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小报社门口看见丁树、郑开泰和刚才来叫茶英文的政府俯身去抬仰面卧沟的茶英文，不知道是茶英文太重还是太软，两三下都没抬起来。莹白的月光被撞碎，变了形，在几个人身上突突地跳动。我急忙折回里屋卧房，拽了一床被子，喊上梅昊，冲了过去。
我把被子垫在茶英文的身体下面，被子便充当了担架的角色，上身重，前面两个人一人拽一个被角，后面一个人双手提两个被角。中间陷下去了，我抽出皮带，从下面兜揽茶英文的腰。茶英文的身体不算特别高大，但中年发福，体重接近二百，一条皮带担不住，我又叫梅昊也抽出皮带，梅昊的腰带是一根编成辫状的红绳，他还没解下来，丁树他们几位政府的皮带已经递到我手里了。
我们做这些动作的时候，茶英文一直在说话。他对郑开泰说：“儿孙自有儿孙福，用不着操那些心，你老婆来日无多，多陪陪她才是正经事儿。我在省城医院看病，人家把这叫‘临终关怀’。”他对丁树说：“房子的事人家说得对，依法办事嘛。有合同嘛，咱就拿着合同一条一条地验嘛，不行，咱就上法院起诉嘛……”
丁树劝茶英文不要说话，做深呼吸。但是，茶英文显然意识到自己的一条腿已经踩到阴界之中了，他凭借不停地说话告诉阎王爷，他是阳界的人，至少他的另一条腿还在阳界！他看见我抽皮带，“哈”了一声，说：“这仁天木就是与众不同，聪明。不是聪明，是想象力超群！你的裤子掉下去啦，走光啦。哈。我跟你说，伙计，你炒的醋溜土豆丝是我半个世纪吃到的最香的菜！孔夫子怎么说？叫‘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还有啊，你的文章我也看过，神啊。我老婆说那叫‘苦心孤诣’，她写给我看那四个字，我读成了‘苦心孤旨’！哈哈！都说我‘势大’，势大没文化……”
中途不断有人上来帮手，他们大多是政府。看见监门了，看见警戒线了。我近乎条件反射一样撒开手，停在警戒线的里面。
四周都是嘈杂的声音，高高的监墙上，探照灯四处扫描，一名政府大叫一声，抓住随茶英文的身体一块越过警戒线的梅昊的膀子，一抡，梅昊就跌回警戒线这边，扑倒在我身旁。
梅昊提着裤子看着我，满脸错愕的神情。
我的裤子在脚踝那儿。
茶英文被抬出监门就不会说话了。他“老婆发烧被关进笼子”的电话，是另一位姓佟的政府打来的。并没有那样的事。姓佟的政府跟茶英文是哥们、酒友、麻将腿子。“关”在狱内的政府烦闷，外面的也不逍遥，麻将四缺三，喝酒“对影成三人”，到处是路卡，四下是谣言。所以，哥们给哥们打电话逗个闷子。一个多月前的愚人节，茶英文叫他老婆学小姑娘的声音给佟政府打电话：“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啦！老同学贵人多忘事呀——我在铜锁关车站——最后一班车也没赶上。”铜锁关离二十一沟几十里路，佟政府骑着自行车狂奔而去。结果，等着他的是铜锁关车站的站牌和茶英文追过来的电话。电话中茶英文呱呱地笑着，像操了别人老婆的公鸭子。
“你脸上涂满了泪水。”
后来，事过境迁，梅昊与我回忆那天晚上的情形。他用了一个“涂”字，仿佛我的脸是半扇砖墙，他要贴丁科长安排的标语，先往墙上“涂”些糨糊。
“探照灯打来打去，打得你的脸煞白煞白！”梅昊又说。
这个“打”字有嚼头、有硬度、有心机、有气势。它超越了通常的文辞修饰，“打”开了梅昊的心理之门，这扇门通往五千年历史，一万年文明，通往易经之玄，佛道之禅，儒家之礼；通往四库全书，英吉利百科全书！说太极如行云流水，阴柔有加，可行至半途，猝然一顿，采天地万灵之精华、能量，汇聚掌心，此乃一个“打”字。倘若梅昊的兄弟是美国拳击手泰森，他会直截了当用拳头打飞我三十二颗牙齿，然后把这些牙齿栽蒜瓣一样栽入花盆，天天浇“黄豆发酵水”，让它们发芽。这种心理的衍生与成形，应该不完全是姨妈干上了与他当年类似的事业。令我惊愕的是，他可以如此这般冷兵器一样亮在我面前。
我坐在桌子后面的椅子上，脑袋斜枕在屈起的右臂上，我垂目低眉，呼吸悠缓，昏昏欲眠。这是梅昊那个“打”字的显著功效。微弱的意识中，我想起了茶英文。
丁树突然出现在桌子那边，他走路向来没有声音。
我冷不丁站起。我想起今天晚上丁树带班，舞台上好些日子没有动静，大概是悼念茶英文同志吧。文艺队也掐断了他们的系列训练科目。
丁树说：“怎么，肚子痛？”
我退半步，重新站好了，说：“报告政府，肚子不痛！”
丁树带来了电视台《风吹大墙》栏目组的“风声”：他们要把我当个题材，拍一期或者两期上下集。而这事的始作俑者是我的“笔友”冉青竹——晒雪。
