的一个良好契机。樊建川强烈地感觉到，这一年中国人对抗战会作出很多新的阐述和新的结论，并且会产生很多新的观念。
在修建博物馆的时候，樊建川就定在200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开馆。现在，樊建川开始了最后一百米的冲刺。在樊建川的人生历程中，他似乎总是在一次次地完成在别人看来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直到当年8月13日，对樊建川的事业比较熟悉的人还认为，樊建川的博物馆不可能在两天后开馆。因为，这一天准备开馆的是博物馆的5个分馆：共产党抗日军队馆、国民党抗日军队馆、川军抗战馆、援华美军馆和抗日战俘馆。
熟悉历史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能不能开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工程能否如期完工的问题。办一个博物馆，不仅仅是把文物放在展馆中供人参观，而是牵涉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樊建川的抗战博物馆，争议最大的就是国民党抗日军队馆，在革命史观的宏大叙事中，为国民党军队正面树碑立传，似乎是一件很难接受的事情。
在为博物馆办“准生证”的过程中，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关于现代历史宏大题材的大型民间博物馆，是从来不曾有人涉足的盲区，在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在具体政策和尺度上，到处都有使樊建川寸步难行的障碍，他似乎在一片荆棘密布的丛林中穿行。
樊建川被有的媒体称为“机谋深沉的现实主义者”，商人务实的特质在这时发挥了作用，他找到了与现实妥协的办法。这一年8月15日，建川博物馆以“试馆”的名义开馆。
这一天，樊建川26年来搜集到的上百万抗战文物中的精品与人们见面，包括武器、钢盔、报警器、防毒面具、匕首、军用地图等，其中还有14件国家一级文物。樊建川放在成都市区的上百万件抗战文物终于有了一个妥当的新家。
这天与人们见面的还有3个庞然大物，这是樊建川在开馆前的6月14日在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上找到的，这3个由水泥、钢筋、鹅卵石制作的巨大碾子，是抗日战争期间修建军用机场跑道用的，最重的一个达13吨。在中国造不出压路机的时代，数以万计的中国人用血肉之躯拉着这些犹如巨型农具的简陋工具，建起了可以起降巨型战略轰炸机B—29的大型机场，这些轰炸机从四川起飞，将成吨的炸弹倾泻在日本上空。
60年后，这3个见证了当年中国老百姓胼手胝足，筑起血肉长城的大碾子被安放在建川博物聚落的援华美军博物馆的大门旁边。
2005年9月，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大会上，胡锦涛指出：
“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樊建川迅速把这段文字放在国民党抗战馆正对大门的墙上，替代了原来放在那里的蒋介石发表庐山抗战演讲的那张巨幅照片。樊建川是一个懂得与现实妥协和变通的人，他知道在中国办事光凭热情和金钱是不行的。
此时，建川博物馆尽管已经开门，但是还没有报上“户口”。直到这一年的12月27日，樊建川才走完所有程序。当初参与建川博物馆筹划的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奇迹，他们很难想象，建川博物馆聚落抗战系列中的国民党馆、川军馆、美军馆、战俘纪念馆竟然能在今天的中国存在。在与现实的不断妥协和变通中，樊建川历经九曲十八弯，达到了他的目的。
在这个比赛耐心和毅力的马拉松式的过程中，建川博物馆的抗战系列分馆经历了馆名、内部装饰等一系列变更之后才获得通过。原来的“国民党抗战馆”在正式开馆时被改成了“正面战场馆”，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题写的馆名和题词也被放在馆内，当做文物收藏了起来。
樊建川觉得，对国民党的抗战，长期以来我们没有给予理智、公正和冷静的对待。在正面战场抗战中牺牲的军人理应得到尊重，这一段历史也应该得到肯定。樊建川的正面战场馆开办以后，得到了官方和民间的一致的肯定和赞许，他把这看做是改革开放的结果。
樊建川原先最担心他父辈那批离休老干部对他的正面战场馆有意见，但最终他最担心的却变成了最不担心的。很多离休的老共产党员在参观之后，一致认为樊建川还原了历史的真实。樊建川说，中国人只有正确地看待和尊重历史，才能对未来负责。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尊重历史，最终带来的结果是民族的繁荣和强大。
