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在他的母亲病逝，在家守丧期间响应咸丰帝的号召，组建湘军的。不能为母亲守三年之丧，这在儒家看来是不孝的。但由于时势紧迫，他听从了好友郭嵩焘的劝说，“移孝作忠”，出山为清王朝效力。
可是，他的锋芒太露，因此处处遭人忌妒，受人暗算，连咸丰皇帝也不信任他。1857年2月，他的父亲曾麟书病逝，清朝给了他三个月的假，令他假满后回江西带兵作战。曾国藩伸手要权被拒绝，随即上疏试探咸丰帝，说自己回到家乡后日夜惶恐不安。“自问本非有为之才，所处又非得为之地。欲守制，则无以报九重之鸿恩；欲夺情，则无以谢万节之清议。”咸丰皇帝十分明了曾国藩的意图，他见江西军务已有好转，曾国藩此时只是一只乞狗，效命可以，授予实权万万不可。于是，咸丰皇帝朱批道：“江西军务渐有起色，即楚南亦就肃清，汝可暂守礼庐，仍应候旨。”假戏真做，曾国藩真是哭笑不得。同时，曾国藩又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舆论压力。此次曾国藩离军奔丧，已属不忠，此后又以复出作为要求实权的砝码，这与他平日所标榜的理学家面孔大相径庭。因此，招来了种种指责与非议，再次成为舆论的中心。朋友的规劝、指责，曾国藩还可以接受，如吴敏树致书曾国藩，谈到“曾公本以母丧在籍，被朝命与办湖南防堵，遂与募勇起事。曾公之事，暴于天下，人皆知其有为而为，非从其利者。今贼未平，军不少息，而迭遭家故，犹望终制，盖其心诚有不能安者。曾公诚不可无是心，其有是心而非讹言之者，人又知之。奏折中常以不填官衔致被旨责，其心事明白，实非寻常所见。”吴敢把一层窗纸戳破，说曾国藩本应在家守孝，却出山，是“有为而为”。上给朝廷的奏折有时不写自己的官衔，这是存心“要权”。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曾国藩忧心忡忡，遂导致失眠。朋友欧阳兆熊深知其病根所在，一方面为他荐医生诊治失眠，另一方面为他开了一个治心病的药方，“歧、黄河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欧阳兆熊借用黄、老来讽劝曾国藩，暗喻他过去所采取的铁血政策，未免有失偏颇。但朋友的规劝，不能不使其陷入深深的反思。
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了由于改变了处世的方法而引来的收获，“兄自问近年得力唯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遇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以前，曾国藩对官场的逢迎、谄媚及腐败十分厌恶，不愿为伍，为此所到之处，常与人发生矛盾，从而受到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国藩从官有年，饱历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渐疏和同之气，盖已稔知之。而惯尝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讥取戾。”经过多年的实践，曾国藩深深地意识到，仅凭他一人的力量，是无法扭转官场这种状况的，如若继续为官，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去学习、去适应。“吾往年在官，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此一改变，说明曾国藩在宦海沉浮中，日趋成熟与世故了。
然而，认识的转变过程，如同经历炼狱再生一样，需要经历痛苦的自省，每当曾国藩自悟昨日的是与非时，常常为追忆昔日“愧悔”的情绪氛围所笼罩。因此，在家守制的日子里，曾国藩脾气很坏，常常因为小事迁怒诸弟，一年之中和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有过口角。在三河镇战役中，曾国华遭遇不幸，这使曾国藩陷入深深的自责。在其后的家信中，屡次检讨自己在家其间的所作所为。他在1858年12月16日的家信中写到：“去年在家，因小事而生嫌衅，实吾度量不宏，辞气不平，有以致之，实有愧于为长兄之道。千愧万悔，夫复何言！……去年我兄弟意见不和，今遭温弟之大变。和气致祥，乖气致戾，果有明征。”1859年1月6日，又提到，“吾去年在家，以小事急竟，所言皆锱铢细故。泊今思之，不值一笑。负我温弟，既愧对我祖我父，悔恨何极！当竭力作文数首，以赎余愆，求沅弟写石刻碑。亦足少抒我心中抑郁悔恨之怀。”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自省自悟以后，曾国藩在自我修身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及至复出，为人处事不再锋芒毕露，日益变得圆融、通达。
