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他和几个同事一起迎接上级。同行的两个人见了上级都行了跪拜大礼。只有海瑞一个人站在他俩中间，不跪，也不拜，只是直立着行抱拳之礼。领导见状很生气，就大声责问他。海瑞却说：“按照大明律法，我是一个堂堂的学官，为人师表，不能给您行跪拜大礼。”可领导听了海瑞的直言，不但不虚心领教，反而更加生气。当时只是没有更好的理由反驳海瑞，才没有给他治罪。和这个领导类似，当时的嘉靖皇帝，也同样不能理解海瑞的苦心，总把他的话当做大不敬的表现。导致清官海瑞处处遭受排挤，最后，他甚至入狱，险些被处死。海瑞死后，百姓万分悲痛，很多人自发制作他的遗像，供在家里，为这位清官怜惜。
正是由于当时的很多领导只喜欢溜须拍马的小人，而导致海瑞这样的君子虽然竭力为百姓做事，但效果却没有自己想象中的好。
同海瑞的例子一样，历史上的很多成功事迹，都给了现在的领导很多借鉴的途径。比如秦二世身边的赵高，他对二世左夸右夸，说尽了好话。二世这个昏庸的领导把这个小人当做了自己的心腹，没过多久，就毁了父亲辛苦争下来的江山；宋朝的寇准，为人正直。曾多次力排众议，直言上谏。虽然忠言逆耳，但宋太宗这个英明的领导能够虚心听取他的意见，还夸他“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征也”，一生为北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无数的历史经验证明，平时只会说好话，溜须拍马的人，必定没有什么真本事，多数都是两面三刀的小人。而那些说话很“难听”的人，才是真正的君子，能为组织贡献真正的力量。作为一个好领导，他听到的好话应该来自民间，是最底层的普遍反映，而不是出自于身边几个善于曲意奉承的小人的嘴里。否则，这些小人终究会既坏了领导的名声，又坏了组织的风气。
因才适用取其所长
◎夫圣人之官人，犹将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故短梓连抱而有数迟之朽，良工不弃。--《资治通鉴》
【意译】用人要应该像木匠用木一样，取其所长，去其所短。合抱的大木，烂了几尺，木匠也不会轻易弃掉它。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楚辞·卜居》
【意译】尺，有它的短处，寸有它的长处；物有它不够的地方，人的智慧有它不明的地方；占卜有它不到的地方，神灵有它不通晓的地方。
◎任人之长，不强其短；任人之工，不强其拙。此任人之大略也。--《晏子春秋·内篇问上》
【意译】任用一个人的长处，而不苛求他的短处；任用一个人的擅长的方面，而不强求他拙劣的方面。这就是用人的要领。
对于领导用人来说，除了能挑选出得力的人才之外，更应该会利用这些人才。在这方面，有句古话说得好，叫做“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也就是说，对于不同的人来讲，并不适用所有的领域和方向，应该取其所长。只有把人才放在合适的地方，让其做合适的工作，才会有更好的效果出现。否则，不仅很难有成绩，还容易浪费了人才。
正所谓“骏马能历险，力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骏马和坚车相当于车、马中的人才，但也只有将其用在合适的场合下，才能使其发挥出实力。以此类推，人也一样。就算有十分的优势，被放在不合适的岗位上时，也很难达到平均的水平。而同样的岗位上，如果换上不同的人，可能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效果，就如当年南北战争中的林肯用人。
当年，林肯在任命军队的总司令时，特意挑选了一位平时没有什么大缺点的“全能将军”，本以为可以大胜。可结果，却不如他所料。无奈之下，他又换了一位将军，还是一为相差无几的“全能将军”，结果，还是没有什么改善。直到他连用了三四位将军后，他明白了这其中的道理。这次，他点了格兰特将军做总司令。当时，有很多人表示反对。因为这位格兰特将军平时喜欢喝酒。这对行军打仗来说，是个大忌讳。而林肯，知道他有这个大缺点，也知道喝酒的危害，但他还是重用了他。原因就在于，他认为，格兰特虽然好喝酒，但相对比来说，他更具有大将风范，他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能力。而现在战场上缺的，正是这种将军。
结果，果然不出林肯所料。事实证明这是一次十分正确的选择，格兰特的出现导致南北战争出现了转折点。相比之下，林肯的对手，也就是统领南方联军的李将军，就要聪明得多。他在林肯亮出自己的“全能将军”的王牌时，用了几个只有“一技之长”的将军就一次次地胜了对手。
林肯的事实说明，就算是全才，如果放在不合适的场合，也可能照输不误。相反，被别人都不看好的歪才，只要领导能够看出他的长处，用在合适的场合，也可能会有出其不意的效果。如在《谏太宗十思疏》里，魏征曾明确地提出“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每个人的长处都不应该被浪费掉，应该各取所长，就会出现“1+1＞2”的情况。
