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自己枕头下的褥子炕席间藏有一把匕首似的半个剪刀。那不是预备歹人的侵袭，而是为了抵抗父亲的侵扰。可是，当父亲趁爷爷不在，隔开我，真的要侵入母亲的时候，母亲却每每忘了那把剪刀的存在。这一次也不例外。
父亲终于泻下了他体内的积蓄，野猪一样趴在母亲的身体上，鼾声如雷。
是爷爷回家来的脚步声把母亲从窒息的状态中拽醒。母亲使出吃奶的劲，把自己的身体从父亲身下腾出来。母亲这时才想起了那把匕首般的半个剪刀。母亲一面喊叫一面奋力将剪刀扎向父亲。
那半把剪刀是钝的，且锈迹斑斑，隔着衣服，没有抵达足够的深度。所以，父亲依然沉在梦底，没有醒来。母亲正要换一个位置，换一个角度——比如说照着脸、脖子、脑袋，甚至裆部扎的时候，被爷爷拦住了。
在孕育妹妹的日子里，母亲常做的一件事就是磨那把匕首一样的半个剪刀。磨完之后，母亲都不会忘记在我们家仅有的一张熊皮上试试刃锋。那张熊皮在妹妹出生之后，已经与一张渔网很接近。
我天生木讷，三岁之后才能说句完整话，看到这带毛的网状东西，我说：“毛毛网，毛毛网……”爷爷夸我：“会说话啦！”
父亲在知青灶睡了几天，是爷爷挥舞着顶门杠把父亲打出家门的。那时候，离婚似乎是件奇怪而丑恶的事，不然母亲一定会提出诉求的。后来，是闻讯赶来的姨妈把父亲“请”回家的。回家后，父亲把另一间放粮食和杂物的房间收拾规整了一下，铺些麦草，铺块油布，再铺个褥子，就当他的卧房了。
父亲闷着，跟谁都不说话，谁说话也不应。姨妈巧舌如簧，也不能将父亲和母亲拉扯到对面。饭做好了，父亲不吃；众人吃完了，散了，他才把剩下的稀里糊涂塞到嘴巴里。生产队忙，他就干活，不忙，他就瞎转，而且越转越远，时有夜不归家的情形出现，大有步爷爷当年之后尘的趋势。
姨妈认为闹到这步田地，母亲有一半责任。但是，姨妈讲述的“夫妻之道”母亲根本听不进去。村上一些大姨大婶用通俗又粗俗的语言讲述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逻辑，更是被母亲当洗脚水一样泼了出去。能与母亲交谈的人越来越少。母亲自己去半山的小庙“请”了一个泥质的观音，安置在炕边的两个木箱上，每天烧香念佛。只要我不跟父亲搭腔，不往父亲怀里探头探脑，母亲总是和颜悦色的佛相。否则，母亲就朝我屁股上拍巴掌，变得凶神恶煞。母亲这样慈善凶恶地颠来倒去，变幻脸色，令我受益匪浅，给我若干年后被请去做演员积攒了资本。母亲不准我叫父亲“爹”，越是不准叫，我越想叫。我偷偷叫。每一回，母亲不在，我叫了“爹”，父亲都让我飞起来……这种飞的感觉可能就是我长大之后崇拜父亲的心理基础。
我可以感觉到父亲的目光在母亲疏忽的时候，时不时地追随着我。夏天，爷爷会送我一只装在麦秆编的小笼子里的蝈蝈；秋天，又送我一只“木尜”。我知道，那都是父亲的作品。父亲还在县城百货店买糖果、点心给我吃，姐姐随姨妈回了省城之后，这种东西就很少见了。当然，也是经爷爷之手转交的。我在门前的核桃树下逗蝈蝈，玩“木尜”，吃糖果的时候，父亲就在村中央路的那一边远远地蹲着看我。这时候，父亲会点上一支烟，一边搓着身上的垢泥，晒着太阳，蛮享受地吞云吐雾。
我在门前的核桃树下玩耍，母亲是不介意的。那时，母亲正好腾出身来做些家务，或者做饭。再说，爷爷多半就蹲在门槛上，要不就跟我一块儿玩耍。
以往，核桃树果熟之后，都是爷爷漫不经心地打摘，高处够不着的，就任它自己挂着，终有一天它就自己跌到地上了。那时，爷爷就差我把它们捡回家。待我可以爬树了，就帮爷爷打摘核桃。爷爷一面喊我小心摔下来，一面傻呵呵地笑。
后来我听说无数白领、国家公务员，反正那些必须早上按时上班的人吧，他们都有一个梦想：早晨睡到自然醒。在我没有上学之前，我享受的就是“自然醒”待遇。更多的时候，我跟在爷爷的屁股后面，去后山坡的杏树林闲逛，类似城市的女人逛商场。杏树林的景色也是四季不同的，这也类似城市商场的商品换季。通往杏树林的小路上，会遇上一对相挨生长的柳树。爷爷叫它们“鸳鸯柳”。它们小的时候只有爷爷的大拇指那么粗。我每次经过，都要从小路上跳到它们面前伸手把它们分开，从它们中间过去。
