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多山少水。因此，自小便对那广袤无边的水域有着神秘而无法言明的渴望。也是因为这般缘故，外出游学时，便铁定了心要往祖国的东面跑。目的，也不过是为了看看那些呼啸奔涌的大海。
不见时觉得神秘，见了，反倒感念起故乡的好来。每每想起故乡，首先在脑海中浮现的，便是那蜿蜒曲折的树间小路。
小路两旁的树木终年互拥，葳蕤常绿，把空气都笼罩得越发清凉。那透骨的凉意，即便在三伏烈夏，也丝毫不减。
中学时，母亲常常站在这条铺满青苔的小路上等我。她晃着臃肿的身子，骑着一辆叮叮当当的三轮车，立在斑驳的夕阳中，一动不动地看着来路。
可惜，那时年少轻狂的我，并不曾觉察到她的真正用意。
很多时候，我都是骑着那辆火红色的牛头赛车，急急奔入她的眼帘，而后，未等她眼中的欣喜全然退却，又急急地消失于她的视线。
她极少喊我。她任凭我载着青春的叛逆与张狂，抛下她，大步流星地朝前而去。
许多年后，坐在湘西的乌篷船上，想起故乡的路，才忽然想起她的艰难。那时父亲刚走，生活所有的重担都压在她的肩上。可毕竟，她是个妇道人家。而南陲边塞，又多有鬼怪神异的传闻。夕阳晚照，夜幕即临，她自是不敢独回，才肯在那条必经的小路上等我。
可谁能料到？她的大儿子，并不能领会她的用意，竟将孤身无助的她，遥遥抛在树林间的夕阳小路上。
外出游学之后，每年春节回家，她还是会在那条熟悉的小路上等我。仍旧骑着破旧的三轮车，仍旧一动不动，仍旧静默得如同一尊泥塑。
只是，这时的我已然懂了。我会远远地，喊她一声，而后，飞快地奔至她的跟前，让她仔细地看看我，摸摸我。她知道，她拗不过我的倔强，只好慢悠悠地爬进车兜里去，让我把她载回家。
偶尔，她的眼中会泛出一道晶亮的光。我不忍看，只好牢牢凝视前方这条青苔累累的小路。
去年，滇北大雪，赶极远的路回家。她仍然立在那条寒凉的小路上等我。呼啸的风和漫天的雪，似要将越发臃肿的她一并卷进岁月的深沟里去。
于是，我又懂了。这条回家的路，早就写满了母亲思儿的孤独。
家是一棵流泪的树
在中国、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国的边境上，有一条长8000公里，宽240公里的山脉，名叫喀喇昆仑。全世界低纬度山地冰川长度超过50公里的共有8条，喀喇昆仑就占了6条。
喀喇昆仑山脉中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皮山县境内，有一个名叫神仙湾的边防哨所。我最好的朋友，就是在这个地方保家卫国。
我没去过，我只能从偶然的电话中了解关于他的一切。
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回过家。他的父母在农村，没读过书，也不识字，只是听说他在新疆的雪山上，其他的，便一概不知。
我从各类书本上寻找关于这个地域的信息。内心忽然一片潮湿。
这个被称为“高原上之高原”的神仙湾，海拔高度为5380米。一年里，17米/秒以上的大风天占了一半，冬季长达六个多月，年平均气温低于0℃，昼夜最大温差可达30多摄氏度。最恶劣的是，此地空气中的氧含量不但不到平地的45%，紫外线强度还比平地高出50%。
他曾给他的父母邮过两件新疆特产的羊毛大衣，并在口袋里夹寄了一封仓促的信件。内容很短，笔迹潦草，是我站在门口给他父母亲口念的。
“爸，妈，我在新疆很好，这里到处都是葡萄干和羊肉串，当然，羊毛大衣也很便宜。我给你们买了两件，很暖和，希望你们二老保重身体，等我回来孝敬……”
这显然是一封未完成的信件。孝敬二字后面，应该还有很多很多话要说，很多很多泪要流，但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也许是返回哨岗的号角已经吹响，也许是一年才来一次的邮递车将要开走，也许…也许……
