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志愿军连续取得两个战役的胜利，对整个国际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自我志愿军入朝，取得了两个战役的胜利以来，我国的地位提高了，说话响亮了，民主阵营的声势也增加了。另一方面，帝国主义阵营则日呈分崩离析之势。无论在美国内部，美英之间，英国内部，英法之间，其他国家与美英之间，其矛盾都增加了，裂痕扩大了。美帝是愈发被孤立起来了。主席决定志愿军入朝之举，实是万分英明的、有远见的决定，事至今日则已如黑白之分明。如果当时要让我来决定，我则会偏于‘苟安’！诚如主席所说，不仅不要近视、短视，而且必须远视、长视。决不可以眼前的，忽视了前途、远景！‘高瞻远瞩’盖指此也。”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第二次战役的同时，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同美国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11月28日下午，中国特派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的会议上，作了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长篇发言。
伍修权代表中国政府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三项建议：一、严厉制裁美国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和武装干涉朝鲜的罪行；二、使美国政府自台湾完全撤出它的武装侵略力量；三、使美国及其他外国军队一律撤出朝鲜。
中国方面这些完全合情合理的建议，虽然被美国操纵的表决机器所否决，但这正义的声音传播到了全世界。中国人民扬眉吐气，海外爱国华侨受到鼓舞。中国政府在安理会上同美国的政治斗争，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同美国进行的军事斗争密切配合，有声有色。
按照原来的设想，第二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转入休整，准备第二年春天举行新的反击。然而，国际形势的发展已经不容中国人民志愿军等到第二年春季再战。
1950年12月14日，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讨论的情况下，美国操纵联合国非法通过成立“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决议，要求“立即停火”。12月22日，周恩来总理就此发表声明，揭露美国政府在其侵略军遭到失败的今天，提出先停战后谈判，这“显然是为着美国可以取得喘息时间，准备再战，至少可以保持现有侵略阵地，准备再战”。“因此，在没有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作基础，来讨论停战谈判，都将是虚伪的，都将适合美国政府的意图，而不可能达到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善良愿望”。
对美国政府玩弄先停火后谈判，以争取时间准备再战这一手，毛泽东早已料到，并提出了对策。他在12月3日，联合国通过“停火决议”的前11天，会见金日成时就提出：“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我们认为必须敌人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方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是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对促进美帝撤兵会更有力量。”12月13日，联合国通过“停火决议”的前一天，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里又强调指出：“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
为了不给敌人喘息的时间，打过三八线，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就需要及时地发起第三次战役。但是，由于连续作战，西线部队已经十分疲劳，战斗减员达四万余人。东线第9兵团也出现大批冻饿减员。西线的运输车辆不过300辆，而运输线却要比第一、第二次战役延长近两倍。同时，朝鲜进入深冬季节，气候严寒，不少战士还没有穿上御寒的棉大衣和棉鞋，部队物资补给困难。而志愿军二线兵团两个月后，才能完成各种准备入朝作战。彭德怀原来设想，在第二次战役结束后，部队停止于三八线以北数十里进行休整补充，暂时不越过三八线作战，接到毛泽东电报后，彭德怀立即放弃自己的设想，尽管在这样的情况下，立即发起第三次战役，确有很多困难，但彭德怀还是根据政治局势需要，于12月15日，向部队下达了挺进三八线的命令。
12月19日24时，彭德怀起草了给毛泽东的电报，陈述了对第三次战役的意见：“据我看，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正面狭小，自然加强了纵深，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政治上，敌人马上放弃朝鲜，对于帝国主义阵营说来是很不利的，英、法也不要求美国这样做。如再吃一两个败仗，可能退守釜山、仁川、群山等几个桥头阵地，也不会马上全部撤出朝鲜，我军目前仍应采取稳进。此役，除运输困难、气候寒冷、部队疲劳外，由山地运动战转为对阵地攻坚战，也没有进行很好的普遍的教育。因为上述种种原因，我8日的报告中提到暂不越过三八线作战。得13日复电，现已遵示越过三八线作战。为避免意外过失，拟集中4个军首先歼灭伪一个师后，相机打伪6师。如战役发展顺利时，再打春川之伪3军团；如不顺畅即适时收兵。”