妹妹出生之后，姨妈把母亲接到省城的家里坐月子。母亲当然不会把我留给父亲。我看到了公共汽车，宽阔的马路，高高的楼房，哗哗哗用水冲洗的厕所，还有，好多好多的人从学校、工厂的大门涌出来。那么宽的马路一下子就看不见了。自行车在人丛中穿梭，清脆的车铃声像一只只金属鸟欢快地鸣叫，它们还在阳光的照射中闪闪发光。自行车看上去比马儿还要轻灵。
驮着好些个大喇叭的卡车从街面上掠过，喇叭里播放出狂风一样的成人规则和国家意图。卡车留下少许飞扬的尘土和浓重的汽油味道，令我兴奋。
吕刚返城来姨妈家探望，他高大的身躯令姨妈家十八平方米的房子显得更加窄小。姨妈在一个拥有两万多工人的国防工厂的子弟中学做教师，这房子是学校分的，一个单元门里有三户人家，三户人家十几个人，十几个人共用一间厨房，一间厕所。早上如厕是要排队的。姨父在军区大院本来有两间房的，但被贬之后，他们不愿再住在那儿。
我喜欢这种人口稠密、拥来挤去的状态，人气儿旺，热情高，信息量大，不像在老家，空旷的房子里常常只剩下我跟爷爷，或者我跟母亲，常常被一种阴湿之气笼罩。妹妹在襁褓中，她不会时不时从母亲和爷爷那儿夺去本来专属于我的恩宠。这一点众所周知。我是“带把”的小子。我是仁家的传人。
姐姐已经上小学二年级了，她对我说再过两年半我也要上学了。我缠着姐姐问上学有多好啊？姐姐傲慢地说：“到时候你就知道啦！”到时候？到什么时候？哼，姐姐就是这样跟家里的男人说话，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吃饭的时候，姐姐还时不时地用一种奇怪的眼神观察姨妈姨父，然后目光又甩向我，甩贼似的，我可不是来偷东西的。
妹妹也不怎么样，她出生才几天，脑袋上就长出一个比馒头还大的水包，母亲因此获得了进一步诅咒父亲的把柄。联想姐姐出生时头顶上像浓痰似的黏黄痂儿，母亲更是义愤填膺。姨父把妹妹抱到军队的大医院看医生。大夫说，没事，这东西不用治，长一长，多则八个月，少则半年，它自然就会被吸收、消退。
城里人要是集结起来，打着红旗、标语，上街游行，或者在广场开会。好几万人，数不过来，那可比乡下的庙会壮观多啦。不过，最令我神往的是他们玩儿的游戏，好多都是乡下没见过的。比如蕊中有个彩月亮的玻璃球，他们把它叫“溜溜”；比如云母片，纸包子，纸三角，纸飞机，还有女娃子玩的跳房子跳皮筋。比较有挑战性的要算“工兵捉强盗”、“卧驴不骑”、“斗鸡”。“斗鸡”并不是拿公鸡斗，而是人用右手拽起左脚，使左腿的膝关节弯成角状，用以顶、挑、推对手；那个“卧驴不骑”的专利应该属于乡下，城里人又不养驴。对吧？
啊，“卧驴不骑”是两伙人玩的，一边五六个、七八个、十几个人也能玩儿。一方选出一个“包剪锤”的高手，先定哪方为驴。“包剪锤”输的一方为驴，“驴”的“头”就是“包剪锤”的那个人，他贴墙而立，其他同伙弯下腰，依次抓住前者的衣襟，脑袋不顶前面人的屁股就歪向一边。摆好了“驴”势，人就从后面加上助跑，像体育课跳木马一样，尽量撑跳向前。第一个人最好跳到“驴头”，也就是“包剪锤”的跟前。这样，后面基本等数的人才可以“一个萝卜一个坑”地骑上“驴”。第一个跳的，是“人”这一方的“包剪锤”，也是弹跳最出色的一位。待所有的“人”都骑到“驴”身上，两个“包剪锤”开始划拳。划拳就是“包剪锤”。这很关键，“人”这一方要是输了，马上就沦为“驴”，下一轮被人家骑。而“驴”这一方要是输了，就还是驴。这时“驴”们常常会起内讧，重选一个“包剪锤”。“包剪锤”的精神压力之大，不亚于足球赛罚点球的家伙。
就这样，一轮一轮，“驴”们狼狈不堪，“人”们大呼小叫。游戏很容易被一个人的响屁或者谁的头被夹得受不了之类的事搅乱，但很快就会重新开始。
好玩儿吧？
