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荣誉是范围最广的一种。它基于这种假定：我们应无条件地尊重别人的权利，所以不可以使用任何不正当或违法的手段谋求我们想得到的东西。这是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的条件。任何公然妨碍这种友好交往的做法和要受到法律制裁的事情，都会使其受到损害。
荣誉的根本基础在于坚信道德品性是不可改变的，而单纯的邪恶则意味着将来在同样环境下发生的同样行为也同样邪恶。一个人，一旦荣誉扫地，就永远无法恢复，当然如果由于阴差阳错，情况就不会这样，诸如被人中伤、诋毁或其行为被人误解。法律则提供了对诋毁、诽谤乃至侮辱进行制裁的手段。虽然侮辱通常只是恶意咒骂，但它也是一种抛弃理性的诽谤。如果一个人侮辱他人，就表明这人没有真正合适的理由控诉别人，否则，他就会把这作为前提，让公众自己作出结论。可当他咒骂时，他隐去前提，直接抛出结论，企图让人相信这样做是为了简便。
公民荣誉来源于中产阶级，但它完全适用于所有人类阶级，任何人都不可藐视它，它是一桩地地道道的正经事，任何人都会小心对待。失去自信的人会永远失去信心，不论他作哪些努力，也不管他是什么人，都无济于事。这种可怕的结局防不胜防，无法制止。
从某种意义上讲，荣誉具有否定性，并与名声的肯定性相对立。荣誉并非人们对某人碰巧独有的特殊品性的看法，而主要是人们对希望某人能表现出来的品性的看法，这种品性是真情实意的，而不是虚假的。
这种荣誉意味着人们没有特殊之处，而名声必须要人们赢得独特的东西。荣誉是不可失去的东西，没有名声无非是默默无闻，而失去了荣誉则会令人羞愧，它具有实实在在的性质。我们不能把荣誉这种否定性同消极的东西混淆起来，现实性是荣誉的根本特性，和我们的所作所为有直接的关系，与别人的活动或其他人给我们设置的障碍没有任何关系，它完全存在于我们自身的主动性之中。
诽谤是无中生有、攻击荣誉的唯一武器。抵制诽谤的办法，就是公开地打倒它，并使它的恶语中伤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我们之所以敬重德高望重的老人，是因为他们在自己一生的经历中必然地显示，他们是否能够使自己的荣誉保持清白、不受玷污。对年轻人来说，人们说他具有某些美德，他们自己也无法证明。而年轻人无论是在年龄上还是在经验上，都没有充分的理由赢得老人的敬意。如果这仅仅是年龄的问题，伴随着年龄而来的弱点就更应得到人们的重视。
荣誉只有间接的价值。如果说他人对我们的看法对我们产生了影响，那是指他人的看法影响了他们对我们的行为举止。我们与他人一起生活、从事各种活动时，他人的看法才会对我们产生影响。在文明的国度里，保障我们生命财产安全的是社会，我们的一切行为都需要别人的帮助，而别人在和我们交往前必须信任我们，因此别人的看法就对我们很重要，尽管这种看法没有直接的现实意义。西塞罗也坚持这种观点，他说，“我完全赞成克里希波斯和第欧根尼说过的话，如果好的荣誉果真不能影响我的话，那就不值得我们去追求了。”爱尔维修在其《论精神》中也详尽地阐述了这一观点。他的结论是：“我们乐于受人尊敬并非由于尊敬本身，而是因为尊敬带来的好处。”因为种种手段绝不会超过所要达到的目的，把荣誉的价值看成超过生命自身，这根本就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如此说来，街头巷尾所说的荣誉就更不值一提了。
）第三节 谈名声
叔本华
◎导读：名声和荣誉是一对孪生兄弟，一位终有一死，而另一位将永远不朽。名声是不朽的，荣誉是短暂的。名声与荣誉是相对的，人们不必去谋取荣誉，就像它不存在一样，因为要保持它是很难的。
我这里说的是严格意义上的名声，有的名声是朝生暮死、极其短暂的。荣誉仅仅与期望人们在同样的环境里表现出来的品质有关，而名声只关涉到任何人都无法要求的一些品质。任何了解我们的人都会知道我们的荣誉，而名声传到哪里，那里的人们就会预先了解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要求荣誉，但却不能要求名声，即使可以也须依靠非凡的成就。这些成就包含立功和立言两类，对于名声来说只有这两条途径是敞开的。在立功这条途径上，主要需要的是伟大的心灵，在立言这条途径上，则需要杰出的才智。两条途径各有利弊，主要差别在于立功是转瞬即逝的，而立言却是不朽的。就立功来说，能够保持下来的只是记忆，而这一切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淡薄、模糊，最后被完全忘却，除非历史又使得旧事重提，使往事历历在目，乃至成为永恒的记忆，传给子孙后代。而著作本身就是不朽的，一旦创作出来，便会获得永恒的生命力。我们谈到亚历山大大帝，只不过是一个名称和史料而已，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荷马、贺拉斯则是活生生的，他们在今天仍然和在他们那个时代一样对人类产生影响。
