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督抚大员的奏折中，汉奸就像影子军团一样，无处不在。而那些占领州府的英国陆军，也都摇身一变，成了将军们笔下的“汉奸”卖国贼。甚至还有人经过“考证”，证实了英军总司令璞鼎查，本身就是宁波人。说璞鼎查原名叫做蒲鼎喳，15岁时，跟随他的父亲在广东经商，因为他父亲酷爱赌博，将璞鼎查输给了英国商人，之后璞鼎查就被带到了英国。如今他长大成人了，对祖国怀恨在心，所以带着英军打回了中国。
诚然，鸦片战争当中，的确有很多人因为自身利益，或者为了谋求报酬，曾经与英军进行过接触，甚至提供过服务。这当中包括扬州盐商颜崇礼，英军采购布定邦，以及宁波妓院老板余德昌，按照当时乃至后世的说法，这些人都是汉奸。
但是，按这些人的本意出发，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根本不关心战争的胜败，也不理会民族的利益，他们着眼的，都是自己的蝇头小利。如果没有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他们根本不会为任何人提供服务。
与之相对应的，是广东翻译鲍鹏，他在得到琦善的器重之后，与义律进行初次谈判，折冲樽俎，大为杀价，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好戏。如果签订《南京条约》的时候有他在场，很难讲赔偿的军费，会不会再打个折扣。
可惜他是道光皇帝钦命的“汉奸”，罪名为“交结外国”，鸦片战争还没结束，就已经发配到伊犁给披甲人为奴了，而且在他的判决当中还有钦命的四个大字，“遇赦不赦”。
当然汉奸并不仅仅只有这些人，鸦片战争结束之后，连奉命与英军进行谈判的广州知府余保纯、广东布政使黄恩彤，甚至是耆英、伊里布、琦善、牛鉴等人，都被定性为汉奸，而且还是大汉奸。
汉奸在此时的定义，已经宽泛到了，凡是在洋务当中没有为祖国谋求利益的；凡是在谈判时，没能为民族伸张正义的；凡是在与洋人对阵时，胆怯惧怕的，都成了汉奸卖国贼。
英军正是在战争中，见识了清政府对付汉奸的手段，这才将赦免汉奸作为条约的一项重要条款，郑重地写在这里。像这样的条款，恐怕在全世界，也是极为少见的。
很可惜，这样的条款根本没有实际意义，战后中国并没有放弃惩治汉奸，所有与英方有过密切接触的大臣，都没能逃过惩罚。
清政府无力对付侵略者，但对付内部的“卖国贼”，却是毫不手软。与第八款相同，这项条款也根本没有意义，这当中体现的文化差异，根本不是一纸和约所能解决。
十、前第二条内，言明开关，俾英国商民居住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银，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今又议定，英国货物，自在某港按例纳税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而路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例，只可照
专门应付各种勒索。但是很遗憾，鸦片战争当中，他们还是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但在官府衙门的说法中，这些陋规又成了商人们“出于至诚，情愿报效”，为“解民倒悬，情愿捐输”了。
其实陋规的本名叫做规礼，是封建社会遗传下来的一种特有文化。在清朝，不光这些洋人和行商们要应付陋规，官员和百姓同样无法幸免。每年上级官员的三节（春节、端午、中秋）两寿（官员及夫人生日）、程仪（出差费用）、使费（托人办事费用）、部费（到中央办事费用）、冰敬（取暖费）、炭敬（降温费）、门敬（门卫关照费）等等等等，不一而足，经久不衰。
晚清著名的清官曾国藩，在高中进士之后，也曾经满湖南地找亲戚，寻求收取份子。他当京官十多年，一直盼望着能够放一任考官，原因就是可以录取门生，收受规银。连曾国藩这样的廉吏都无法幸免，其他官员就可想而知了。
即使在当代，规礼不但没有随着时代销声匿迹，反而越来越发扬光大，成了中华民族的“特有文化”。身处其中的人们，从来没有觉得陋规有什么不对，反而觉得这是促进亲情友情的一种特有方式，只要没有超出自己的支付范围，就会乐此不疲地继续下去。
所以说，英国商人要求取消陋规，其实是在挑战中国的特有文化，挑战数千年遗传下来的文化传统。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应当明定税率，使费用成本公开透明，以便于商贸活动的开展。殊不知，这项改革比起开放五口通商割让香港更加难以执行。
鸦片战争结束后，虽然签订了这样的条款，但是英国商人的负担并没有因此减轻。海关虽然不能明着从洋人这里收取，还会想方设法变相地从其他渠道收取，所以这项条款的签订，根本无助于解决中国的投资环境，也根本不可能改变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
这种情况到了太平天国后期，恭亲王奕执政之后得以改观。恭亲王奕将英国人赫德任命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整个海关也清一色地换成了外国人。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赫德管理的中国海关，俨然成了清政府最为廉洁高效的部门，海关由此才彻底摆脱了陋规。