有个个头儿瘦小的家长有一回飞起他的瘦脚踢“驴”阵，还骂骂咧咧的。大家伙散了，换个地方开除了那个瘦猴的儿子小猴。小猴不高兴，却也不敢触犯众怒，可怜兮兮地站在一旁当观众。不过，游戏一开始，小猴就换了一张亢奋的脸，当起拉拉队员。当哪一边的拉拉队？谁知道，反正他胡喊乱叫一通，也许是发泄胸中的郁闷吧。这瘦猴的儿子小猴长着一对招风耳朵，尖下巴，皮肤黑黑的，像只大鸟。他还有个弟弟小小猴，长得跟父亲、哥哥很像。小小猴与我一般大，他也经常看哥哥们游戏。有一回，他还把我挤到了一边，他瞧不起我这个乡下崽。这家伙一定没想到，我们同时长到十岁之后，在一起玩“头鸡”，我很轻松地就能把他挑起来。他更没想到二十多年后他会在二十一沟监狱叫我“老大”。
姨妈是把我从游戏边拉走的主角，其次是姐姐。姨妈拉我都是很轻柔的动作，一只手还抚在我头上，并且，姨妈在走之前还要蹲下来，十分礼貌地征求我的意见：“乖乖，肚子饿了吧？还要再看一会儿？好吧。咱们天木要多吃饭，快快长大。长大了呢，就可以跟这些小哥哥一块玩儿啦！对不？！”话说到这份儿上，谁还能执拗。对吧？
可是，那个叫仁少宜的姐姐却十分粗暴，她生怕别人说她没力气似的，使出吃奶的劲猛地一扽，我的胳膊像要脱臼了。她不管，扬着脸冲着高高的房檐说：“走！”拉一头驴崽也不该是她这副德性吧？
对了，姐姐一出现，就有跟她差不多大的男生起哄，她脸红。就算是她的同学没礼貌，她也不该拿我撒气儿呀。慑于姐姐的淫威，后来我远远看见她过来，干脆主动地离开游戏“观众席”，跑回姨妈的家。姐姐在后面“蹬蹬蹬”地追我，追上了，她就抱我，她太消瘦，抱不动。我呢，也烦她抱。我最烦的就是她了！然后才是那些瞧不起我们乡下人的人。姐姐也蛮奇怪，就是偶尔叫我回家，追上我，才要抱一抱，家里边，大人在场，一块吃饭的时候，她就给我吊着个驴脸，好像我吃的东西是她身上的肉。说到吃肉，那要去专门的肉店买。那是个艰巨的任务，通常是由男子汉姨父去完成的。天刚黑，先去肉店门前领个号，半夜里，拿个小凳子，抱个军大衣，在肉店门前蹲到天亮。不蹲不行，后半夜还要换几次号，人不在，前面拿的号就作废了。买回肉的那一天，姨父不但不困，反而兴奋地说昨夜的情形。哪个打架啦；哪个耍赖啦；哪个男女勾搭啦；哪个一人排两个队，在买红苕的粮店与肉店来回奔忙换号啦；还有人用全国粮票换肉票，用布票换粮票……那哪是排队买肉啊，那就是个超级市场。这样，有肉吃的日子就格外快活。姨妈有一位学生的母亲在肉店工作，但姨妈从不走后门找人家帮忙。母亲要是说麻烦了姨妈，姨妈就会一五一十地说出我们家哪年哪月哪天给姨妈他们多少面粉，还有野味，城里人的口粮一半是粗粮、红苕呢。
纯白面的馒头，城里人一年也吃不上几回，我要是在楼下啃一块白面馒头，会吸引好多小朋友的目光。“猴子”兄弟俩的目光像狐狸一样尤为出众。不仅是目光，“猴子”兄弟俩很快就想出了从我手中猎取白面馒头的方法。他们拿出一些父辈在工厂里用金属冲压成型的毛主席像章，在我面前摆弄。这东西我在后厚村见过一个，很稀罕的。我的眼神暴露了我的心情，“猴子”兄弟俩就说用毛主席像章跟我换白面馒头。成交。后来我用馒头还换来了塑料的、陶瓷的毛主席像章，还有云母片、糖纸、“溜溜”等等许多宝贝。再后来，我的行为被姐姐仁少宜告发，母亲把我痛扁了一顿。母亲反复说的两句话就是：“啊，粮食可以这样糟蹋吗？粮食容易吗？！”虽然如此，那些宝贝并没有退还给人家，道理很简单，他们无法把我们家的白面馒头退回来。那些馒头早变成粪便，顺着城市的排水管道流到了郊区，被农民伯伯浇了菜地，参与下一轮碳水化合物的生产。
城里五光十色的景象，五花八门的信息，在我懵懂灰暗的脑际划亮了一根根火柴，我的许多鲜活的童年记忆都是从这时开始的。在城里住了两个多月，从春天到夏天，回乡下的时候，我的兜里揣了许多宝贝玩意儿。我在村里的孩子们面前显摆那些玩意儿，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许多，有了生活的资本。
我们村子的资本在那些起伏不平、连着秦岭山脉的土地上。麦子熟了。四下到处是一片一片的金黄。由于母亲为了馒头揍了我一顿，我第一次关注起麦子了。我看微风从麦芒的针隙间滑过，把成熟结块的麦浆的味道塞进我的鼻腔，奶汁蒸去水分，好像也是类似的味道。太阳的光芒像麦芒一样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