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发生
清廷新政的后期，载沣开始搞收权活动，他主要从两个方面收权，一是将汉人权力尽可能多地收回到满人手里，二是将地方的权力尽可能地收归中央，集中资源，把全国的资源也抓到自己手里。这是导致清朝覆灭，导致立宪派倒戈的关键因素。
清政府犯的收权错误的确很低级，当时满族统治集团的政治素质已经降到了最低点，如果是让一个老成的政治家当权，未必会这么干。他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一点，比如更明白当时的满族统治集团整体上处在什么样的水平。作为一个祖先曾建立过赫赫武功的武装集团而言，其武装素质也降到了极点，基本没用，而且这种没用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几十年下来都是如此。在此之前满族统治者也多次想改变这种局面，他们也做了很多工作，比如整顿驻防八旗。太平军兴起后，李鸿章的淮军开始编洋枪队，这边八旗也开始练习洋枪，也进行洋操的训练，但基本没什么用。到了编练新军的时候，八旗也练新军，但同样无甚收效。从整体上看，统治阶层建政初期那种锐意进取之心早已荡然无存，政治能力极其低下。我觉得当时八旗里应该是有明白人能够看清这一点的，当时当家的亲贵都太年轻了，他们可能看不清这一点，所以在这种不利情况下就贸然收权。
从地方收回权力，这也是犯了大忌，其中可能会触犯很多的利益主体，比如铁路国有的问题。为什么四川因为铁路权收归国有而引发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呢？因为四川铁路公司的股权持有者几乎遍及全川，当时各个阶层的民众都买它的股票，都认为这个能赚钱。本来这个股票因为公司的操作失误，已经变成废纸一张，但现在将其收回国有，这个责任就变成了中央政府的，这就会伤害很多人。自己弄坏是一回事，由国家出面解决问题可能是另外一回事儿，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在铁路办得好的地方，比如江苏、浙江等地，朝廷将铁路国有化同样会引发大规模的不满，因为其背后也隐藏着各种利益，而且跟铁路相关的其他产业都会受到影响，这绝不是一个小问题。
当然，如果从另一个方面来想，清朝亲贵们的这种做法，可能不是通常所认为的贸然行事，因为他们的做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如果按照当时的改革路子，也就是立宪、选举这样走下去，满人自己也知道，他们早晚会被选掉的。我们现在可以批评，说《钦定宪法大纲》对于满人，尤其是对皇权进行了诸多保障，但这些留在纸面上的东西是没用的。如果变革坚持下去，它就会遵循自身的一套变革逻辑，最终使改革成为一个满汉势力消长的过程，汉人的权力肯定会膨胀，膨胀到一定程度后，这个《钦定宪法大纲》就没什么用了。甚至我们可以预计，皇权的衰落也是早晚的事情。这种和平的改革若是能够持续，那么满人统治集团可能会和平地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可以预见得到的。所以说，如果这帮亲贵不甘愿自动丧失权力，那么他们收权也是可以理解的，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我先收权，把所有的东西都抓到手里，然后再待机行事。首先集中军权，满人手里本来就掌握着对八旗和绿营的军权，现在把汉人的军权也夺过来了，再逐渐把其他的权力或者资源也夺回来，比如矿山、铁路这一类的资源。可能这些亲贵相信，当把这些核心的东西掌握在手中后，自己仍然可以保住统治地位。但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么做很快就激起了反抗。而革命之后，他们就一无所有了，多数满洲贵族到最后连自家的祖宅都卖掉了，比如恭王府。有次我们在那里参观，组织方请去了府里最后一个承袭恭亲王封号的王爷。我当时就问他，这王府是后来政府收的吗？他说不是，新中国成立前他就已经把世代相传的府邸卖掉，只能在外租房子住。恭亲王在晚清声名赫赫，荣列铁帽子王之林，他都迫于生计而卖掉祖宅，可想而知当时其他满族宗室是何境况。
