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鸡胡的房子不是土木结构，就是砖木结构，一旦没人居住，它的房梁、砖瓦、门窗就会被人悄没声息地卸下来，搬回自己的家。公路为干这勾当的人提供了便利。陈大勇的空宅也不例外。第二年夏天，陈大勇的空宅就被拆卸得塌了屋顶，只剩下几堵土墙了。有人发现，几面土墙中间，都嵌着顶梁的工字钢，那东西凭一两个人的力气是卸不下来的，因为它的底部埋在地下的那一截铸在半米见方的钢筋水泥混凝土中。如果用八磅的铁锤去砸那钢筋混凝土，“咚咚”的声音，二里之外都听得见，那不成了明火执仗了吗？！这可是公家的财产呢。人们议论说，没人发现陈大勇啥时候把这些工字钢铸进墙里啊。那是相当大的一个工程呢。看来，陈大勇是想在这几间屋里，在野鸡胡待一辈子呢。
夏天，野鸡胡百年不遇的山洪冲跨了九个分监区的监墙，泡塌了一半以上的房屋，连位于斜坡上的政府的家属区也淹了三排房。野鸡胡开阔扭曲，像叶脉般分叉的川道、所有的农田统统成为一片汪洋。七湾湖的水面几十分钟就拓展了两万亩、三万亩。陈大勇的空宅位于川道，跟公路对面的医务所一样，遭到了灭顶之灾。洪水摧垮了空宅的土坯和砖瓦，那几根工字钢也被连根拔起，一根撞一根，退却了几十米之后，它们倔强地歪着身子，相互交叉拥靠在一起。还在水位下降的过程中，忙于抢险自救的野鸡胡场部的人，就看见一条比人的身体还长的大鳡鱼的脑袋卡在交叉的工字钢中间。它还活着，拼命扑腾、挣扎。在七湾湖，它是霸王，从没遇上过对手，所以，它好像天生不知道后退，只会向前。结果是越卡越紧。以鱼天性的灵巧与溜滑，它不可能被卡在两个硬物之间。也许是覆水之下，这条大鳡鱼被泥沙棍石撞昏了头脑，要不就是鱼湘军的在天之灵发出了诅咒吧。
有人说：“看吧，撕咬鱼湘军的大鱼被陈大勇捉住啦！”“它是那条被鱼湘军捆住的大鱼的老婆。”
所谓“百年不遇的山洪”，是野鸡胡所属地区水文站事后的监测报告。山洪大大超出了七湾湖大坝的设计承载，大坝决口、垮塌成为必然的结果。事实上，洪水是先漫过了大坝，之后才冲决了大坝。上级领导在党委扩大会上质问辛占河：“下了四天暴雨，为什么不派人上大坝围堵？！”
辛占河低头不语。
“我们都去了！”马良行瞪着充满血丝的眼睛，拍着桌子说，“谁说我们没上大坝？！我们去了，所有的人，包括犯人都去了……怎么样？要不是辛场长命令大家撤退，今天就没有一个人在这儿开会！”
贺景龙在洪水中为了救群众，被一根圆木顶在脑门上，壮烈牺牲。他救了我原先号子的四名群众。马良行等同志远没有从失去战友的悲怆中解脱出来。所以，马良行胆敢跟上级领导拍桌子。拍桌子原本是上级领导的专利。
原以为上级领导会首先抚慰一番，没想到居然劈头盖脑地将了辛占河一军。将辛占河的军就是蔑视所有的野鸡胡人。在场的人一时间群情激奋，好几个站起来质问，好几个诉苦，有几个已经哭出声来。
辛占河站起来说话了。如果他不说话，同志们可能会失去理智，局面可能会失控，有人可能会把上级领导塞进陈大勇家的工字钢中，像那条大鳡鱼。
辛占河说，这场洪水夺去了八名狱警、三名工人、七名家属、两名武警、一名犯人的生命，财产损失还没有最后统计清楚。大家都十分悲痛，但是，当前，首要的工作是保护好各分监区的机井不受污染，严防克山病和其他传染病的爆发。野鸡胡的地表水即便是山泉，也是不能够喝的。眼下，各处严重的污染，地表水几乎就是毒液。
辛占河说，上级领导看到野鸡胡的惨象，心急如焚，大家要理解领导的心情。