对于这一点，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有所认识，并把这一原则应用在了实际生活之中。比如，有一次，孔子带领着弟子们周游列国。途经一处田地时，他们的马误吃了农田里的庄稼。宁府很生气，就把吃了庄稼的马锁了起来。孔子就派了子贡去索要。子贡本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平时说起话来也都头头是道。可是，有一点，文质彬彬的他“之乎者也”地讲起道理来，很难让农夫理解。所以，尽管他费劲了口舌，也没有说出能让农夫满意的理由。最后，无功而返。孔子知道子贡失败后，就派了另一个叫做马图的弟子去找农夫。马图看见农夫，便说：“你看，如果你看好你的粮食，我看好我的马，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现在，我们愿意配给你一定的损失，你把马还给我们吧。”农夫听了他的话，觉得在情在理，就把马归还了他。
子贡虽然知书达理，很会讲道理，但是面对文化水平不是很高的农夫来说，根本没有耐心去听他的长篇大论，他的这个长处完全没有发挥的余地。马图说话很朴素，最能入农夫的耳，才能顺利地要回马。这就是孔子的知人善任，十分值得我们学习。最直接的“窃取”方法就是，在与不同文化水平和兴趣的人交流时，应该选好自己的位置，和交流的方式。除此之外，在确定不同岗位的人员时，也应该选择性格和实际情况合适的人才。比如宋太祖赵匡胤，在“以愚困智”的故事中，就很好地“学习”了一把。
一次，南唐派来使者给赵匡胤所在的北宋纳贡。使者，正是江南的名士徐铉。按照当时的规矩，北宋需要派押运使去接贡品。在选择押运使的时候，让赵匡胤犯了难。因为徐铉这个人见多识广，博古通今，口才极佳，一般人都不是他的对手。如果派出的押运使在徐铉面前丢了面子，岂不是整个北宋都要被人家笑话。就在众人都一筹莫展之际，赵匡胤出人意料的壮举让所有人目瞪口呆。原来，他挑选的不是当朝的名士，也不是文采出众的奇人，而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普通殿士。
这个殿士也不明白其中的缘由，接到圣旨后，就慌忙动身去接贡品。徐铉一见到北宋的押运使，就滔滔不绝地谈论起来，口齿清晰，言辞犀利，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惊叹。可殿士连大字都不识几个，根本就听不懂徐铉的高谈阔论，只能一个劲地点头。徐铉见押运使不言不语，也不知道对方的底细如何，就说得越发多了起来。可是，一连几天，总也不见押运使答话，也不与自己争辩。说的话总是没有回音，自己也感觉无聊，就默不作声了。这样，北宋既没有浪费过多的精力，又保住了面子。
对于一般人来讲，目不识丁应该算是一个缺点。可让这样的人来作这个押运使，就把他的短处变成了长处。特定的情况下选择了特定类型的人，赵匡胤很成功。如果他当初派出了一个类似徐铉的学者，那么结果，可想而知。就算他和北宋不被徐铉羞辱得遍体鳞伤，双方争执不下，最后也可能会导致两败俱伤，毁了双方的共同利益。
而在现在的领导中，也不乏有这样的人。很多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总想拿出自己最好的一面。派人办事时，也容易派出各方面能力最强的一位。其实，不妨试试选择那些有“缺点”的人。“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
对于这一点，大家所熟知的“房谋杜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所谓“房谋杜断”中的房和杜，是指唐太宗时期的两位很有名的大臣房玄龄和杜如晦。这两个人虽然都是朝中的重臣，但彼此的性格和所擅长的并不相同。房玄龄善于出谋划策，而杜如晦善于对这些计谋做出决断。所以，两人所长不同，但合作非常愉快，堪称天作之合。唐太宗很好地利用他们的长处，为贞观之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除了房玄龄和杜如晦之外，唐太宗对其他的很多大臣的长处都有过研究。比如，魏征忠厚、敢于直言；李靖在外能作战，在内能为相；文彦博公平公正，细心而有耐心，能明确地上报公文，下传旨意；戴胄办事井井有条，能堪重负，善于解决难题；王珐清正廉明，嫉恶如仇，适合治理贪官污吏。唐太宗在认识到他们各自的长处后，把他们放在了相应的岗位上，让他们各尽所长，也为朝廷做出了“1+1＞2”的贡献。
在当今社会，人才济济，但还是有很多人才浪费和工作效果不如意的情况出现。领导没有因才适用，取其所长，人才不能各尽所能，是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原因。随着社会事物的发迅速展，各方面人才的大量诞生，“因才适用”已经越发显得重要。需要领导们深入了解人才的长处，分析不同的工作情况，争取做到取其所长，不浪费人才，才能事半功倍。
赏罚要把握好度
