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冰床──南北极都有这样的报道；更有了地床，即往大地上一躺，天当被，地做床了……床真是人们离不了的东西。几乎所有人间的事情都是可以在床上做的：睡觉不用说了；可以在床上吃饭、吸烟、喝酒；可以在床上读书；可以在床上谈心；可以在床上指挥战斗；可以在床上窃取情报；可以在床上通电话；可以在床上看电视；可以在床上幻想；可以在床上发明创造；可以在床上犯罪；可以在床上挣大钱；可以在床上逗孩子玩；可以在床上打扑克牌；可以在床上锻炼身体；可以在床上决策办公室里的事情；更可以在床上进行正当的谈情说爱等等。
如果说大多数人的一生都会在床上呆到三分之二的话，那么有些人在床上的时间可能会更长，达到五分之三甚至七分之五，我就是其中一例。我在床上呆的时间长是跟我很长一个时期的工作特点有关系的。近些年来，如果不离开合肥的话，我每天都在家里工作。
早上我可以起得稍微晚些，在床上看看书，设计设计小说里的人物关系；中午疲乏的时候我可以抓紧时间睡个简短的午觉，以便下午直到夜晚的脑力劳动；晚上无事了，我可以早些上床，一边看电视，一边静心凝思，琢磨一种明天需要的境况。还特别是天寒地冻时节，桌边呆不住，我可以从早到晚一整天捧几张纸、一杆笔呆在床上，直到夜深深人静静心平平……实际上，对我来说，我觉得在床上的每分每秒都是在工作。这份工作的确是很独特的，也是饶有兴味的。特别是这份工作是与一个固定的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与床联系在一起的。这不能不使人对床产生一种特别的亲切感觉。
床，使我们的生活更加轻松自如，使我们的创造无所不在，更使我们有了一种可以依托的归宿感……床是谁发明的呢？是一个男人抑或是一个女人呢？──还是想这样再问一声。如果真有一个发明床的人存在，那第一个感谢他的人，我想肯定是我！
关于死
古代的汉子看起来都是可尊敬的，他们驰骋疆场，视死如归，没有一丝一毫的矫揉造作。但那也可能是文字塑造的结果；文字的产物总是有偏差的，就像口头的语言一样。因为它已经加入了作者或叙述者的建议、好恶和看法。明显的例子是演戏，在革命的现代影、视、戏中，坏人中弹或被打死，总是往前扑倒，或往后仰倒的。往前扑倒，就弄得个嘴啃泥，往后仰倒，便倒成个仰巴叉。而好人呢，则一半是歪倒，像是熟睡，进入梦乡；另一半是晃倒，倒靠在什么东西上，相互依托，相得益彰。据一位串岗的当代歌星说，她第一次拍死的镜头时，导演已经反复向她交代过，好人都是往旁边倒或者晃倒的，绝不能往前扑，更不能往后仰，但到实地拍摄，她早把导演的指示忘了个一干二净，随着某种冲力的推动，她“叭”的一声往后仰去，摔了个屁股蹲不说，姿态也可想而知的十分不雅了。
死是什么呢？死有两种，一种是解脱，一种是未知的死。未知的死是死的一种状态：自己不知道就死了，活着的人推想，这种死可能是最利落的一种解决了。一次我们在公路上奔驰，一路过来不下五起车祸，有的两车对撞，有的翻进沟里，最难忘的是公路上有一堆牛肉样的血物，车友立刻就说：是牛肉。但司机说：是人；怎么会是人？司机说：夜间行车，前面的车轧过去，后面的车都会一辆接一辆轧过去，人哪还有人样。这种死对死者来说，可能就真的是未知的了，干脆利索，一命归西。
死是一种解脱？许多人都这么说过，对生活得过于困绝的人来说，死可能真是一种解脱：没有债务了，没有烦恼了，没有忧虑和操心了，也没有办得成办不成的事了，没有疾病的痛苦了。总之一了百了，万事皆休。