上级领导后悔自己心急，应该先跟辛占河通气儿，了解基本状况，交换一下意见，再开党委扩大会，人急了，起码的程序也忘了。唉，刚开始上级领导也并不是想质问辛占河，天热，空气中弥漫的沤腐气息，耳边不时充塞邻近家属区的哭丧之音，很难正常思维，心平气和。上级领导对辛占河给的台阶十分领情。他转而向大家汇报他们如何历尽千辛万苦，将第一批营救物资运到野鸡胡场部。洪水冲毁了公路，阻断了通讯；上级领导和营救场部的物资几乎是被一个连的武警官兵抬进野鸡胡的。途中，一名十八岁的武警战士被山坡上滚下来的巨石夺去了生命。另一名十九岁的武警战士得了伤寒，他不撤退，后来竟死在连长的怀中……
上级领导用手帕擦拭眼角。
这样，上级领导完成了与野鸡胡全体狱警、全体武警的融合。我们本是一家人。我们来自五湖四海，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上边有人光临，本来是我大显身手的良机。但是，洪水淹了野鸡胡，场部灶房就不再炒菜了，顿顿蒸馒头。我和另两名群众被派往新组建的医务所，加入灾后防疫小组工作队。原先医务所的一些药品是场部机关的干部们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出来的，其中包括三瓶“84”消毒液。我们用六天时间，走遍了野鸡胡十二个分监区和没塌的住人的窑洞、房屋和仓库。我们用喷雾剂把“84”消毒液喷洒在有人生活的地方。正是三伏天，到处是野兽、家畜的尸体，到处是积水污泥，我们不得不戴上口罩工作，遇上山坡高处，我们就摘下口罩像热狗那样喘气。“84”消毒液不够用，我们建议大家寻找生石灰，找不到生石灰，我们只好留下一番告诫“不要喝生水”“不要吃死动物的肉”“尽量开窗通风”，等等。所有的群众都很配合、很听话、很乖。
据说，在抗洪救灾和日后重建的过程中，群众有十九人立功，却无一人脱逃。八个分监区的监墙都垮塌了。武警的营房也被淹了一米多深，他们自顾不暇，狱警的家属区淹了一半，他们狼狈不堪，群众要脱逃，那可真是易如反掌。
我们四分监区的监墙塌了一个大拐角，剩余的墙也岌岌可危。为了预防墙倒伤人，马良行指示杨小帆率群众把墙推倒，暂时扎几根棍，拉两条绳，做个样子。
我们分监区的路基下，成群的苍鹰和乌鸦哇哇地叫着，它们在分食一头死牛。那头牛死于洪水，水退之后，群众把它埋在路基下的菜地里，埋得仓促，被俯视已久的苍鹰和乌鸦又刨出来了。很快，它们把那头死牛吃得露出了骨架。
“二胡”“美人”“肚子”，还有另外号舍的“忍”和“忠”他们，与我很久不见了。我第一次来消毒的时候，他们都去搬运谷仓了，今天他们都在。
“忍”把我拉到一边，说他在包谷地里捡了几样文物。他拿出来一个生锈的五角星和“三八大盖儿”的枪栓。据说当年李先念的部队在野鸡胡行进，与胡宗南的部队发生遭遇战，击退敌军之后在此地驻扎了几十天。所以，洪水翻出几样“红色文物”应该在情理之中。如果发现什么唐宋元明清的文物更不用惊奇。
“就这？！”我不以为然。在“忍”面前，我总脱不净“老大”的派势。
“忍”又掏出几枚古钱，说：“认得这是啥年代的不？！”
我不知道。
我不说我不知道。我叫“忍”先放起来。我问他：“我们号子的人没缺谁吧？！”
“忍”说缺是没缺，要不是贺景龙，那可就缺的多啦。
我跨进我们号舍的门，他们全部都站起来，伺立一旁。群众见到政府进来才会是这样。
他们搞错了吧。
他们垂着头，都不说话。
我看见每个人的胸前都扎了一朵小白花。我看见贺景龙的遗像被供在最里面的桌子上。第一次来的时候没有这些，可能是忙，也可能是马良行当时还没批准。贺景龙的免冠照片酷似意气风发的列宁。列宁说：“……还有一条路，那就是死亡——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
