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期内，充分就业会存在，储蓄限制投资，而且“供给创造本身的需求”。不过，短期内仍是凯恩斯学派的天下，也就是劳力与资本可能无法充分就业，投资主导储蓄，而且需求导致供给。哈罗德在1939年开始现代成长理论研究，后来多马在四十年代继之，到了五六十年代，继续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则有史汪、索洛与费尔普斯等。
托宾也参与成长理论的研究。1955年发表的《动态加总模型》，可能是托宾最喜欢的一篇论文，撰写时也带给托宾最大的乐趣。这篇论文和其他成长理论的文献不同的地方，在于开门见山地引进货币性政府公债，它不但可作为价值的储存，也是除了实质资本外的另一项储蓄工具；另外，托宾也将干扰成长过程的景气循环列入考虑。在1965年、1968年及1985年发表的后续论文中，托宾举证说明在一个成长的经济中，资本存量和货币成长率或通货膨胀率之间，是呈现正相关的关系。
经世致用，做肯尼迪总统的高参
再好的理论，如果脱离实践也会如同废纸。托宾知道，检验自己理论发现是否正确有效的惟一途径，便是放在现实中去检验。为此，他走上了从政的道路，成了总统的高级智慧。
托宾对经济政策极感兴趣。他大部分的理论性与实证性研究，可以说都投注于分析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效果。20世纪50年代，托宾偶尔会针对当时的经济议题，写一些供社会大众阅读的文章，发表的刊物有《新共和》、《耶鲁评论》、《挑战》和《纽约时报》
等。
托宾有一些在麻省的朋友为肯尼迪参议员担任顾问，他们向肯尼迪及幕僚人员谈到托宾这个人。1960年夏天，肯尼迪的顾问索伦生来找托宾，要他参与肯尼迪总统的竞选活动，撰写有关经济成长方面的备忘录以及政策立场声明。
虽然托宾很想告诉索伦生，他个人比较支持提名史蒂文森，但索伦生还是和托宾签下了合约。
托宾并未发现自己的备忘录在竞选期间产生了何种效果，但是有人告诉托宾，肯尼迪阵营在候选人纲领宣言中，曾引用他的想法，用来对抗凯瑟琳及一些工会型的经济学者所主张的“透过扩大支出以获得成长”观点。
当时托宾的主张是，政府需要紧缩的预算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可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产生预算剩余，并使利率水准降低，而将政府的盈余导向生产性的资本投资。整个重点是要透过政策的搭配，促成经济的生产能力提升，从而确保充分就业。
1960年大选后，托宾参加了一个由萨缪尔森领导的国内经济的移交任务小组。1961年1月初，托宾接到来自当选总统肯尼迪的电话，肯尼迪邀请托宾担任经济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托宾说：“恐怕你找错人了，总统先生，我只不过是象牙塔内的经济学者。”肯尼迪说：“那最好不过了，我也会是象牙塔内的总统。”托宾说：
“那最好不过了。”托宾花了一两天的时间，和内人蓓蒂及自己的同事交换意见，然后才同意接受这项邀请。在这个职务上，托宾总共待了一年又八个月的时间。
海勒是委员会的主席，戈登是另一位委员。他们有一群梦幻组合的幕僚，包括奥肯、索洛、阿罗，以及若干后来成为经济学界领导者的年轻一辈学者。他们彼此在专业与个性上都意气相投，通过全体一致的共识来运作，从来也用不着什么组织层或官僚体系。他们都非常乐观，也相信以他们在经济学上的素养，会有助于政策的改善，也会对世界有所贡献。其实在此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托宾也正是在冀望有此种机会的激励下，才投入了经济学的怀抱。
知识从无止境，学习也不可能有终点。人类就是这么进化的。
——詹姆士·托宾1962年1月的《经济报告书》是托宾他们经济理念的宣言，并将此种理念应用于当时美国以及世界的经济状况。报间媒体称之为“新经济学”，但本质上是托宾他们此前十年一直致力的凯恩斯学派及新古典学派的综合。这份报告书是集体努力的成果，主要由海勒、戈登、索洛、奥肯以及托宾执笔。托宾并未将该报告列入个人的着作目录中，但托宾引以为傲，因为它不只是经济学专业的成果，也是重要的政府文献。
1982年1月出版的《报告书》，属于同性质的文件，但代表的是所谓“里根经济学”，它同样也是由一群专业的经济学者为联邦政府经济政策所制定的全新走向。比较这两份报告，必然是件有趣的事，托宾他们可不怕大家作比较。
肯尼迪的经济委员会发挥了效果与影响力，这是因为总统及其最亲近的白宫幕僚都重视学术界，也重视思想观念以及托宾他们这批学者。肯尼迪在上任时对经济学可以说是了解甚少，但他对经济学求知若渴，又聪明颖悟。他亲自阅读托宾他们的文章，仔细聆听他们的言论，确实从中学到许多。