自己去死，更是一种解脱。像美国的海明威，靠在树上，一勾扳机，就达到了目的；或者像荷兰的凡·高，在自己不喜欢的地方，忍无可忍，给了自己一枪，就永远地解决了问题。自己去死，大部分总还是清楚的、清醒的、明智的：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场合、用适当的方式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无论怎么说，这都是一种文化的、生存方式的选择，都是应该得到人们的思索的。
我经常用一种世俗的态度想到死的问题：──我不太相信那位女歌星关于中弹的眉飞色舞的讲述，一个人在家时，我还模拟过受到某种冲击时的身体反应。根据物理学的定律，人体受到某种冲击时，当然要往相反的方向倾斜，但既然是演戏，我想演员不会是很不清醒的，她必定知道自己不会真死，她也必定知道冲击来自于哪个方向。如果这样，往哪个方向死，还不是任君选择吗？──未知的死是最没有意义的，那是一种糊涂，虽然未知的死任何人都无法选择，或者推辞。──我还想到过在非同一般的日子里（例如我们年岁稍大些的人都记得的那些日子），自己去死的问题，那也就是一个人在生活和生命的进程中怎样做一名演员的问题：胸有成竹，面对镜头，做出最优异的而不是仓促忙乱的表演，那该是怎样的优秀、文雅和悲怆呀？！
睡懒觉
睡懒觉真是一件无比愉快的事情！特别是数九严冬时节，窗外寒风呼啸，甚至滴水成冻，被窝里却暖融融的，这时偎在温柔梦乡中，脸蛋儿红扑扑，偶尔发出一些欢快的鼻息声，想想就令人羡慕不已。
但睡懒觉却又并不是人人都可以说睡就睡的，睡懒觉也得有条件。
上夜班的人可以睡懒觉，这是先付出了“代价”后生理和心理的必须。因为一夜未眠，或半宿未合眼，生物钟紊乱，倒在床上就睡熟了，但却没有了睡懒觉的那种享受。
退休的老年人可以睡懒觉，他们操劳一生，晚年安度，既不用上班，也不用晨读，尽可以呼呼大睡。
但老年人睡懒觉的极少，一是老年人的睡眠减少，天一亮他们就难以继睡，再是老年人都有老年人的生活准则，生活原则。没有几个老年人是不讲究早睡早起的，他们睡懒觉的习惯已经遗留给后代，他们是站得正坐得直的。
城里人不论，其实在农村工作的人都可以睡懒觉。我说的是那些农民。农民都是个体经营者，他们的时间尽属私有，但他们却受囿于自然界的规则和生计的限制，秋种的时节种子晚下地一旬，他们第二年的收获就会减少几成。夏收的时节麦子迟收一天，他们的粮囤就会矮下去一截。他们有睡懒觉的条件，但却没有睡懒觉的福份。
做那些非主流杂性工作的人都可以睡懒觉。这就有些繁复了。
比如往年的那些打手闲客们，他们的生活没有什么规律，主人们用上他们时，他们就去做各种各样的皮俗杂务。过时空闲，他们没有看书学习的风气，又能半夜一天地睡下去，睡觉那时倒成了他们的工作。
再比如往年的那些太太们，她们的工作不外乎做有钱的先生的好看的花瓶。除了陪先生吃饭、赴宴、聚会外，就是游街观景、搓麻应客，晚睡是常有的事情。
因此早上睡睡懒觉，已经成了生活的习惯。窗帘儿拉得紧紧，一觉睡醒，翻个酥腰，转身再睡，直至肚儿里的饿虫唤她。
当代的作家艺术家们，他们也有睡懒觉的条件。这是他们的流行，也是他们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
一般来说，他们白天总是不用按时上下班的，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又总是惯于夜晚工作的。夜晚的“时间”长于白天，夜晚的时间又有连续性，夜晚还剔除了所有的搅扰，夜晚还免去了一顿饭的餐前餐后，夜晚使人心神安定，夜晚凉爽多了。如果是在夏天……于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有了夜晚工作，而白天睡懒觉的习惯。
