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控这种事情的才干可能是晒雪身上最突出的才干。我特意在我们通信之后的第一个夏天提出：“很想一睹芳容。若交通方便，时间得闲，不辞劳顿，赴二十一沟一晤？天木不胜感激。”结果我得到一张二寸的大头像。晒雪复信说，“你看到的就是我的全部了”，我如何解读呢？吊胃口？耍我？颈椎以下残疾？强调她的智慧？批判我的低俗？那她为什么还写这样的文字：“有朝一日，当我们四目相对，就有火花溅起，而我们第一次拥吻将使整个世界为之战栗。那将是一个伟大的世纪之吻！”还有这样的：“美酒，愈陈愈香醇；等待，愈久愈美丽。面对万家灯火，我可以想象你闪亮的双眸，在二十一沟出没（狼和野猪才‘出没’）。”据妹妹仁小宜说，晒雪写给我的信，每次都是先朗诵给她听，领受掌声和十二分赞许之后，才折好了塞入信封，贴上邮票。之后，还要把信贴抚在胸口，仰脸望着天花板。
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我被“政府”当做熊猫的亲戚一样关注着、探问着、调侃着。
那天上午九点半，马良行就亲自入监，把我“押解”到成百上千的群众都巴望进入，却常常因为账上羞涩和监规限制而不能跟亲人充分地电话传情的“亲情电话室”。
我知道晒雪要说什么。
在去“亲情电话室”的路上，马良行就跟我唠叨拍《风吹大墙》的好处，说我生相俊朗，上了电视，说不定被大导演看中，将来会成为明星的。还说现在的姑娘、婆娘，一听说哪个男人蹲过大狱，就像见着曹雪芹从《红楼梦》里活过来啦！
在二十一沟监狱，谁的话可不听，马良行的话是一定要听的。可是，马良行拉出个死人曹雪芹，不对路。我看过《红楼梦》，看不进去。怀着崇敬的心情三次捧起《红楼梦》，总共看了两回半。梅昊说《红楼梦》必须看五遍以上，才能“解出”其中味儿来，说毛泽东就看了五遍。我说，要是派两个中队的武警把曹家大宅（红学家百年考证：所谓“贾府”，其实就是曹家大宅）围起来，墙高垒加三尺，拉上电网，东西南北门以及小偏门通通堵死，只准进，不准出，各厢房之间的主子仆人保持生存权，但相互之间不得接触，不许对话，如何？那我就看它《红楼梦》一百二十遍。
我当然不能把两头粗，中间细的电话当大骨头，然后摆出饿了十七天的狗样，狂啃不止。我静静地聆听。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晒雪的声音。怎么说呢，清脆，就是清脆；率真，就是率真。
如果妹妹仁小宜告诉我晒雪不是年近30，而是年方16，我是不会提出质疑的，我眼前差不多出现了一条迎风招展的红领巾。
“你在听吗？”晒雪在电话线那头“晒”了十几分钟“雪”，已经是满地的湿潮，很湿很潮。
“呃……”我怎么能拒绝一个少先队员的请求呢？而且是女少先队员。
可是，教导员教过女少先队员逮住一个叔叔就玩命骑上去强奸吗？！
梅昊梅主编是上过大学的，而且是名牌大学，晒雪据说是手持“大学本科”文凭的，而且就读的大学是鲁迅先生曾经讲过课的“西北顶级”文科大学。门当户对啊！
我未经主人批准，把晒雪所有的信送给梅昊看。他曾经趁我不在的时候偷看过几次。我知道他想看，就是推辞一百遍，我也坚信他想看。我说：“其实你们二位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我这种土包子根本不配。我们是个误会。”
“你有心理问题。”梅昊喷着口唇呼吸，他激动的时候就这样。这种呼吸法看上去出气的动作大，进气的动作小。他说：“我看可以，可以是可以，只是可以给你提点儿建议，建议而已。”
可能就是在梅昊喷着口唇呼吸，看晒雪的信的时候吧，钱在葆跨进了我们小报社的门槛，他被洋溢着墨香和新生气息的《新生报》吸引，并且还讨好地夸着我，结果吃了我一个“断肋推手”。
情况就是这样。我怎样向马良行说明呢？我觉得我说了之后，他会更加糊涂，更加疑虑。他会说：“看不出，你瞎编乱造的本事，像国民经济一日千里地长进啊。”
一系列的事情是不能省略的：关我三十天禁闭，扣我一千二百分（普通群众下井挖煤，干一年才挣九百分），开大会批判我的严重“违反监规”。我宣读不少于三千字的“忏悔书”。这样还不够，有位副局长闻听此事，强烈要求二十一沟监狱狱政科立案，上报检察院，提起公诉，加刑。这位副局长大人当年是钱在葆的父亲一手提拔的。他的要求并不过分，他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别说断了两根肋骨，就是断一根，也可以加两年刑。
马良行指示丁树，说服钱在葆。
丁树领命，对钱在葆说：“仁天木这段时间精神明显异常。”
钱在葆过去就是监狱系统的干部，在二十一沟监狱关了这么些年了，不说事事他都明白，但也八九不离十。他马上听出了弦外之音。当年侯江潮杀了五个人，一句“他疯了”，不就通通搞定了嘛。钱在葆咽了口唾沫，斜着眼说：“丁大科长的意思是我是活该？！”