立功还有一个不足之处，就是依赖于可能发生的机遇。因此，立功所赢得的名声并不完全来自功业的内在价值，还根源于一些碰巧使其身价百倍并使其披上光彩外衣的条件。立功赢得的名声，如果属于个人，就要取决于少数人的几个证据的证明，这些证据并不都会出现，即使出现，也不都有公正的观察者。立功具有实践特性的优势，所以一般人都能理解。一旦事实得到了正确的报道，人们就会得到公正的待遇。但报道在多数情况下都有夸大其词的倾向，如果我们不能适当地了解任何功名，并离开立功者的行为动机，事实的价值就很难得到正确的理解。
立言则不然，著作产生出来并不始于偶然的机遇，而是主要取决于作者。以作者的本质和目的来说，无论他是什么人，只要活着，就能保持一致。要恰当地鉴别一部巨作并不容易，著作的名声越大，就越难评价。一部巨作常常得不到诚实或公正的评价，但它们的名声并不仅取决于某一次评价，它们可以通过其他的评价来建立自己的名声。功业流传给后人的只有一种记忆，而且只是以传统的方式，而伟大的著作传给后人的却是它们自身，只有那些对它们的偏见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而且只有经过漫长的岁月，人们才能真正评价这些作品。独特的作品往往会引发特殊的评价，这样的评价还会不断地进行，而把它们综合起来就会形成对作品的深刻理解。尽管有时要经过几百年才能形成这种理解，但无论时间如何流逝，对作品的正确评判都不会因此而被推翻。
作者活着时是否能看到自己声名远扬，这要看机遇，通常作品越高尚，越重要，他们看到的机会就越少。塞涅卡有一句格言精妙绝伦：“名声追求功勋如影随形，有时在前，有时在后。”他还评论说：“虽然普遍的沉默表明了同时代人们的妒忌，但仍会有人不带偏见地来评价作品。”
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塞涅卡活着的那个时代，就有那么一些流氓无赖精于压制有价值的东西，恶毒地无视它们的存在，并将优秀的作品藏匿起来，以便让低俗的作品流行于市。在今天，还有人时常以缄默来表示嫉妒，而且还被看作是高超的技巧。
一般说来，一个人的名声越持久，这名声便来得越迟。杰出的作品都需要时间来磨炼，这流芳于世的名声恰如栎树，成长得十分缓慢；而那些盛极一时的名声，就像一岁一枯荣的草木，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如昙花一现。原因在于一个人越是为后人所拥戴，就越容易为他的同时代的人所不容，他之所以写作不是为了写给他们看，而只是把他们作为整个人类的一部分而书写，在他的作品中没有丝毫引起注意的令人熟悉的地方色彩。
人们欣赏在短暂的时间里经历丰富多彩的人，喜欢具有时代气息的人，喜欢那些属于同一时代、生于斯而死于斯的人。所以文学艺术史告诉我们，人类心灵最高成就的取得，一般来说，从一开始就不是顺利的，直到它们引起了天才们的注意，才可能摆脱默默无闻的窘况，由于伟大的理智赋予它们权威，并受到天才们的影响，它们才赢得了它们所应有的地位。
如果有人寻找其中的奥秘，他将会发现，人们最终能够真正理解和欣赏的事物，其实仅仅是一些本质上和他自身相同的事物。迟钝的人喜欢迟钝的东西，普通人喜欢寻常的事物，观念混杂的人对混乱的思想感兴趣，愚蠢的事物会引起没有头脑的人的注意。最优秀的人会喜爱他自己的作品，因为在他的作品中完全体现了他自己的性格。
记忆力惊人的埃庇卡摩斯说：“如果有人孤芳自赏，我们决不会惊奇，我们认为那是完全正常的。对狗来说，世上最好的东西就是它们狗，牛认为最好的东西是牛，驴认为最好的东西是驴，猪认为是猪。”要推动一件轻微的东西，使用强健有力的手段往往适得其反，因为不费力，也不拿它自己作为冲击的工具，它就会很快落空。伟大而高尚的思想、天才的杰作，一旦只有那些卑微、邪恶、堕落的心灵来欣赏，就会成为令聪明人悲哀的事情。约瑟的儿子耶稣宣称：“对一个愚人讲故事，就像对一个昏睡者说话一样，你把故事说完了。他会问你，说的是什么呀？”哈姆莱特同样说：“在愚人的耳中，不正当的话语可以使你入睡。”歌德也说过类似的话：“最蠢者的耳朵嘲笑最聪明人的语言。”不过我们不应该由于人们愚昧而泄气，因为将石头抛进沼泽是没有回响的。利希腾贝格问：“如果头和书碰撞时，发出空洞的声音，那书还是一本书吗？”他又说，“这样的著作就像一面镜子，如果一头蠢驴照镜子，就不可能从里面看到圣徒。”我们还应当牢记老盖勒特精彩而令人感动的悼词：“最好的礼物很少有人欣赏，而大多数人把邪恶误认为善良。没有什么能防止这日复一日颠倒黑白的过错，这就像瘟疫一样，无可医治。”由于理智的无能，再加上一些在任何地方都能发挥作用的人性的卑劣，人们采取了妒忌的形式，就像歌德说的那样，理智低下的人无法认识和欣赏本来就存在的善。