睡懒觉最贪的可能就是小孩和女孩子了。小孩爱睡懒觉因为他们是小孩，他们需要大量的睡眠，这样就可以长身体，长个子，长智力。另外，小孩子的控制能力总是很差的，要玩时他们会不顾一切地去玩，要睡时他们又会不顾一切地倒头就睡熟，不考虑任何后果。女孩子爱睡懒觉，是因为她们会享受，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享受本能。
睡眠能使人精力饱满、容光焕发、体能充沛。无法想像一位女士或姑娘神彩不振、皮色黯淡的情景。当然这未必与睡懒觉有绝对的关系，但合适而充足的睡眠，总是有利于人的光艳照人的。
睡懒觉有两种睡法。一种是真睡：睡着了，一直到上午九、十点钟都长眠不醒地不起来。另一种是醒了，但是懒在床上，既无所事事，又不想再闭眼睡去，也能懒到八、九点钟。
我也是有睡懒觉的条件的。但我从未睡过那种真睡的懒觉，所以我的身体一直无法充盈起来。早上醒来后，我总是睁着眼懒在床上，想想这个，想想那个，在床上磨蹭个半小时。这时往往会来个电话，让我进入一天的生活之中。接过电话，我就起床了，我自己的一天就正式开始了，但这一天实际上是从床上开始的，是在床上设计和规划的。
如果有条件，那么睡一种假的懒觉，确实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
据有些科学家说，在床上睁着眼睡一会儿懒觉，对一天的工作、创造和学习是有利而无弊的，因为这对沉寂了一夜的思维是一种梳疏和整理。
另外，借助这段时光，还可以使大脑充分地清醒过来，使身体里的不安分活跃起来，这就更有利于一天中对别人和颜悦色，更有利于发明创造，更有利于“按部就班”地行事，更有利于提高工作和学习的效率。
不能睡懒觉的人肯定都十分羡慕能睡懒觉的人，也十分憧憬着有朝一日自己能在小艳阳天里足足地睡上一个大懒觉。这是人的一个最卸包袱、最平民的愿望，也是人的最基本的权利。
但懒觉睡多和睡过头了，也是十分危险的事情：在合资企业里你就可能被扣除下一顿馆子的薪金，在机关里你也许恰巧就失去了晋升的机会。如果因为无聊而大睡懒觉，那就不仅仅是危险，更是降低了自己的生命等级，毫无疑问，那就真是自己偏废了自己了。
手，左手
左手一直是我骄傲的一个小小资本，就我个人来说（除身高尚能凑乎以外，几乎就没有能拿得出去的）它确实有点不同寻常，首先它比其他地方的皮肤（特别是面部）白而细，甚至比右手都更白而细；其次是它柔韧而灵活，多少有一点钢琴演奏家的素质。
它还是有力的，在三十多岁以前的一切掰手腕之类的活动中，它都会应命而出，并且可能战而胜之。
甚至我与妻子成婚也得益于左手，因为我们第一次相见时，我有意无意地把左手亮出来炫耀（扬长避短），她看上了我的手，“爱屋及乌”，与我结成伴侣，成就了我家的一段佳缘。
这种种迹象都加深着我对它的钟爱。它甚至不用涂脂抹粉就能永葆青春。我时而欣赏它，并且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在妻女跟前吹嘘起它来。妻子赶紧制止——因为这是有教训的：某年春节，我在家中大夸其口，说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被小偷偷过，但上天有眼，第二天我离家返肥，刚下车包就被小偷拽走了。而且我是眼睁睁看着偷包的小偷转身遁去的，但（公交车）已开动，任我怒喊狮吼都无济于事。包里不但有吃有喝有现金读物，还有有关妻子工作的关键性文件。这是我在这方面得到的某种看不见的势力的第一个明白无误的示意，但显然这种示意对一个人来说印象仍然是不够深的——妻子赶紧制止，但看起来似乎已经来不及了。