丁树给钱在葆递上一根烟，点着，说：“仁天木的母亲一个月前（推迟了近五年）在宝函寺吐血而亡，他的姐姐因此出家为尼（同样推迟了近五年）。还有，给他写情书的那个女人，你也知道吧，二十一沟的人都知道，前一阵子突然提出分手，说她已经怀上了别人的孩子，必须‘奉子结婚’。喔，这种事在咱二十一沟司空见惯。问题是，事情轮到自己头上就不同了，咱们狱内的案子有一半跟这类事有关吧。”
“那，那你凭啥为那姓仁的求情？！”钱在葆这样问。明显是得理不饶人，这用问吗？！
丁树笑一下，说：“我不是来求情的，我是来跟你做笔交易。”
交易的内容：钱在葆出狱就医二百天（本来最多三十天）；伤愈归监之后减刑一年半（他的改造成绩从来都不够减刑）；提前一年半假释，假释押金由仁天木的父亲出。另外，仁家赔偿医药费两万元。
丁树说得很快，也很平稳，说完，起身就走，临出门，丢了一句：“你应该知道游戏规则。”
钱在葆明白丁树说的“规则”：马良行和丁树把所有的砝码和盘托出，不商量。一旦交易失败，他们会调动所有的力量报复。因为那折损了他们的自尊。官场上有人会为了做官、保官，杀自己的儿子给上司炒菜吃，但也有为了自尊舍命相搏的。退一步说，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容侵犯。
那位高高在上的副局长，很快就不再往二十一沟监狱拨电话了。事实上那位副局长也是上任不久，特别需要上上下下的支持，谁都不愿意得罪。钱在葆有话，那位副局长跟他的“老领导”也可以交代。
马良行的女儿马岚早年在姨妈的关照下，就读于省城的一所重点中学，后来父亲出资，送她去距英国剑桥大学八公里远的一所大学留学，回国之后，马岚一直追随姨妈左右，现在在父亲和姨妈的学校担任一个系的副主任。是那所学校最年轻的副教授。
这就是马良行罩着我的动力根源。马良行前两年就向父亲和姨妈开列出我减刑、假释、出狱的时间表。现在，我搅乱、撕破了那张时间表，他要下工夫，甚至奋不顾身地把它重新对接起来，粘好，还回原样。不过，后来的事情进程说明，这只是马良行的一厢情愿。
在好几千人的群众中，找一个与侯江潮案底不同，但心愿相似，把监狱当做家、当做休息地、当做饭票、当做疗养院的人并不难。
马良行在第五监区找了一个“六进宫”的群众，他叫沈三山，犯的是与前五次相同的罪：盗窃。他偷人家的电视机、架子车、牛、毛驴，还偷人家媳妇晾在绳上的奶罩和裤衩。四邻八乡，走哪偷哪。他们村的村支书和村民异口同声地对政府说：“能不能给他多判些年头，叫咱村民多过几天安生日子？！”这话也是最近一次沈三山向法庭上的法官说的。他说：“能不能让我在监狱安度晚年？”鉴于沈三山贪图享受，他原先服刑的汉水监狱的监狱长向局里打报告，把他发往二十一沟挖煤。挖煤和在汉水监狱的砖场干活唯一的区别是煤粉对身体里外的侵害。沈三山不在乎，他在乎的是一日三餐、一年四季吃穿不愁。
沈三山的刑期只剩下两个半月了。他正为刑满出狱发愁，忽然被调往第三监区第一分监区。有人给他出主意：出去再偷再进来太麻烦。直接在狱内找点事，加加刑，多简单。
“高！高！实在是高！”沈三山信了别人的主意，趁着夜色，就近溜进我们小报社，抱起那台姨妈以她们学校的名义捐给二十一沟监狱的电脑，就跑。
当时梅昊在舞台那边的教研室跟卫元泽聊天，我刚从禁闭室里放回来两天，正在房子的隔挡里边铺上养神。听到动静，我以为是梅昊回来了，叫了一声，没人应，我又闭上了眼睛。这时，有个故意压低的声音飘进来：“抓贼，贼偷电脑啦！”我翻身下床，发现电脑确实不在了。迈出门槛，没看见“通风报信”的人，看见二十来米远的地方一个人“咔嚓”一声跌在地上。我走过去，看见沈三山用身体盖着电脑。听声音，电脑八成摔坏了。
“你干吗？”我问沈三山，顺手把他扶起来。我没见过他，也没想他是贼，因为偌大的电脑如果可以在狱内“成功盗窃”，那还不如去“成功脱逃”呢。
沈三山呜哩哇啦地叫了两声，推我一把，又扑向电脑。
这时丁树和另一个政府打着手电出现了。
这样，沈三山郁闷地被加了一年半刑。所以郁闷，是他嫌加得太少。
后来，丁树在报告中说：“仁天木奋不顾身，与作案的沈三山搏斗，保护国家财产。实属‘将功补过’的具体表现。”奶奶的，《监狱法》上说，“服刑人员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我在监狱待了十好几年，除了遭遇野鸡胡百年不遇的洪水，有人立功，再没有看见哪个“立功的服刑人员”，见着我自己了。
这只是马良行“还原”那张时间表系列行动的开始。紧接着，他又在二十一沟监狱搞“优秀散文评选”，海选、预评、复审，最后在狱外请了五个作协的终审，结果我拿了个特等奖，梅昊拿了个一等奖。然后，又把获奖作品拿到外面的刊物上发表，折腾了大半年，给我加了两次分。又过了半年，马良行跟我提起参与《风吹大墙》的事。这次，我没有拒绝。不能拒绝。无法拒绝。
当我想象着面对镜头，面对女记者的情形时——每一个答应参与拍摄《风吹大墙》的群众都会这样条件反射地期待，来的却是个男人。不是以前采访梅昊见着的那个谢顶老男人，而是一位刚刚从政法学院毕业的小伙子。这小伙子高大的身材足有一米九，高鼻梁、大眼睛。电视台就是不一样，选的人不是美女就是帅哥，随便拉出来，就可以编入模特的队伍，在T形台上走秀。
这位小伙子记者叫李仓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