取消陋规之后，海关每年为清政府提供着数千万的税收，以支撑晚清的各项洋务改革。到了民国时代，海关依然由外国人把持，一直维持到民国结束，新中国成立。
（其间由于抗战爆发，海关中断过数年。）
十一、议定英国往中国之总管大员，与中国大臣，无论京内京外者，有文书来往，用照会字样；英国属员，用申陈字样；大臣批复，用札行字样。两国属员往来，必当平行照会。若两国商贾上达官宪，不在议内，仍用奏明字样。
【评论】第十一项条款，是义律梦寐以求的平等交往，也是英国政府发动战争的初衷。
鸦片战争这个名词，是民国以后才开始使用的，在清朝的时候，鸦片战争叫做庚子夷衅。也就是说，英国政府认为发动这场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倾销鸦片，而是因为贸易摩擦引起的贸易战争。而清政府认为，严禁鸦片只是这场战争的导火索，战争真正的原因是夷衅，也就是洋人挑衅。洋人是为了挑战天朝的地位，才发动的这场战争。
实际纵观战争的起因，这两种说法都可以成立，也都不成立。如果往深层次讲的话，那么这场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是东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在交流过程中产生的碰撞。无论有没有贸易纠纷，无论会不会禁止鸦片，这场战争都注定会爆发，原因在于西方的平行社会体系，与东方的垂直社会体系，必然格格不入，双方根本无法交流，只能付诸于战争。
封建社会的中国，是一个垂直的金字塔结构。皇帝拥有的是家天下，他通过大臣（奴才）们管理百姓（子民），百姓分为士农工商，各有各的社会阶层。整个社会被分为若干个等级，每个人都必须在这个严密的金字塔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谁也不能例外。
整个社会又像是一张大网，把所有的人都涵盖在内，百姓互保，官员连坐，人们不光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更要为自己身边的亲友承担责任，没有任何人可以幸免。
在封建社会，无论是谁，无论哪个国家，都必须服从皇帝的命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凡是有水土的地方，都是皇帝的管辖范围，凡是水土上生活的百姓，都必须服从帝王的管辖。
在这种结构当中，也不存在国与国的关系。皇帝统治下的是中原，周边是藩属国，在藩属国的外围，是未开化的蛮夷，叫做化外各邦。之所以皇帝没有去管理这些化外蛮夷，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开化，属于野人，或者说，他们跟动物的区别不大，皇帝不愿意去管辖。
英国恰恰是化外各邦里，距离中国最远的那一个。如果英国人待在自己的国度，双方还可以相安无事。但如果他们远赴重洋，来到中国，那他们就必须接受中国大皇帝的管辖和教化。
但是欧洲是一个平行社会，国与国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英国人无法接受儒家的传统，更不会承认大清皇帝是什么天下共主，所以矛盾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
在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的访华过程中，中英双方的交流格格不入，毫无融合的可能。如果这种针锋相对的交往再继续下去，这场大战终将无法避免。非常遗憾的是，在大航海时代结束之后，全球一体化已经势在必行，各国之间的交流也会越来越密切。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与西洋各国的交流碰撞，也就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艰难，越来越寸步难行。
双方谁都无法接受自己的地位，也都不想承认对方的地位，所以这场战争即使不在中英之间展开，也必然会在中美、中法、中德之间进行，根本不可能避免。
这场战争的失败者，必须接受自己的地位和宿命，如果中国战败了，延续了两千年的封建体制必将轰然倒塌，新的社会结构必须重新建立，以适合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如果是英国战败了，那他也必须在天朝的金字塔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接受历史安排给自己的宿命。
当然，如果中国有能力远征到欧洲的话，那么整个世界也必须接受中国的封建礼教传统。虽然历史的车轮最终会回到自己的轨道，平行的世界格局最终还会建立，但是，只要中国的军事能力不被击破，战争终会把中国的封建价值观推行到全世界，逼迫铁蹄之下的人民选择接受和服从。
所以，《南京条约》的这一款内容，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两千年的文化传统不会因为一纸条约而改变，几十个世纪传承下来的价值观念，也不可能因为这短短的几句文字而转变。深受儒家教化的官员们，从骨子里看不起洋人，又怎么可能接受这样的条款，他们不能明着抗争，难道还不能腹非？他们不能明着拒绝，难道还不能暗里刁难？