起初我真以为他所在的地方真有百般好，还在难得接通的电话中埋怨他，为何过年都不回来？怎么也不给我邮点新疆哈密瓜？他毫无抱怨，毫无情绪，光是傻笑。
后来，得知实情，忽然有种泪落的冲动。他每天吃的是压缩干粮，喝的是70℃就沸腾的雪水。集训途中，因为海拔过高缺水，甚至只能用尿液来使自热米饭升温。他所在的地方，长不出一株小草，也长不出一棵坚强的绿树。
他让我替他保密，无论如何，千万不能让他的父母知道实情。他不想让他们担心。
第六次电话，是在2010年的冬天。他仍然告诉我，过年无法回家。那一刻，我没有骂他，我只是轻声说了句“兄弟放心，二老一切有我”，他便在电话那头哭得没了声音。
2012年1月4日，部队正式通知，他今年可以回家。我从北京转机赶去乌鲁木齐接他。
两个年轻的战友用部队的大车把他直接送到喀什。中途，车停了，他们三个人不约而同地跑下车，抱着路旁的两棵大树痛哭不止。
为什么要哭？很多人不理解。但如果知道他们已经三年没有见过绿色，没有吃过青菜，没有回过家的话，我想，任何人都会被这奇怪的一幕所打动。
他们是真正的守卫者。虽然他们用有限的生命和男人的孤独谱写了热血祖国的太平，但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过家。在他们心中，家，一直都是那棵让人流泪的树。
没有哪一代青春是容易的
这是你第一次和我促膝长谈，夜聊青春。坐在大冬天的暗夜里秉烛把话，的确别有一番诗意。
话至情深处，不免伤感。我开始向你抱怨我的一切。
生活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有的时候，我连自己该做点什么，能做点什么都不知道。爸妈说自己很累，天天加班，工作，挤地铁，可我觉得我比他们累多了。
每天6点起床，从五环路坐公车赶去三环路上学。早餐，预习，单词任务，都必须在下公车之前完成。早上四节课，足以把你上到精疲力尽。但别着急，这不过是个热身而已。
中午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听起来很多，用起来很少。如果回家吃饭的话，来去公交就得花去整整五十分钟——这还得看运气，得看天气，得看路况。如果运气不好碰上下雨天，那你就等着迟到罚站吧。
在学校用二十分钟解决中饭之后，不代表你就有四十分钟的时间可以任意支配。早上四堂课的任课老师们估计前夜就想好了要给你布置什么作业。你只能赶紧乖乖跑进教室，奋笔疾书。
好不容易捱到傍晚，以为可以回家休息，却还有个附加的晚自习。为了提高升学率，晚自习不再是所谓的晚自习——上课，考试，讲解试题，弄得比正课还要夺命。
十点下晚自习，匆匆忙忙赶到家，洗漱一番后，恰好十一点整。注意，如果你不想班主任明天给你老爸老妈打电话，那你还是乖乖拿出学校发的题海追魂册好好弄一弄。
好不容易熬到放假，以为可以天天睡到自然醒，顺便去乡下度度假。岂料，在这个时代，暑假和寒假早已成过期的代名词。
放假的号角还没吹响，学校门口就到处贴满了招生广告。钢琴班，舞蹈班，写作班，奥数班，外语班，高考班……
你能想到的那些班，这里都有。你想不到的那些班，这里还是有。不必你操心，为了让你不输在起跑线上，爸妈早就勒紧裤腰带帮你报名了。
我几近哭诉的腔调，并没能唤起你的安慰和同情。你猛吸一口手里的烟，喝了口酒，开始向我陈述你那个时代的青春故事。
49年出生的你，刚好逢上新中国建立。你以为乱世已去，今后便可坐享太平。怎料，天不从愿，就在你最需要营养长身体的时候，自然灾害来了，1961——1963，整整三年吃不上东西。
凿壁借光，悬梁刺股，决定要上大学，结果，1966年文化大革命，取消高考了。