一个盛夏的夜晚，我在自家的家门口被一个类似歹徒的人用锨砍伤，伤处自然不可能是别的部位，而只能是左手、左臂，伤疤也是永久性的。
整七年过去了（人又有几个七年呢？），往事似乎已经淡忘，我又一次处于一种与七年前相似的虚假的充盈之中。或许是经验给了我一些预感，这时我做了一次长途的，没有目的地的旅行。
我仰望着新的我从未见过的天空，呼吸着另外一些人呼吸着的空气，等待着某个事件的发生。于是在一个恰当的季节，在一个恰当的时间，一辆停着的出租车，恰到好处地把我撞飞（我骑自行车；车门打开）。当我从自行车上凌空飞起来，翱翔在祖国蔚蓝色的天空中，并且准确无误地向出租车倒车镜上降落时，我就已经在想：想要加深一个人对一件事的印象，或者想要改变一个人的精神路程，“给点皮肉之苦”确实是一种最直截了当也是最有效的办法了。毫无疑问，左手又是首当其冲的。在掌心那片巴掌大的地方，一家有相当名气的大医院小题大做绣花般在上面缝补了好几十针（拆线时我又为此而几乎晕厥）；我平静而庆幸地躺在手术台上。
我当时的确是这么想的：这确实是最好的结果了，或者说总得有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我前一段路程的结束，后一段路程的开始。权衡比较，我是划得来的。
现在，我引以为自豪的左手（左臂），已经是伤痕累累了。当我夏天穿着短袖衫，自由自在地出现在各种场合时，它们会热心地显现在公众面前。
时而，也许会有好心的先生或太太，问起它们的来历和出处；这自然就是一个轻松的话题。在某些枯燥的场合，它们的出场尤其得体。当然我为此付出了小小的代价，但我得到的东西也是十分宝贵的。
在一段时间里我不再沉浸在家庭、工作、环境和“业绩”的虚构的自我满足之中了。我显得清醒多了，我感觉有时候人明白了一种处境但却无力自拔时，那某种看不见的东西就会用强力使你改变（你也可以改变呀！）。这当然是一种机会，虽然我们决不会主动选择它。
统计与性
统计经常和数字联系在一起，比如统计局。在我的印象里，它就是一个由各种数字和图表堆积而成的政府职能部门。我以前曾在政府机关工作过，和统计局打交道，除了去找熟人朋友外，就是去要数字，政府的工作报告，政府的各种有关文件。其中的指标和数字，都以统计局的为准。
数字从表面看也许是枯燥的，但我喜爱那种有某种秩序和规则的组合与排列。它们显示着巨大的能力，它们是社会生命的表现形式，而且是最不花哨最经得起推敲和时间之流冲击的外在形式。在我的印象里，统计部门还和情报、间谍、军事机器等强有力的字眼联系在一起。这印象不知是怎么来的，但是毫不奇怪。最文弱的东西往往就蕴含着最有冲击力的功能，这是中国古代的哲人们就已经指明了的现象，例如水。
列宁就很重视统计的作用。列宁现在不太有人提了，但列宁是我尊重的一个人，我觉得他犀利、尖锐，是事业型的。他把统计比喻成武器，而且他重视的是精确的统计。我想，他确实需要它（统计），而不是闹着玩的。
统计还有其他的一些类型。这两天在街上走，看到投影厅、镭射厅都在放所谓的内部资料片，据统计，有：《十日谈》（译制）、《最后的原始部落》（外语·中文字幕）、《人体奥秘》（译制）、《超级杀手》（国产）、《查太莱夫人的情人》（译制）、《初尝禁果》（国产）、《新婚学校》（第二集）等。这些片子多少都和“性”有那么一点关系，而且宣传广告也都重在突出一个“性”字。
我觉得很奇怪（难道都没有一点好奇？），于是用了两天时间，突击把它们全看了一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