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建川设计壮士广场和手印广场的初衷，是希望唤起中国人的血性。樊建川说，一个民族，当受到欺负的时候，要能够反抗和还以颜色，这样的民族才能得到别人的尊敬，才能长久平安。他觉得，在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地方军阀团结起来抵御外侮，这是中国最了不起的事情。中国人只要团结，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谁都不敢小看。这是樊建川从他的收藏中读出的结论。
徘徊在壮士广场，樊建川经常想起中国在秦汉时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荣光。
樊建川曾经看到过这样一张照片，这是一个名叫成本华的抗日女战士在就义前的最后一张照片，半个多世纪前，面对侵略者的刺刀和镜头，这个被俘的女战士嘴角浮出了一丝淡淡的冷笑。拍完这张照片，一个鲜活的生命便永远告别了这个世界。而这个轻蔑的冷笑，竟然成为参与这场暴行并保存这张照片的侵华日军老兵半个多世纪的梦魇。
1998年冬，在日本东京的古玩店里，樊建川被这些日本人拍摄的战俘照片深深地灼痛了。1张、2张、3张，10张、20张、30张……樊建川的脸颊一片冰凉。
对于战俘的遭遇，樊建川有切身体会，樊建川的父亲樊忠义在抗战期间曾经被日军俘虏。中国的传统道德观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被敌人俘虏的军人不仅会受到歧视，甚至还会被社会遗弃，终身笼罩在道德和文化的阴暗角落里。
在三天的时间内，樊建川把日本市场上所有中国战俘的照片一扫而光。这只是樊建川的一种收藏习惯，他觉得不能让这些照片在外面漂泊。樊建川很清楚，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照相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当年被日本人抓住的战俘，绝大多数没有留下姓名，更别说留下什么照片了。唯一有可能给他们拍照的只有日本人，对于不少战俘来说，这可能是他们一辈子唯一的一张照片。
樊建川以前也收藏了不少抗战俘虏的文物，但是这并没有引起他特别的注意。在这次从日本购买回大量图片之后，樊建川一回国就开始整理这些东西。当樊建川看到第一张抗战俘虏的照片时，他没有予以特别的注意，但是当看到十几张、二十几张的时候，樊建川突然醒悟了过来。他发现，这是一个被中国人长期遗忘的群体，是一个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群体。
樊建川记得他当时的感受：“我看到几万人的身影，上千张脸，有的脸清楚，有的脸不清楚。几万个身影，我敢保证，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局部，一个微观，一个很小的部分。这是日本人拍的，中国人几乎没有一张战俘的照片。”
樊建川还记得有一次看到一张中国战俘照片时的心情。照片上，一群战俘打着白旗，日本人拿着枪对着他们。这些战俘裹着毛毯，神情沮丧，绝望、木然而自责地站着。被悲愤和屈辱笼罩的樊建川顿时产生了一种冲动，“我特别想进去跟他们站在一起，但是我进不去。我特别想跟他们站在一起，一起来受这种屈辱，一起被日军枪杀。”
对抗战史非常熟悉的樊建川，自然知道当时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与日军的巨大差距。中国国力孱弱，军队装备窳劣，没有坦克，没有飞机，没有大炮，甚至没有足够的弹药，士兵缺乏训练。与日军交战出现战俘，是必然的，而且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樊建川认为，当一个军人拼到弹尽粮绝的时候，当牺牲没有价值的时候，这个时候成为战俘，是一件光荣的事情，他已经尽到了军人的职责。樊建川把他们称为抗俘——被侵略军俘虏的抗日战士。
樊建川开始研究抗俘问题。他发现，抗俘是长期以来被遗忘和埋没的一个群体，没有人知道到底有过多少抗俘。10万、100万，还是200万？樊建川沮丧地发现，他无法弄清这个问题。