贺景龙为鱼湘军的死担了责任，马良行出人意料地力挺贺景龙，他还鼓动了好些个政府联名给上级写信。贺景龙最终只是写了一份检查就过关了。因此，贺景龙与马良行的关系急剧升温，上升到“同志加兄弟”的层面。我们分监区的群众都看见马良行逗贺景龙，叫他模仿列宁说话。春节分监区搞文艺娱乐，贺景龙真的上台演了节目。群众发现，平日里严声厉色的分监区长完全可以扮演列宁，隆重推出创新版《列宁在1995》。
列宁从天上往下劈手，四指并拢，大拇指向上。列宁说：“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
按照规格，我往我们号舍床下和屋角喷洒“84”消毒液。“84”液现在已经很充足。他们不懂礼让，我就一个一个扒开。扒到“二胡”跟前，他忽然抱住我。“二胡”显然是想哭，“二胡”要是哭出声来，也像是拉二胡吧。但他终于没有哭出声来。我听到“二胡”口腔、鼻腔稀里呼噜的动静。我感觉到他的泪水弄湿了我的肩头。这样的态势和造型应该是男女搭配才好吧。
我记得，“老贩”，也就是范伟死去之后，“二胡”好像没有哭。
大家个个身心疲惫，衣冠不整，估计几天前已经把储蓄多年的泪水倒得差不多了。马良行、政府吩咐干活，大家一拥而上，叫休息，都乖乖地回到号舍，没有一个人走近无墙的仅拉了两根绳子的监墙边。
我知道。这些天各分监区的群众都差不多。
我不知道如何安抚我们号舍的每一个人。我推开“二胡”，放下喷雾器，坐到我自己的铺位上，掏出香烟，自己点上一根，然后把烟盒扔给“美人”，让他给群众散发。这烟还是陈大勇送我的。我抽上烟之后，陈大勇就不是一盒一盒地塞了，而是一条一条地给。
“美人”给每个人都发了香烟。每个人都点着了。我记得以前只有“二胡”和“老贩”抽烟。当然，他们也记得以前我也不抽烟。都抽上了。香烟的味道跟湿霉的气息和“84”消毒液的味道混在一起，刺激得我反胃。
“美人”坐到我身边。他的双眼竟然与马良行一样，也充满血丝。我不禁留神扫一眼旁人，竟然全是红眼。
“美人”说：“老大，你是不是还记恨贺区长？！”
我说：“你放屁！”
“美人”说：“我放屁？！”
我说：“你放屁！”
“美人”说：“我，我，我……”
我抬起头，发现屋里的每一个人都看着我，一双双红眼看着我。红眼让我想起白兔子，兔子急了也咬人。他们的目光都非常陌生。好像是怀疑，也好像是怪罪。
我把香烟插到香案上。案上供着十个馒头，是新鲜的。估计他们每顿饭都换这些馒头吧。换的时候每个人说上一句类似宗教信徒对主说的话，“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号子的群众团结起来”。
他们模仿我。完了，他们又看着我。他们在等什么？他们是要我向贺景龙、贺区长三叩九拜么？就像贺景龙是我们的长辈，我们的亲人，我们的父亲？！他们要我七尺泪水八尺鼻涕地哭么？！
这是一个问题。
这两天在野鸡胡的各处，我见过许多哭坟的，号丧的，我都假装没听见，没看见。我忙得很。
我又点上一支烟，试图削减反胃的感觉。但是，胃翻得更厉害了。前天，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上吐下泻，吃了痢特灵、黄连素，控制住了，现在，肠胃系统又要崩溃似的。
“二胡”终于被激怒了一样冲到我脸前。他的裆部在我脸前晃呀颤呀，一股子裆骚味，蛇一样拨开其他的味道，顶住我的鼻孔。他说：“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在这儿设灵堂祭奠贺区长吗？！你知道我们几个的小命是谁救回来的吗？场部里混了多半年，吃香的、喝辣的、吃得你没人味啦？！你，你，你……”