冉青竹——还得说晒雪，因为她告诉《风吹大墙》的编导，她在节目中只用笔名，如果她会以各种形式出现在节目中的话。各种形式包括：文字、声音、正面、背面、侧面、全景、中景、近景、剪影、局部特写等等。她就差给人家电视台写分镜头剧本了。
妹妹曾经跟我说晒雪多么可爱，就一个词：率真。
《监狱法》划定了服刑人员诸多权利，其中包括肖像权。我并没有起草一份委托书把自己的肖像权交给晒雪打理。我有权拒绝《风吹大墙》的美意。我不想扫丁科长的兴，抹煞他的工作业绩（每年二十一沟至少要出九期节目，因为这儿是“大”监狱），也无意驳电视台“毛阿敏她妹”和那个谢顶老头一干同事的面子。我只是拒绝被强奸，拒绝被那个率真的晒雪强奸。
在此之前，我的服刑之路还算平坦。所谓平坦，就是自己可以不断地安顿左冲右突的心灵，可以安全无公害地排遣高量分泌的荷尔蒙，还没死，没受重伤，并且在可能减刑的理论范畴之中一一兑现。再减两年刑，我就可以在2007年的夏天刑满，并且可以提前一年假释，也就是说可以在2005年的夏天重获新生。那一年我应该是36岁。我甚至已经开始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地幻想大墙外面的生活。
我推了钱在葆一掌。
跟上回第五健推他的说辞一样，钱在葆对政府说他肋骨折了两根。不一样的是这回是真的。他一只脚搭在我们小报社的门槛上，身体躺在门外面，不起来，非等着值班的政府来到现场。后来的伤情证明，他不是耍赖，他确实非得帮助、搀扶才能挪动身体。
这一回我不是在煮饺子，也没弄别的吃喝，是在整理新印出来的《新生报》。钱在葆非要先拿几张。他的要求没什么特别不合理，更扯不上挑衅，事实上挨了第五健一脚之后，他再也没有找过第五健的麻烦，第五健刑满出狱之后，他也没找我的茬。如果说他从心里尊重我属于夸张，这些年至少他跟我也算得上“井水不犯河水”。他路过小报门口，还夸了我几句，说“还沾了点文采”之类的，顺手就弯腰取报。我背对门口蹲着，“一边去”！顺手推了一把。
当医院那边传话说钱在葆两根肋骨骨折，我才相信是真的，我才想起项智义是我弄死的，我是个杀人犯，我是他们说的“神掌仁”。
丁树来到案发现场，他盯着我看，不说话。好像我是一尊兵马俑，神奇归神奇，但毕竟冰冷，不是生灵，用不着用人话伺候。所以，他也就用冰冷的目光看着我这个物件儿。马良行不一样，他来到现场之后先轰走了所有在场的人，包括政府丁树、群众梅昊。然后，他关上门，气喘吁吁地围着我转。唉，马副监狱长该制订一个减肥计划了。
“你，你，你……我，我，我……”马良行就这么“你你你，我我我”地转圈，找不出后面的言词，似乎就找不到刹车的闸。
“你说呀！”马良行双手叉腰，终于停在我面前。他已经满脸汗水，连脖子都被汗水打湿了。
我无可置喙。
“你这不是自毁前程吗？！”
我不能说。
“文凭还要不要？减刑还减不减？！”
我说了马良行也不信。在我拒绝了上电视、做《风吹大墙》节目之后，人家电视台也没抱怨，还传话说“尊重他的选择，他有这个权利”，人家丁树也没给我小鞋穿。还调侃：“把自个儿当明星了吧！”可是，晒雪不干，她火速给我写了一封信，那也许不叫信，叫电报。
9日10时亲情电话，望接。切切。
晒雪
二十一沟的“亲情电话”也是马良行上任之后“人性化管理”的组成部分，在舞台另一侧文化教研室边上的一间屋内，由教育科掌控。八部电话。要打亲情电话的群众手持自己监区监区长的批条，在指定时间由一名政府陪同（押解）去亲情电话室排队，陪同的政府常常在舞台上聚堆聊天、抽烟，有的还拉出文艺队的乐器施展一下。电话当然不是免费的，不免费，就是奢侈品。群众中，靠父母供养，过着奢侈生活的大有人在。我没钱，寄信的邮票都是拉赞助，所以从来不向丁科长要求打什么亲情电话。只有两次，一次是马良行说父亲、姨妈要我打个电话，二老十分害羞地征求我的意见，说他们要领结婚证书。另一次是马良行建议我给爷爷打个电话，说爷爷病重。当时是父亲先接的电话，说爷爷身体还好，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当然，这两次电话马良行亲自“监督”，电话免费。
亲情电话都是从监狱里面向外面打的，从没听说叫哪个群众去亲情电话室“接”电话。可见，晒雪同志是下工夫了。通过找我的妹妹？还是直接找父亲、姨妈（二老已经不止一次在信中学着仁小宜的腔调夸晒雪）？还是拉着仁小宜的手一并去见父亲、姨妈？说“此事生死攸关啊。啊！”说“这都是为仁天木好！好。”说“这甚至是为仁天木的未来打开了一个门户呦。呦！”说“天木不是把我的好心当做驴肝肺了吧？！”说“我哭，故我在耶。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