事实证明，鸦片战争结束之后，各国领事和官员不但没能改变自己的现状和地位，反而比以前更加窘迫。除了被战争吓破了胆的耆英之外，其他所有的督抚大员，无不把为难洋人当成自身的荣耀。特别是徐广缙和叶名琛，对英国官员变本加厉，强硬异常。英国官员的地位反而因为这项条款一落千丈，比鸦片战争爆发前更加不如，这也最终导致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
两国官员平等交往，在当时来讲，只是英国政府的一厢情愿，根本不可能用条约来改变。即使在个别官员身上成为现实，那也只是偶然现象，因为是整个中国社会不承认英国的地位。那些承认英国地位的个别官员，他们所背负的社会压力和社会谴责，要比英国官员承受的还要大。
要想改变中国社会的这种现状，除非由社会底层开始，发动一场旨在改变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的革命，两国官员的平等交往，才有可能最终实现。当这场文化革命在中国大地上取得丰硕成果时，鸦片战争已经结束八十年了。义律的梦想最终还是实现了，只是晚了八十年，当他在九泉之下得到这个消息时，不知他作何感想。
十二、俟奉大皇帝允准，和约各条施行，并以此时准交之六百万元交清，英国水陆军士，当即退出江宁、京口等处江面，并不再行拦阻中国各省商贾贸易。至镇海之招宝山亦将退让。惟定海县之舟山群岛，厦门厅之鼓浪屿小岛，仍归英兵暂为驻守，迨及所议洋银全数交清，而前议各海口均已开关，俾英人通商后，即将驻守二处军士退出，不复占据。
【评论】《南京条约》的第十二条，其实是一个抵押条款，注明了清政府偿还赔款的时间顺序，以及英军归还“抵押品”的步骤。
相对来说，这款内容没有问题，璞鼎查要求了，耆英也同意了，问题出在之前英军索要的赎城费上。
照道理来讲，二千一百万元里，有一千二百万的军费，有六百万的鸦片赔款，有三百万的商欠。
这三百万的商欠没有问题，由官府代为偿还之后，再向行商追索。可广州已经交过六百万元的赎城费了，这六百万元奕山当时注明是商欠，由官府代偿之后，再向行商追索，其中仅是伍浩官一个人，就认捐了一百万元。现在这三百万，还应该向行商们追索吗？
一千二百万元的军费，六百万元的鸦片赔款，都应该由清政府负担。但是扬州赎城时，盐商颜崇礼交纳的五十万赎城费找谁报销呢？牛鉴在南京付款的时候，也曾经将上海已经凑集的五十万赎城费讹去，交给英军。这些富户们交纳的钱财，又该找谁报销呢？
《南京条约》规定了，清政府需要向英方赔款，但是真正为鸦片战争进行赔款的，恐怕就不光光是清朝政府了。
英军按照约定，在收到首批赔款后，退出了长江沿岸。又在收到余款之后，退出了定海和鼓浪屿。整个清朝的文武官员，都想尽快地送走这些瘟神，所以这第十二款内容，反而更加符合清政府的根本利益。
十三、以上各条，均关议和公约，应俟大臣等分别奏明大皇帝御笔批准，及英国君主判定后，即速相交，俾两国分执一册，以昭信守。惟两国相离遥远，是以另缮二册，先由钦差大臣等及英国公使，盖用关防印，各执一册为据，俾即日按照和约开载之条，施行妥办。
【评论】第十三款内容，写明的是和约签订的流程，注明这份条约需要由道光皇帝御笔批准，先由钦差大臣盖用钦差关防印，双方各执一册。
本来两国签订条约，需要注明条约释议的解释语言，比如中文和英文两份条约内容相左时，应该用何国语言解释。但是《南京条约》不用这么麻烦，因为这份条约的汉文版本，也是英国人写的，预计是出自小马礼逊和罗伯聃两人之手。
道光皇帝于9月15日，批准了《南京条约》；而维多利亚女王，则是在12月28日批准了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正式成立。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了，完全按照《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的要求签订了。如果再向前追溯五十年，这款条约也曾经是马戛尔尼的使命，最终依靠着坚船大炮得以实现。
这是一款不平等条约吗？或者它是的。因为它是英军逼迫清政府签订的，是英国用大炮逼着中国政府承认的。
但要说到条款内容的不平等之处，那么只有割让香港和鸦片赔款这两项。
整个条约的具体内容一共有八项：割让香港、废除行商、赔偿费用、五口通商、平行交往、释放英俘、赦免汉奸、明定关税，其中平行交往这一项并不包含不平等的内容，属于英国政府的诉求。释放英俘、明定关税也算是比较公平的条款，赦免汉奸虽然属于干涉内政，却不能算是英方的不平等条款。废除行商和五口通商这两项，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更有利，只是清政府没有意识到而已。
赔偿军费分为三个部分，商欠由官府代偿，虽然有些说不过去，但毕竟是有过先例的。军费赔偿符合欧洲的“国际惯例”，在英方看来，并不能算是不平等的条款。让双方都觉得比较尴尬的是鸦片赔款，英方坚持位于公海的鸦片只能算是走私品，并不能“逼迫”英国商人交出，所以条约当中的“吓以死命”四个字，是特指英方上交鸦片的原因。按英方的说法，只要清政府与英国官员协商解决，不要“吓以死命”，英国政府是不会替商人们索要赔偿的。
其实《南京条约》真正的不平等条款，就是割让香港，这款内容践踏了中国的主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