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在他坚定地要避开身前驶过的这辆车时，却恰被身后开上来的车给轧着了。他的行动，已经把他曾经的思想和幻想从自身之中赶了出去，真正的自己差不多已经置身于自身之外，再也回不去了。就像被政治一脚踩烂的甲虫，原本的"自我"被从"自身"里面挤出来，他文人表面的那一点点坚硬根本起不了作用。
周作人当时是怎么想的，谁也不知道，他好似做了一个梦。有时，人的心灵越是对某一个信念充满类似妄想的坚定，现实越是远远地躲在梦的背后，其实，每个人身上都能自然地形成某种麻醉的药素，使人们忘记自己生活的徒劳和无功，只在自己精神所设想出来的幻境里游吟。至少，在周作人看来，他做了一个还不赖的梦。
1945年12月6日，周作人被国民党军警逮捕，先关押在北平炮局胡同的陆军监狱，1946年5月26日，被飞机押解至南京受审，1947年，被判有期徒刑十年，在老虎桥模范监狱服刑。八道湾的院门在他背后戛然闭上。
如果当时侵占中国、向周作人提出合作要求的国家不是日本，他或许会采取另外一个态度来应对国难，或许不会沦为汉奸。只是，在1906年至1911年秋这段日子里，周作人已经把日本作为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在日本，周作人敏锐且惊喜地发觉，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将很多已经在中国走向式微甚至已经消亡的文化习俗和民族传统，大大地保留了下来。日本市井文化所表现出来的人性之健美，艺术作品中幽玄而灵动的内在生命的意境，使周作人在对国家现实孤苦的诉求中，抽得了一丝精神的韧性。
周作人穷尽一生所追寻的，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条件，之所以做文章，用他自己引用安特来夫的话来说："我们的不幸，便是在大家对于别人的心灵、生活、命痛、习惯、意向、愿望，都很少理解，而且几乎全无。我是治文学的，我之所以觉得文学的可尊，便因其最高上的事业，是在拭去一切的界限与距离"。他始终相信，人只有在精神上具备超越了"肉"的"灵"，才算真有了做人的资格，然而，他这样要求那时的中国百姓，未免像个孩童般天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