托宾他们宏观经济的中心目标，是要降低失业率，从1961年1月份的7%降到4%——这是托宾他们预计不致造成通货膨胀的失业率水准。此一目标在1965年底达成，其间通货膨胀的增加率微乎其微，而资本投资大幅增加。但是，成功的甘甜在60年代的末期转为苦涩。当时的总统约翰逊未接受经济咨询委员会及其他凯恩斯学派顾问的忠告，没有提高税赋来支应急速增加的越战军费支出。后人在回顾60年代的经济学情势时，曾指责肯尼迪-约翰逊时代的经济学者，认为他们太天真地相信菲利普斯曲线的取舍关系，因此在政策的制订上，明显的是想以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来换取较低的失业率。其实这项批评并不公允，委员会从没有想把失业率压低到目前通称的“自然失业率”以下。不只如此，自1961年起，委员会与政府当局所采取的工资与物价政策，其设计是希望达到无通货膨胀的复苏——“非通货膨胀的物价与工资走势”正是报告中所揭示的标杆。
托宾在1962年9月返回耶鲁大学。虽然托宾热爱委员会的工作，但他知道自己还是更适合在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在华府的工作时间，是每天十五个小时，每周七天，这对托宾及妻子还有四个年幼的小孩，都是相当辛苦的。托宾还是继续担任委员会的顾问并积极贡献心力，特别是托宾原先负责的国际货币方面的议题。
不只如此，由于托宾在经济学的圈子以外有较高的知名度，因此托宾对一些当时的议题以及论争，也会更频繁地以书面或是口头的方式发表看法。托宾知道许多从华府政治圈退下来的人，经常很难再回到专业的学术领域，但他还是决定尽快重返学术界，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当之无愧，荣获诺贝尔经济奖
当经历了艰辛的耕耘之后，等待的将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大名鼎鼎的托宾，终于以自己的奋斗和智慧，当之无愧的捧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1981年托宾获得了经济学界的最高奖项——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获奖理由是阐述和发展了凯恩斯的系列理论及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宏观模型，为在金融市场及相关的支出决定、就业、产品和价格等方面的分析做出了重要贡献。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公告里评价他说：
“詹姆士·托宾的贡献涉及广泛的经济研究领域。他对如此不同的领域，诸如经济计量方法，严格数学化的风险理论，家庭和企业行为理论，一般宏观理论，经济政策应用分析，投资决策，生产、就业和物价关系理论，均做出了突出贡献。
托宾的最主要贡献建立在以描写各个家庭和企业怎样确定他们的资产构成的理论基础之上。这种理论被称为资产组合选择理论，他是极其重要的创始人之一。托宾把这些思想发展为一种金融和实物资产的一般均衡理论，并且分析了金融和实物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把金融市场上的变化传递到家庭和企业的支出决策的传递机制。这类研究的经典问题以前从来就未被满意地和总结性地研究过。托宾的研究成为核心经济理论中实物和金融状况的结合方面的一次重大突破。……今天，很少有经济学家能够赢得如此众多的追随者或者对当代经济研究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对于托宾获奖，人们认为这是意料之中的事。萨缪尔森就曾说过：
“托宾一定能获得诺贝尔奖，因为他能够获得所设置的任何奖。”
评价与启迪
詹姆士·托宾是20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他的主要成就在于阐述和发展了凯恩斯的系列理论及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宏观模型，为在金融市场及相关的支出决定、就业、产品和价值等方面的分析做出了重要贡献。
世界着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评价托宾说：“他的成功，除了他自身的优秀特质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出身于一个良好的环境。”这话很是不错，分析托宾成就的原因，显然跟他深厚的学术功底是分不开的，而他的知识基础的奠定，却显然跟他青年时在哈佛的岁月是分不开的。
当时，哈佛正是世界经济学的学术中心，那里汇集了大批世界顶尖的经济学精英，如熊彼特、哈里斯、汉森等，正是在这些良师的指点和熏陶下，托宾才打下良好的学术基础，并走上经济学之路。
从托宾的人生经历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人生启迪：人生虽然如戏如梦，极易陷入迷局或迷茫，但如果能够得到过来人的指点，尤其是在青年时期的指点，则无疑是一条通向成功的捷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