再后来，年龄到了，谈恋爱吧，男女打扮不分了。女同志要掩饰得越神秘越好。无处不在的铁姑娘，假小子，二女子，不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混到70年代中后期，该结婚了，却又忽然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你是回城，还是高考，还是结婚？好不容易做出决定，刚起很多东西，把这些都熬过去了，想多生几个孩子享受天伦之乐，好了，计划生育来了。
等到后来，想一心扑到孩子身上，干点事业的时候，自己下岗了。
千辛万苦把孩子拉扯到大学毕业，却又偏偏碰上要命的工作难，住房难了——抠着指头算来算去，自己那点积蓄，还不够买个卫生间…… 听着你的故事，我忽然想哭了。我们虽然天天住在一起，可我却从来不了解你。
你用布满厚茧的大手轻拍我的肩膀说，成长，其实就是一个跨越苦难的过程。彼岸虽然阳光芳草，瓜果鲜美，但到达彼岸的方法，却只有一个，那就是一步一步走完脚下的路。
我想，我会咬牙走完今天的路。我不抱怨，因为我懂，没有哪一代青春是容易的。
承诺的利息
在冬天进风，夏天漏雨的破房子里住了整整三年，还是没能兑现当初在结婚时跟妻子许下的要买一个大彩电的诺言。
妻子仍然在给别人打零工，从早干到晚，磨得满手都是老茧。而他，仍然还是蹬着三轮车在城市里卖啤酒，没日没夜。
虽然美丽的希望还在，但按照月渐稀少的那点结余来看，日子似乎比以前更好清苦了。
听到同行们谈论开封四胞胎的消息时，他刚送完一车啤酒回来，大汗淋漓。
事情很简单，开封的一对农民夫妻喜获四胞胎，但家庭拮据，无力抚养，满面愁容。
在报纸上看到这段消息后，一连几天他都吃不下饭。
经过一夜深思熟虑，第二天清早，他主动去报社求助专门撰写这个报道的记者，希望报社能够刊登他亲笔写下的倡议书，并支持他的提议。
他想另外找11个人，组建一个爱心联盟，每人每年捐献400块钱，这样，开封四胞胎就有了每月四百块钱的最低生活保障。
爱心联盟的提议很快得到社会的响应。12个人，来自不同的背景，干着不同的工作，却在这一刻，有着同样的希望。
2003年，一场殃及全国的非典让这个备受关注的爱心联盟忽然中断。
公共场合忽然冷清，人人都戴着白色的口罩，终日惶恐。
夜宵摊，迪高厅，酒吧，KTV等等这类啤酒消费大户也一度因为生意无人问津，而不得不把先前所签的全部订单悉数退回。
生活顷刻陷入窘迫。闲着只能给贫困的家庭增加负担，他想了想，还是决定出去看看，继续推销啤酒。
大风骤雨，他还在蹬着三轮车一路小跑。但凡有店铺，他都会下去敲门问问，老板，要不要啤酒？我可以帮你打折。八折！八折！七折！七折好不好？
连续奔波数日天，一箱啤酒也没能卖出去。其实，大部分情况下，他都是站在门口自说自话。因为老板恐于非典，根本不肯开门。
时间总会过去。非典的浪潮刚刚停歇，他就迫不及待地出门拼命了——拼命抬酒，拼命蹬车，拼命赚钱。
爱心联盟再度成立。
拿到第一笔工资后，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开封的四个孩子。当初许下的每人每月捐献四百块钱的承诺，距今已间断了整整五个月。
他拿着刚领的工资跑到银行柜台，微笑着问正在填单的出纳员：“小姐你好，如果一个人欠银行四百块钱的话，那么五个月后算上利息应该还多少？”
出纳员疑惑不解。他又把刚才的问题重复了一遍。几秒钟后，出纳员把手里的计算机递给他看：“先生，五个月后应还438块4毛。”
就这样，他把438块4毛人民币汇给了开封的四胞胎。他说，这是承诺的利息。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他叫罗嵩山，1973年生于河南禹州，一位普通的啤酒工人。他用438块4毛的真实的行动向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证明了，再卑微的承诺，都会有守护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