我站起来。
我想给贺景龙磕个头，如果这号子里没有人的话。可是，他们这样气势汹汹地逼我，似乎是我加害了他们的救命恩人。莫名其妙。我陡然生出一股奇怪的抵触情绪。贺景龙踩断了我两根肋骨，但那事出有因，他也认错了。我也得到了相应的补偿，扯平了，无所谓恩怨。要不是他伤了我，我怎么会有机会操姜楠呢？怎么会捞着放牛的工作呢？怎么能与井裳清云雨呢？！我得感谢贺景龙区长。现在，他死了。我知道他是怎么死的。我知道他的死是英勇壮烈、重于泰山的。我还知道自从鱼湘军的死，他免于被降职，感激马良行之外，他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猛增了一倍。过去贺区长工作就是拼命的，再加一倍，那不就累死了吗？！他也是人，也是血肉之躯嘛。
列宁说“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可是，列宁没说死亡不属于政府、不属于群众。
“贺景龙是累死的，关你等鸟事！”这句话几乎已经脱口而出，被我紧咬的牙关卡住了。还有许多话，顶在喉咙下面。“就算没救你们的命，贺景龙也会在之后的救灾重建工作中累死。他一定会死，死在工作岗位上。这些你们懂吗？！”就像屈向农为了学生而死，陈大勇为了奖状而死，鱼湘军为了大鱼而死，老米为了吃肉而死，吕长樱为了忧伤而死，那都是天王老子爷也救不了的！
就在发大水的第二天，吕长樱听说贺景龙牺牲了，他的另一个战友也牺牲了。他呆了。这一回他没有抱着酒瓶喝个烂醉。他在一块半坡的干土地上跟搬家的蚂蚁说话。他叫蚂蚁爬进他的枪筒里避难。他说：“搬家，搬家，咱们搬家。”蚂蚁不懂，他就把手枪筒抵住蚂蚁的路，一只蚂蚁爬进了枪筒，他把枪筒抬起来对着眼睛，蚂蚁爬往枪筒的深处，他看不见蚂蚁了，就顺手拉开了枪栓，枪栓那边有光透进来，他看见枪筒里的蚂蚁了。他笑了。枪响了。
吕长樱曾经不止一次地用枪指着我的脑袋，他常挂在嘴边的话是：“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现在，他死了，我也会幸灾乐祸吗？！
“放你娘的狗屁！”
我还是没有骂出声来。当我想骂人的时候，当十八般浊气在我的胸膛，在我的腹腔发酵，冒泡泡的时候，我才发现，骂人也是一种教养，就像学习外语需要一个语言环境，最好从小就受到熏陶。我缺乏这种教养。我骂不出来。那些气泡应该掉头向下，变成一串响屁。可是我连屁也没放出来。我估计我的脸色已经接近腐烂的猪肝。
我站起来。我站起来说明我改变了姿势，改变了姿势就该有所表示，以便区别坐在那儿的情形。
我站着。
我感觉到咽喉干涩，脖子因为积淀了几层汗水而发黏。
我等着。
我等着体内的那些浊气刺激血液，加快运动，奔突起来，我指望它能帮助倦怠昏沉的大脑形成理智认可的一个意象，一个单字，一组词，一句话。
他们也等着。
我们等来的是另外的声音。
“仁天木。”
杨小帆在门外面叫了一声。
我没有回应。
我们号子的人左右两行夹奉着我。他们也许不敢，不会蜂拥而上，摁住我向贺景龙磕头。但是，他们显然已经有了类似的想法。红眼兔子急了不是还咬人嘛！
杨小帆几乎是跳着进了号子。看见我们的阵势，顿了一下，扫一眼灵台上的贺景龙的遗像，再顿一下，冲我说：“快走快走！”
我看看左右两行我的同窗，没有动。我和他们共同等待的言词和与言词相匹配的行动还没有出现呢。
“哎，还愣着，快点，马区长叫你哪！”杨小帆说完折身出去了，他显然还有别的事。非常时期，都忙啊。
“啥事？”我冲着空门追问了一句。
“法院传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