这些抗俘为国家牺牲了，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不能精确地知道他们的人数，甚至没有给他们一个名分。樊建川认为，战俘也是我们民族的英雄，是我们民族的战士。樊建川决定，他的博物馆必须建一座“抗俘馆”，提醒人们注意这段被掩埋的历史，和这些同样为中华民族作出牺牲的战士，他们的战士身份应该得到人们的尊重、记忆和怀念。
樊建川请杭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程泰宁设计抗俘馆，在设计的时候，樊建川对外墙设计提出了不同方案。他希望表现出“抗俘”的历史内涵，这是房地产公司老总樊建川的第一次设计。抗俘馆的阴森高墙犹如监狱，馆内用温度、灯光、材料组合出了集中营的气氛。最后，程泰宁认可了樊建川的方案。
走进馆内，抗俘的照片布满了由铅灰色的铁板建成的抗俘纪念馆，行走在弯曲狭窄的走廊上，感受着两侧战俘的照片投射下来的目光，几乎每个人都会产生一种和铁板一样沉重的感觉。
樊建川并不想太多地走进抗俘馆，实际上他进去了很多次，但是每次走出来樊建川都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每次进去，樊建川都能深深感受到他们想说的冤屈和遭遇。看到民族历史深处被割裂的伤口渗透出的鲜血，樊建川甚至无法解除这种痛苦。
建川博物馆聚落的抗俘馆是目前中国，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专门为战争中的俘虏建造的博物馆。如今，由程泰宁院士设计的抗俘馆，已经获得中国建筑设计界的最高荣誉奖——“梁思成建筑奖”。
2006年，以色列驻华大使来到建川博物馆，当看到馆内如此众多的抗战文物竟然出自一个民营企业家的收藏时，感慨万千。临别，他写下了这样一段留言：一个平凡的人干了一件伟大的事情，他留下了一个民族的苦难。
樊建川还把从日本搜集到的老画册翻译整理，编成一本书，取名《抗俘》。2006年7月5日，《抗俘——中国抗日战俘写真》，在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了首发仪式。这本“献给为国流血牺牲的抗俘同胞”的书，因为“视角独特”被学界评价为“填补了抗战史研究的一个空白”。
国人到此，低头致敬
熟悉樊建川的人将他称为贪得无厌的浪漫主义者。一位熟悉樊建川的人对记者说：“樊建川这种人是典型的病人。但没有这种痴迷的魔征，他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
一位与樊建川近距离接触过的记者这样描述樊建川：他身上有着典型的布道者与实业家的混合气质。皮肤黝黑如建筑民工，热情不竭如传销讲师，那双早年当兵打风钻的手，握上去坚定有力。
这位记者发现，在他面前，樊建川可以随时从理想主义者切换成一个精明的商人，樊建川身上的这种混合型气质颇能吸引人。从筹建博物馆开始到2006年，这位精于计算的投资者和房地产商已经在博物馆项目上投入了3.5亿元，但是直到今天，他规划的抗战系列、民俗系列、红色年代系列3大系列25个分馆还有许多尚未完工。包括维持博物馆的运作和建设，所有的资金全靠樊建川的房地产公司的赢利来维持。
樊建川在规划的时候就考虑到了博物馆的生存问题。在他看来，他的博物馆现在就像个没学会谋生的傻儿子，在儿子还没有生存能力之前，老子怎能放心得下？樊建川的策略是：拉长产业链。在设计的时候，樊建川将3大系列的博物馆打乱布局，使观众在兴趣的不断转换中始终保持兴奋。在博物馆聚落里，人们可以看到阿庆嫂茶铺、红卫兵接待站、工农兵大食堂、古玩店、旅游商品店、照相馆、咖啡厅，甚至还有夏令营和拓展训练营，以及影视外景拍摄点。这个产业链还包括出版，樊建川的博物馆迄今为止已经出了五六本书。樊建川希望把产业链拉长，用其他业务带来的赢利养活博物馆。樊建川说，博物馆一年的开支是1800万元，只要把1800万挣出来，博物馆就可以不依靠外面的帮助，自己生存下来。
在规划的时候，樊建川就认为，博物馆要想生存下来就不能做小。他的长远打算是把博物馆做成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今后他会在安仁镇陆续建设会议中心、展览中心，还有一座五星级酒店。
2007年，樊建川在一份已经经过公证的遗嘱中留言，在他去世之后，建川博物馆将全部捐献给国家。樊建川的妻子和女儿对他的博物馆事业和收藏没有任何兴趣，樊建川也认为他的女儿承担不了管理和经营博物馆的责任。在长年累月的收藏中，樊建川感到他的收藏是一个非常苦、非常折磨人的事情，面对大量充满血腥的东西，