◎太公曰：明罚则人畏慑，人畏慑则变故出；明赏则不足，不足则怨长。--《反经》
【意译】姜太公说：“刑罚太严明，国人就会被弄得战战兢兢，提心吊胆，人整天处在这种状态就会生出变故，反而要出乱子。一有贡献就奖赏，动不动奖赏，容易诱发不满足的心理，不满足就滋长怨恨，久而久之就要反目成仇。
◎有功而不能赏，有罪而不能诛，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管子》
【意译】有功劳的人却不能得到奖赏，有罪的人也不直他死罪，如说是这样就能达到致力国家的目的，还是从来没有过的行为。
领导们居于一定的高度时，手里就有了一定的权利。那么，就会有利用权利对属下进行赏罚的情况。而赏罚，对于一个做领导的人来说，至关重要。因为，领导会不会赏罚，赏罚的是否有度，可能对他在群众中的形象，以及组织的整体水平都有很大的关系。
古人说：“罚无度则戳而无威，赏无度则费而无恩。”也就是说，虽然领导手中有一定的权利，可以进行赏罚，但是，也应该注意其分寸。不然的话，如果属下犯了错，就一直重罚。那么，最后，就会导致领导自己没有了实际的威严，甚至被属下认为是不讲理的领导。与此同理，如果属下有了功劳，就一味地重赏。那么，最后，可能就会导致领导的奖赏对属下没有任何激励作用，属下也丝毫感觉不到领导的恩情。
所以，对于一个领导来说，有必要在对属下进行赏罚的时候，仔细斟酌一下。既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又不要破坏了规矩。比如春秋时期的晋文公，在赏罚方面就十分重视，并有自己的原则。
他和曹国的僖负羁有一段交情，因为僖负羁曾经救过他的命。对于这一点，晋文公一直记在心里。所以，当他攻打曹国胜利时，就对进入曹国进行“扫荡”的兵将们下了一道命令。规定任何人也不准侵扰僖负羁的家，否则，处以死刑。不过，虽然他有过规定，但晋国的两个大将魏平和颠颉却没有听从。他们仗着自己曾经有功，对晋文公的这种限制根本没放在心上。他们不但带领军队包围了僖负羁的家，还放火烧了他家的屋子。僖负羁见状不妙，就爬上了屋顶，以求自保。但魏平也跟着爬上了屋顶，打算把他拉下来杀掉。恰巧，还没等他够到僖负羁时，房子因为难以承重而倒塌了，并把他压在了下面。颠颉赶来，救了他，而僖负羁却生死不明。很快，这件事就被晋文公知道了。他十分气愤，决定重重处罚这两个人，处以死刑。
这时，大臣赵衰劝告说：“既然犯了错，就应该斩。但是，他们两个人曾经为我们晋国立下过汗马功劳，杀了岂不是很可惜。还是从轻发落吧。”晋文公听了，生气地说：“有功是一回事，有过又是一回事。既然犯了错，就应该受到相应的处罚。他们有功的时候，我也没少赏了他们。这会儿，怎么能随便减刑？”赵衰见晋文公立场坚定，也就无话了说了。
晋文公如此重视赏罚的度，给大家又敲了一次警钟。从此后，晋军上下，都严于律已，再也没有故意违抗命令的了。
诸葛亮说：“赏以兴功，罚以禁奸。”俗话又说：“当斩不斩，必有后难。”尽管一次放过一个或者几个人，他们可能会感恩戴德，并带功赎罪。但是，毕竟组织和领导的威严会受到严重损害。而且，一般都是当事人在少数，而围观者在多数。一次放过，其他人都会心存侥幸，甚至不把规矩放在心上。长此下去，组织就散了。即使是出现减刑或重赏的情况，也是在一定的前提下进行的，并且赏罚的度也应该根据实际的情况有一定的范围。
如果一些属下在领导面前不怎么受欢迎，那么，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领导容易对其惩罚过重的情况。相反，如果一些属下很有才能，或者很会讨领导的欢心，那么，一些领导可能就对其有一定的偏爱。这样的话，有很容易出现对其横恩滥赏的情况。在历史的经验中，比较明显的就是国家的最高级领导对其所宠爱的人的滥赏，比如，唐朝时期的唐玄宗。
当年，唐玄宗刚刚即位的时候，应该算是一个比较英明的君主。只是后来慢慢变了味，等到有了宠妃杨玉环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昏君。他很宠爱杨玉环，就不仅对她百依百顺，对她的亲戚们也大肆地奖赏。其中，他这个领导赏的最失败的，应该算是杨玉环的堂兄杨国忠了。杨国忠本名杨钊，因为只是杨玉环的远房亲戚，所以起初官职不大。不过，他很会赌博，赢得了玄宗的欢心。所以，玄宗开始对其大肆奖赏。后来，杨国忠不仅当了做时中央的最高检察官，还一身兼了二十几个其他的职务，玄宗没做的只是把自己的江山赏给他了。对杨家的其他人，玄宗也是赏了个遍。对于杨玉环的三个姐姐，玄宗准许她们可以自由进出皇宫。并打破君臣之间的规矩，不称乎她们的名字，而是亲昵地叫“姨”。她们所受到的待遇简直比那些南征北战，九死一生的将军们要高得多。
杨家人几乎霸占了整个朝廷。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肆意妄为。弄得忠臣尽遭陷害，奸臣一步登天，百官有口难言，百姓民不聊生。最后，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唐玄宗不仅差点丢了自己的性命，还差点丢了祖宗的江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