21日，毛泽东复电指出：“你对敌情估计是正确的。必须作长期打算。美、英正在利用三八线在人们中存在的旧印象，进行其政治宣传，并企图诱我停战，故我军此时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进行休整是必要的。打法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即目前美、英军集中于汉城地区，不利攻击。我应专找伪军打。就总的方面说，只要能歼灭伪军全部或大部，美军即陷于孤立，不可能长期留在朝鲜。如能再歼灭美军几个师，朝鲜问题更好解决。在战役发起前，只要有可能，即应休息几天，恢复疲劳，然后投入战斗。在打伪6师之前是这样，在打春川之前也是这样。总之，主动权在我手里，可以从容不迫地作战，不使部队过于疲劳。如不顺利则适时收兵，到适当地点休整再战，这个意见也是对的。”
彭德怀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的领导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经过反复研究，拟出了第三战役的作战计划：
集中西线6个军，在人民军3个军团协同下，以突破三八线，重点消灭伪军为目的，重点突破三八线西部的临津江，如发展顺利，相机占领汉城等。战役发起时间定在12月31日。
这一天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有月亮的晚上，更能发挥志愿军夜战优势。所以打仗最好要在月圆期。但发起战役的时间，不能选在月亮正圆时。选在月圆时攻击，越打月亮越小，越暗。最好选在月圆前几天，志愿军的战役一般是7天，打到战役高潮时，月亮正好最圆、最亮。
他们查了一下日历，阳历12月底，1月初，正好是月圆的前几天。错过这个时间，一直到1月上、中旬都是月亏期。要再过一个月，月亮才能再圆。12月31日是月圆的前几天，又是阳历新年除夕，美伪军对过新年感兴趣，容易松懈。选择这个日子，更可以达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目的。
经过充分研究，彭德怀和大家商定，把战役发起时间选在除夕，即12月31日的夜晚。
12月28日晚，彭德怀将计划电告毛泽东。
毛泽东于12月29日回电：“12月28日20时电悉，同意你的计划……所谓三八线在人们脑子中存在的旧印象，经过这一仗，也就不存在了。我军在三八线以南或以北休整，均无关系。但如不打这一仗，从12月初起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则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人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如我军能照你们目前部署，于1月上半月打一个胜仗，争取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然后休整两个月，准备春季攻势，则对民主阵营及资本主义各国人民大众影响甚好，对帝国主义则给以新的一击，加重其悲观失败情绪。”
12月31日17时，中朝军队全线发起进攻，在约200公里的宽大正面上一举突破“联合国军”防线纵深15～20公里。“联合国军”怕中朝军队从右翼迂回包围，使其10余万兵力在汉江北岸陷入绝境，于1951年1月2日全线撤退。
彭德怀决定乘胜扩大战果。中朝两国军队在数百里长的战线上展开了排山倒海般的追击。尽管敌人是机械化，跑得快，志愿军靠两条腿很难抓住大股敌人，但士兵们依然士气高昂，扩大战果。
1月3日，志愿军第50军的部队在追击途中，碰见了担任掩护美军撤退任务的英军第29旅“皇家重坦克营”及皇家来复枪团第1营。英军第29旅是蒙哥马利的部队，参加过诺曼底登陆战役，很有名气。志愿军勇往直前，截断了他们的退路，使英军“皇家重坦克营”陷入了死地。
一场持续了3个小时的惊心动魄的步兵打坦克的战斗结束后，公路上、田野里，到处燃烧着团团大火，这是被击毁的31辆英军坦克在燃烧。
李奇微见大势已去，于3日下午15时下令放弃汉城。
1月4日晚，志愿军第50、39军各一部和朝鲜人民军第1军团进入汉城。
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朝鲜战争初期的1950年6月28日，朝鲜人民军曾解放过汉城。美军于9月30日占领汉城后，曾发狂地庆祝自己的胜利。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要求联合国对占领汉城的伟绩建立“纪念碑”。杜鲁门也称赞麦克阿瑟的“辉煌成就”，并认为“朝鲜共产党进行有效的抵抗力量不久就会完结了。”
他们没想到，3个月后又会弃汉城而逃。
李奇微也没有想到，走马上任1周就被迫下令弃城。
5日白天，朝鲜人民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
金日成发布了命令：“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协同发动强大的攻势后，已在1951年1月4日解放了我国首都汉城。我军解放汉城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胜利……要使美帝国主义认识到：现在是他们从朝鲜滚出去的时候了！在这个解放汉城胜利的时候，我要感谢那些在解放汉城的战斗中有特殊功绩的所有战士们。朝鲜人民对于在反抗美国武装侵略者的斗争中给我们以英勇支援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表示极大的感谢。为了纪念这次的胜利，我命令：今天，1月5日20时（平壤时间），在平壤与汉城两地以240门大炮鸣放24响，进行庆祝。”