需要有很坚强的神经来对待。他认为，自己的女儿应该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幸福的生活，而不应该承担这么繁重的责任。
樊建川给博物馆建筑的设计寿命是1000年，他觉得由政府来接收博物馆是最好的归宿。成都市的武侯祠有1780多年的历史，每代政府都把它管理得很好。樊建川觉得，由成都市政府来管是最好不过的。
2008年，樊建川给博物馆的投资计划是近8000万元。
当初对樊建川辞职非常不理解的宜宾市委书记孙文启，如今经常到樊建川的博物馆来。
作为房地产商人的樊建川在房地产领域并没有突出的表现，他的公司在众多的房地产企业中也没有太多的抢眼表现。樊建川没有为房地产写过一个字的文章，他对房地产没有激情。樊建川说，四川有1000个房地产商，少一个可能还是好事。樊建川经营企业的动力来自于收藏和建博物馆，如果没有这个动力，他也许已经离开了房地产市场。
樊建川说，他的公司建造的房子，100年以后就会看不到了，他们的企业会被人们忘记，但是他们的博物馆将会超越他们的房地产。
2008年5月12日，一场突如其来的8级地震袭击了四川，震中就位于离成都不远的汶川县。一时间，全球的目光都投向了四川。
兼有房地产商和收藏家双重身份的樊建川自然不会置身事外。樊建川是重灾区都江堰最大的开发商之一，建川集团在都江堰开发了大量房产，在地震中，这些房子没有出现问题。作为一个开发商，樊建川感到很欣慰，他开发的房子经受住了地震的考验。
在余震频仍的时候，樊建川带领建川博物馆工作人员奔赴震区收集地震文物，一队由建川集团总经理带队前往汶川县映秀镇，收集抗震第一线部队官兵的签名军旗；另一队由樊建川带队前往都江堰城区收集文物。
一个月后，“震·撼——5·12—6·12日记”展览在建川博物馆聚落中尚未完工的“红色年代镜鉴艺术馆”举行，裸露的水泥，钢筋和钢管搭建的护栏，给参观者强烈的废墟悲壮之感。
2008年7月6日，在“卢沟桥事变”71周年前夕，建川博物馆的新作《国人到此，低头致敬》出版，它提醒人们，对那些中华民族英雄，你必须低下头向他们表示敬意。
第二天，来自解放军空降兵某部的500多名官兵专程前往建川博物馆参观，向壮士广场的先烈们敬献了鲜花，并将一顶当时用于抗震救灾中空投物资的降落伞捐赠给了博物馆。在初期的抗震救灾中，这支部队的15名官兵从空中跳伞直抵汶川县城。樊建川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迅速和这个军的副军长和师长成为朋友，将那15顶降落伞悉数收藏。
樊建川决定，增资2500万元左右建设一个新的地震博物馆，将在2009年地震发生一周年的时候对外正式开放。
2008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30周年。这一年，樊建川建成了他的第11个博物馆——改革开放博物馆。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樊建川准备建一个以新中国60年的民间记忆为主题的新馆。他希望建川博物馆成为与时代同行的博物馆，而不是一个凝固的博物馆。
樊建川的故事还在继续，经过30年的奋斗，樊建川告别了饥饿和生存的困扰，他的事业和奋斗从改变命运上升到了精神层面。在建川博物馆和樊建川的身上，折射出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告别偏执、走向成熟的历程。
樊建川对这30年的改革开放充满感激，因为这个时代允许像他这样的人成为民营企业家，使他能够办一个民间博物馆，实现自己的梦想。樊建川一贯坚信，一个人的努力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在时代的框架里面拼搏。他的博物馆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改革开放这个时代给了他机遇。“从内心深处，我感谢这个时代，感谢天府之国。”
国人到此，低头致敬。我们要致敬的不仅仅是抗战，而是包括抗战和新中国在内的书写着我们的苦难、艰辛和奋斗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