因此，我们要视名利为烟云，当名利场中的过客，万不能因名利而高人一等。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对于不属于自己应得的名和利，绝不可要，否则，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个沽名钓誉者，即便能暂时获得某些大红大紫的得意和快意，日后真相大白时，也必有无穷无尽的烦恼接踵而来；其次，对于那些勉强可以得到的名和利，要有一种谦让的精神，将其推让与其他人，这既会增加同事间彼此的友好关系，又是个人具有自知之明的一种表现；再次，即使是自己应得的名和利，也要善于将其化为前进的动力，绝不能使之成为人生的负累、前进的阻力，也不能把名利当做炫耀的资本。我们知道，满桶水不响，半桶水晃荡，绝不能做“半桶之水”！须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功成名就需要一种谦逊的态度，自觉地在名利场中做看客，开拓广阔心境。
做人千万不要太精明
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自视清高的人，他们锐气旺盛、锋芒毕露，处事则不留余地，待人则咄咄逼人，有十分的才能与聪慧，就十二分地表露出来，他们往往有着充沛的精力，很高的热情，也有一定的才能，但这种人往往看不起眼前的任何人，大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架势，这种人常自以为是、高高在上，这种人的处世哲学是高调做人。有一点本领就觉得自己有七十二般武艺，到处张扬。殊不知，这种人在人生旅途中往往遭受波折，甚至酿成悲剧。其原因主要是看不到或不明白人的“知”与“不知”的相对性。有一点聪明，有一点成就就趾高气扬，觉得老子天下第一，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世界之大，天外有天，你又怎能穷尽呢？过于卖弄聪明，锋芒毕露，觉得自己全知全能，肯定要碰钉子。
在三国时代，有个绝顶聪明的人，他叫杨修，字德祖，在曹操手下为官。他曾和曹操一同骑马路过曹娥碑前，见碑上刻有八个字：“黄娟、幼妇、外孙、童臼”。杨修一看就明白了，而曹操却不解其意。因此，他让杨修不要说出答案来要自己想一想。又走了三十里，曹操才想通，和杨修一对答案，乃“绝妙好辞”四字。操叹道：“我的智慧比杨修差了三十里啊。”嘴里虽是这样说，心里毕竟不太舒服。
有一次，曹操建造了一座花园，造成后，他去观看，未置可否，只是在门上写了一个“活”字而去。众人都不解其意，杨修说：“‘门’内添‘活’字，乃 ‘阔’字也。丞相是嫌门太宽了”。监工立即命令工匠们重建，曹操再去看时，大喜，问：“谁知吾意？”左右告之：“杨修也。”曹操虽喜，心甚忌之。
后来，有人送一盒酥给曹操，还没来得及吃便在酥盒上写了“一盒酥”三字，放在案头。曹操一走，杨修便取出盒中之酥分给大家吃，曹操问其故，杨修曰：“盒上明写 ‘一人一口酥’，岂敢违丞相之命乎？” 曹操脸上虽嬉笑，心里嫉恨之。
还有一件事，平时曹操担心被人暗害，便对左右的人说：“吾梦中好杀人，凡吾睡着汝等切勿靠近。”一日，他午睡时被子落在地下，一近侍给他拾起复盖在身。曹操拔剑杀之，然后又倒头入睡。起床后，假意问道：“是谁杀了我的近侍？”众人以实相告，曹操痛哭：命人厚葬。众人都以为曹操是梦中误杀，今见曹操又是痛哭，又是厚葬，不但不怪曹操，还多有称赞之辞。临葬时，杨修指着死者说：“丞相非在梦中，君乃在梦中耳。”曹操听后，愈加嫉恨，便想找机会惩治这位“能人”。
后来曹操的军队与刘备在汉水作战，二军对峙，久战不胜，曹操是进是退心中犹豫，适逢庖厨送进鸡汤，见碗中有鸡肋，因而有感于怀。正沉吟间，夏侯惇入帐问夜间口令。曹操随口说道：“鸡肋！”行军主簿杨修一听夜间口令为“鸡肋”，便立即让士兵收拾行装，准备归程。夏侯惇忙问其故。杨修曰：“鸡肋者，食之无肉，弃之可惜。丞相的意思是如今进不能胜，退恐人笑，在此无益，不如早归。来日魏王必班师矣。”本来曹操在进退两难之际，真有班师北归之意，但见杨修又说破他的心思，非常气恼，便大声呵斥道：“汝怎敢造言，乱我军心。”喝令刀斧手推出斩之。