人所赢得的新名声，使他重又出人头地，而他的同伙却变得卑微了。一切显著的功劳都是以牺牲没有功劳的人为代价的。无论是杰出的功绩，还是平庸的功绩，无论大多数的普通人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他们都会联合起来反对功绩，密谋策划抵抗，甚至压倒功绩。这个联盟的口令是打倒功绩。就连那些已经取得某些成就、享受着某些名声的人也不喜欢赢得新声誉的人，因为新声誉会使他们的名声相形见绌。歌德说：“如果我们的生活必须靠别人的恩赐，我们就不能再活下去。人们都希望自己是举足轻重的人物，都乐于藐视他人的存在。”
当然，荣誉总能得到美好的赞赏，它不会受到妒忌的诋毁，如果找不到充分的证据说明一个人并不拥有荣誉，他就会被认为是有荣誉的人。尽管人们妒忌名声，却又必须建立名声。我们可以随时和他人分享荣誉，而名声则遭受侵犯，人们越接近它，它便变得越不可企及。阅读某种著作的人数越多，这本著作赢得的名声就越大。所以学术专著的作者，和那些仅仅为了给读者提供消遣的作家相比较，知名度要小得多，而哲学家要想做一名知名的作家就更难了，因为哲学家的著作旨在求得一些模糊不清的结论。从功利的观点看，这是完全无用的。那些自身在这个领域耕耘的人，才对哲学著作感兴趣。
从赢得名声的艰难程度看，那些并不是出于对他们专业的热爱，也不是因为在研究中得到愉悦，而是因为野心勃勃而勤奋努力的人，很少给人类留下不朽的作品。那些追求善良和纯真事物的人，一定会避免邪恶的东西，时刻反对群氓们的意见，甚至蔑视他们和他们的罪魁祸首。这句话很精当：“追求名声的人名声回避他，回避名声的人名声追求他。”
赢得名声虽然很难，但一旦得到，要保持它却易如反掌。名声与荣誉是相对的，每个人都可被认为是有荣誉的，人们不必去谋取荣誉，就像没有一样，而要保持它却难。仅仅一件拙劣的行为，就可以使荣誉毁于一旦。
名副其实的名声决不会消失，原因在于获取名声的功绩或著作是不可磨灭的。名声属于名声的创造者，尽管他没有重新做什么与这名声相配的事情。名声消失了，只能证明这种名声是虚假的。这种名声的获得是由于对他的作品作了过高的评价，这不是黑格尔享有的那一类名声。其实，名声只是与他人比较而言的一个人的品质，是相对的，它只有间接的价值。一旦其他人成为名人，自己的名声就会变淡。只有在任何情况下都拥有的东西才有绝对的价值，我是指一个人最直接的和在他身上最有意义的东西。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才会构成我们的幸福。
人们尊敬的不是名声，而是使人名扬四海的东西，这是真正的本质。名声仅仅是一种偶然的事物，它主要是作为一种外在的标志影响个人，能使人更加坚定他的自我评价。如果没有遇到反射物体我们就看不见光线，天才也只有名声远扬时才能得到确认。但名声并不能代表功勋，因为没有功勋也能得到名声，就像莱辛所说：“有人得到了名声但并不相配，有人应当名声卓著却又没有。”
仰仗别人的思想来确定生活的价值是可悲的。如果人生的价值仅在于名声，英雄和天才的人生就会被认为都是为自己而活，人生的目的主要是他自己。如果他在这方面别无所长，在其他方面也不会有所长。别人对他的生活方式所形成的观念是次要的，派生的，最终只能间接地对他产生影响。
对幸福来说，依靠别人的头脑是一种不幸，靠别人的头脑也许会得到一种幻想的幸福，而得不到真正的幸福。从人类的幸福观来看，名声仅是投合那些贪恋傲慢与空虚之人口味的稀有而精美的佳肴，这种贪欲虽被小心地隐藏起来，却毫无节制地存在于人们身上。也许这在那些不惜代价使自己扬名显威的人身上反映得最为明显，这样的人在走运前，必须寻找变化多端的时机，让他们自己的价值接受检验，并让其他人明白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在此之前，他们都会有生不逢时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