志愿军和人民军攻占汉城后，于当天渡过汉江，8日又乘胜进军，收复仁川，直逼三七线附近，歼敌1.9万余人。“联合国军”退守“三七线”附近。中朝军队以凌厉的攻势，攻城夺地，但却未能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而敌人则有诱我深入、在侧后登陆、对中朝军队夹击的企图。有鉴于此，1月8日，彭德怀果断下令停止追击。第三次战役结束。
第三次战役结束以后，彭德怀和金日成在是否休整一段时间再南进的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毛泽东赞同彭德怀的意见，即志愿军在仁川及汉江以北先休整两到三个月。但他又认为，必须尊重朝鲜同志的意见，特别是要注意同他们搞好团结。
1月19日，毛泽东在修改彭德怀准备在中朝军队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上作的报告时，特意加写了一大段话，其中说：“一切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同志必须认真地向朝鲜同志学习，全心全意地拥护朝鲜人民，拥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护朝鲜人民军，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共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看法和做法一样，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最后胜利就一定会得到。”他还用电报把这段话转告志愿军党委。
这段话，在抗美援朝战争发展的关键时刻，对于加强中朝两党、两国、两军团结，起了重大作用。1月20日，彭德怀立即在志愿军党委会上作了传达，并决定，在1月25日召开的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上，要把虚心向朝鲜同志学习、团结朝鲜军民作为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
五、“不能速胜则缓胜”
在连续取得三次战役的胜利后，毛泽东曾经作过一种估计，即在中朝大军的压迫下，或者由中朝军队打得美军无法再打下去的时候，迫使美军退出南朝鲜，根本解决朝鲜问题。这显然是一个乐观的估计。当然，毛泽东也估计到另外一种可能，即客观形势迫使中朝军队在2月间就可打一仗，打了以后再休整。
这后一种估计对了。果不其然，从1月25日起，“联合国军”乘志愿军和人民军尚未得到充分休整之机，由西向东全线发起大规模进攻。中朝军队开始进行带有积极防御性质的第四次战役。战役打响以后，1月28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分析说：“第四次战役后敌人可能和我们进行解决朝鲜问题的和平谈判，那时谈判将于中朝两国都有利。而敌人则想于现时恢复仁川及汉城两岸桥头堡垒，封锁汉江使汉城处于敌人威胁之下，即和我们停战议和，使中朝两国处于不利地位。而这是我们决不允许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连续进行了三次战役，打得十分疲劳，大量减员，要完成第四次战役积极防御的作战任务，困难甚大，亟待补充兵力。怎么办？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于2月7日做出决定，实行轮番作战。这就是将过去从国内部队抽调老兵补充志愿军的办法，改为以军为单位成建制地由国内调往朝鲜战场，轮番作战。轮番作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一个新创造。
这时，处在抗美援朝战争最前线，作为志愿军最高指挥员的彭德怀，看到战场上的严峻形势和困难，而第二番兵团还远在鸭绿江边，兵力补充不上去，感到十分焦急。他认为必须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并请示战略方针。2月21日，彭德怀一到北京，就急忙赶往新六所。新六所位于北京城的西北郊，这里比较僻静，建国初期，毛泽东经常在这里休息、办公。
彭德怀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朝鲜战争情况，突出地提出兵员不足和后勤保障问题。
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向彭德怀提出：“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这一下给了彭德怀一个很大的相机处置的余地。彭德怀感到，抗美援朝战争有了一个明确而又机动的方针。
这个方针，同毛泽东在第三次战役结束不久所作的乐观估计是不同的。毛泽东认真听取彭德怀的陈述，及时调整方针，做出正确决断，这是十分英明的。
彭德怀还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毛岸英牺牲的经过，并以内疚的心情检讨说：“主席，你让岸英随我到朝鲜前线后，他工作很积极。可我对你和恩来几次督促志司(“志愿军司令部”的简称——编者注)注意防空的指示不重视，致岸英和高参谋不幸牺牲，我应当承担责任，我和志司的同志们至今还很悲痛。”
毛泽东听罢，一时沉默无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