一个平凡的人干了一件伟大的事情，他留下了一个民族的苦难
当然，在建川博物馆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狂热的理想主义者对收藏历史记忆的贪婪胃口，他的博物馆规划听上去似乎是野心勃勃的妄想。第一批开门的五个抗战博物馆只是他的博物馆聚落中的一部分，樊建川在给博物馆做规划时发明了“聚落”这个词。按照他的设想，这个占地500亩的博物馆群，将由抗战、“文革”、民俗3个大系、25个展馆组成。樊建川想得更远，他想把1900年以来中国发生的重大历史和灾难，都建成博物馆分门别类地收藏起来。他甚至考虑增加一个华夏名人系列，把百年历史中的著名华人都收藏到他的博物馆中。
樊建川对博物馆的未来有这样的设想：“将来要想看这100年的中国历史，还得到我们大邑的博物馆聚落来。”
但是，樊建川的梦想相对他的实力显然过于庞大了。他只持有建川集团50%的股份，他的公司在四川并不算太大，像樊建川这种层级的富人在四川并不算少。他有钱做收藏，但建川博物馆聚落似乎成了一个吞噬巨额资金的无底洞。樊建川觉得，他的财力与他庞大的梦想相比较而言，是“小马拉大车”。
在建博物馆的时候，樊建川选择了一个国有企业合作，但是这家企业在中途突然退出，樊建川的资金突然出现了巨大的缺口。他后来颇为惋惜地说，如果当时这家企业不退出，他设计的25个博物馆可能就会完工，至少可以建到20个左右。
这突如其来的退出，使得工程面临停工。樊建川只好把公司在成都的办公楼卖给一家保险公司，得到了近5000万的资金，使工程得以进展下去。
尽管资金链经常吃紧，但是樊建川对博物馆的质量却非常讲究。每个馆他都请最好的设计师设计，美军馆他请来了美国建筑设计协会主席怀登先生设计，侵华日军馆由日本建筑设计大师矶崎新设计，这也是他的创意之一。
樊建川认为，中日两个民族文化接近，地理位置接近，以后还得好好相处，他开办日军馆的一个目的就是想做两个民族的交流工作，让日本人能够心平气和地来他这里参观。
对此，樊建川有这个自信，因为在侵华日军馆，每一件文物，日记、文件、情报、报纸、作战地图、武器、装备等等都是日本人的，樊建川没有把自己的东西强加进去，这些客观的展示能最有力地说明问题。
距这几个抗战博物馆不远处有一个广场，这就是樊建川规划的壮士广场。在这里矗立着一组极具视觉震撼力的“中国壮士”抗战英雄群像。在这组202人的群像中，既有抗战中为国捐躯的赵一曼、杨靖宇、谢晋元、张自忠、王铭章、左权、狼牙山五壮士等抗日英雄，也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等国共两党的领袖，甚至后来发动内战的张灵甫、胡宗南、汤恩伯、薛岳等国民党将军也都占据了一席之地。他们都被按照抗战时期的各自战斗过的地方，摆在中国地图上。
在2003年的语境中，樊建川为了这个广场曾经受过许多责难。广场完工后，他甚至准备将这些雕像埋入黄土，等到若干年后，再让它们像兵马俑一样重见天日。
现实主义者樊建川对自己把握中国当代历史脉动和社会变化节奏的能力非常自信，他对自己预计提前量的能力颇为得意。他知道，中国是一个磨炼人耐性的好地方。时代在一点点地变，机会在一点点地成熟，有什么样的时机就做多大的事，这是樊建川为人处世的原则。
就在樊建川的壮士广场处于困境中的时候，2005年胡锦涛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将樊建川从困境中解放了出来。樊建川后来说，他们作为改革开放的参加者，跟着时代变革的步伐比较紧，但是重大理论研究往往比较滞后，往前赶一点就会遇到很多阻碍和责难。对此，樊建川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应对措施。而胡锦涛的讲话，对樊建川无疑是一个解放和保护。
当壮士广场在博物馆横空出世的时候，樊建川认为，这并不是他的创作，他只是其中的一个策划人员。壮士广场是时代的产物，是包括雕塑家在内的集体智慧和集体劳动创作的作品。樊建川认为，壮士广场应该会很长久地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
给参观者同样视觉冲击力的，还有樊建川策划的手印广场。3500个印在玻璃上的抗战老兵的手印，给人以强烈的震撼感和力量感。半个多世纪前，就是这些普通庄稼人的手，挡住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当樊建川刚刚开始征集老兵手印的时候，只有2000个手印，短短一两年就变成3500多个了，樊建川希望征集到5000个甚至是1万个，这将成为一个令全世界震撼的老兵方阵。这个方阵体现出的排山倒海般的力量，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在收藏家樊建川看来，这些老兵的手印给了后人一种召唤，一种希望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