以上几件事，处处透出杨修与众不同的聪明才智，相比之下，曹操自认为与杨修相差三十里。对杨修，他是既心服又妒恶，这就决定了杨修决不会有善果。最后，曹操终于以“乱我军心”为借口，很轻易地就将杨修杀了。他的死正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聪明反被聪明误”。
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上，有一分才华做一级官。下级的才华超过了上级，尽管还没有威震其主，也足以让上司心惊胆战带有危机感了。这种震主现象为官场一大忌。虽说有些当权者也很喜爱有才之士，可是一发现其才惊人，远远超过了自己，就宁可用奴才，也不用人才了。杨修正是犯了这一大忌，撞在了曹操手里。可是，杨修的死，是太喜欢显露自己了。猜碑辞，猜阔字，猜一盒酥，这些都是小游戏，曹操未必就能将他置于死地；曹操梦杀侍卫，杨修一针见血指出：“丞相非在梦中”，戳穿了曹操玩的把戏，让曹操难以容他；至于他在前线说破“鸡肋”的含义，让士兵整装待归，这是违反军规之举，难道他不知道？只图一时逞智，不顾违法乱纪，无怪乎曹操要借机向他下毒手。曹操的毒手可以说是杨修的太精明“招”来的。
低调做人，不耍小聪明可避免盲目自大，让自己始终处于冷静的状态，在“低调”的心态支配下，兢兢业业，才能做大人生局面。
永远做个谦逊的人
永远做谦逊的人，实际上就是让自己做一个被人们认同和喜爱的人。做一个谦逊的人就要戒骄矜。
因为具有骄矜之气的人，大多自以为能力很强，很了不起，做事比别人强，看不起别人。由于骄傲，则往往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由于自大，则做事专横，轻视有才能的人，看不到别人的长处。骄矜对人对事的危害性是很大的，这一点古人认识得十分清楚。
一代名君唐太宗曾对侍臣说过：“天下太平了，自然骄傲奢侈之风容易出现，骄傲奢侈则会招致危难灭亡。”
唐代的杜审言，是杜甫的祖父。唐中宗时做修文馆学士，为人恃才自傲，曾对人说：“我的文章那么好，应该让屈原、宋玉来做我的衙役，我的字足以让王羲之北面朝拜。”杜审言有些太自不量力了，所以被后世的人们所嘲笑。这样骄傲自夸只是显出了他的见识短浅，并没有人认为他的才能真的有那么大。
《劝忍百箴》中对于骄矜问题是这样论述的：金玉满堂，没有人能够把守住。富贵而骄奢，只会自食其果。国君对人傲慢会失去政权，大夫对人傲慢会失去领地。魏文侯接受了田子方的教诲，不敢以富贵自高自大。骄傲自夸，是出现恶果的先兆，而过于骄奢注定要灭亡。人们如果不听先哲的话，后果将会怎样呢？贾思伯平易近人，礼贤下士，客人不理解其谦逊的原因。贾思伯回答了四个字：骄至便衰。
确实是这样。现代人最大的问题，就是骄矜之气盛行，千罪百恶都产生于骄傲自大。骄横自大的人，不肯屈就于人，不能忍让于人。做领导的过于骄横，则不可能很好地指挥下属；做下属的过于骄傲则会不服从领导；做儿子的过于骄矜，眼里就没有父母，自然不会孝顺。骄矜的对立面是谦恭、礼让。要忍耐骄矜之态，必须是不居功自傲、自我约束，克制骄傲的产生。要常常考虑到自己的问题和错误，虚心地向他人请教学习。
自从电视连续剧《编辑部的故事》播出之后，剧中李冬宝的扮演者葛优便大红大紫，成为知名度很高的喜剧明星，各种片约接踵而至，影迷们称他为“葛大爷”，评论界更冠以“丑星”的称号。
面对成绩和荣誉，葛优并没有沾沾自喜，也不想当“葛大爷”和丑星。
一次，葛优出席影片《上一当》的首映式，一位记者采访他：“正是因为好多女性看中了你的幽默和潇洒，才觉得你是够档次的男人。现在女同胞都亲切地叫你‘葛大爷’。”
葛优听罢忙说：“不敢，别这样称呼，让我折寿。虽然头上秃了点，还算个潇洒青年。再说，观众是上帝呀，咱不能把辈分颠倒了。若是‘上帝’经常来电影院欢度时光，那我情愿喊他们‘大爷’……我称不上‘丑星’，也不想当什么‘明星’。那玩意儿晚上还有点亮，到白天就看不见了。”
葛优的回答极其幽默，又极其谦虚。
记得一位哲学家说过这样一句话：自夸是明智者所避免的，却是愚蠢者所追求的。真正的明智者之所以不会自吹自擂，因为他觉得宇宙广大、学海无涯、技艺无穷，终其一生，也不能洞悉其中的全部奥秘。
而一切平庸之辈，满足于一知半解，满足于点滴成绩，他们用富丽堂皇的话装饰自己，以讨得廉价的喝彩。
葛优对自己的才能有充分的自信，但在公开的场合仍然非常谦虚，无哗众取宠之意，为自己赢得了良好的形象。
人们所尊敬的是那些谦逊的人，而决不会是那些爱慕虚荣和自夸的人。
如果一个人喜欢自夸自大，看不起他人的工作，就会失去自己的功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