而革命，就这样发生了。革命的发生说明改良的确出了问题，但不一定能说明革命党很有力量。可以说，到武昌起义之前，所有革命党的起义都是没有什么影响的，没有一次起义有成功的机会。声势最大的可能算1911年4月的黄花岗起义，为了筹划这次起义，同盟会可以说是倾全党之力，孙中山在海外许了很多愿，尤其是对洪门许愿，同盟会的二把手黄兴亲自指挥这场起义。但结果怎么样呢？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我们在检讨这次起义失败的原因时，会找很多的偶然因素，比如说陈炯明犯错误了，或者说陈炯明当时就是叛徒，还有的说新军和巡防营没有协调好，革命党和新军没有协调好，等等。种种理由纷至沓来，但其实这些都不是主要问题，当时革命党人就是没有机会。在武昌的时候，如果革命党人没有立宪派的配合，也很难说会有什么大的作为。
整体而言，革命党虽然嚷嚷了这么多年的革命，但他们并没有准备好一个周密详尽的计划，也没有做好在中国建立起像美国这样的一个共和国的准备。虽然他们既有笔杆子，也有理论家，也有和立宪派、保皇党的论战，但他们基本没有在这方面作细致的筹划。至于说启蒙，其实他们的政治启蒙还不如立宪派做得持久深入。因此，相对而言，革命的成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当然了，从另一方面讲，其中也存在一些必然的因素。比如说，革命党在持续地发动革命，还是很有韧性的。不光是两广，也就是兴中会的这批人，在海外的支持下不断地搞革命，光复会系统的人也在搞，原来华兴会的人也在搞。不管他们内部如何派系斗争、互相倾轧，或是公开撕破脸皮，他们的确一直在闹革命。包括四川的革命党人，用他们自己的记录来说，他们搞了十几、二十几次革命了。当然，这些在后来的历史上基本都看不到了，因为四川那里有什么动静，外面的人不一定知道，而且每次起义的动员都不够大。四川主要的帮会组织就是袍哥，它跟兴中会一样，依靠的势力主要是帮会。要知道，革命党搞的起义，只要是有会党参与的，一般都没什么戏。而兴中会很多起义都是这样的，因为兴中会钱多，所以总是用钱去收买土匪或者三合会去发动起义。钱多还好一点，钱没了大家就都散了。
会党的特点
现在关于会党的研究很多，但最大的问题在于，会党对历史的作用被长期夸大和高估了。民国时期会党一度很牛，而在中国，任何事情一旦发迹，就会有人给其写东西、编历史。编的历史似乎都是说，这些组织从一开始就是抱着反清复明这样的远大宗旨的，清朝之所以覆灭，就在于这些人不断折腾。我们知道，反清复明这东西确实是有，而且一直延续不断，但这其实也就是士绅的事儿，明朝的老百姓对明朝是一点感情都没有。明朝一直是个政治高压、横征暴敛的朝代，尤其是到了晚明，各种加派以及三饷的征收使得民众的负担极其沉重，所以最终才激起了那么大规模的农民反抗。因此，中下层的民众不会对明朝有什么感情的，他们怎么可能去干反清复明的事儿呢？只有士大夫有这种想法，但士大夫怎么可能有意识地去跟帮会这种准黑社会性质的团体结合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帮会不一定就都是明朝灭亡后兴起的。帮会的出现，应该始于清朝中叶。当总人口增加以后，更多的人离开了土地，进入商业社会里的一些行当。而清朝又是一个统治相对保守的王朝，清廷对于这种离开土地、从事其他行业的人口采取的是一种非常敌视的态度和有歧视的管理政策，所以，这些人必须建立组织以图自救。而一旦形成组织以后，政府就更不待见他们了，经常打压他们，结果越打压他们的反抗性越强。但即便如此，也不是说所有帮会人士都明白自己要干什么，他们只是希望反击清政府对他们的敌视和压制。至于反清复明什么的，都是后来人加上去的一些由头。包括会党的历史，以及他们跟少林寺、南少林寺的关系，这些其实都是编的。其实少林寺和南少林寺的历史本身也是编的。但是这些传说恰恰也是底层民众所需要的，民众就是需要一些神话，如果太真实了，就缺少吸引人的地方了。
这些会党的反抗性越强，就跟主流社会游离得越远，也就会容纳更多似是而非的人。会党中间，有些人是有职业的，就是脱离了土地关系之后从事的职业，在中国古代社会，主要就是车船店脚牙这类行当。中国古代有句话，叫“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可见民间对这些行当的歧视。其实他们是介于工商社会和流民社会之间的，但因为我国没有一个正经的工商社会，所以他们只能以流民的形式存在。但是，以往的车船店脚牙，不就是今天的服务业吗？第三产业如今是国家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但在当时，从事第三产业的都是被社会瞧不起的人。当时其中有些人的确就是社会上的混混，靠收保护费、干下三烂的活儿营生，这种人很容易被收买去搞起义，但非常不靠谱。无论是兴中会，还是光复会的人依靠他们都是如此。光复会比较大的几次起义都与帮会有关联，而其之所以失败，帮会也要负主要责任。
比如1907年准备在浙江和安徽共同起事的起义，其筹划的重点在浙江，因为光复会在浙江动员了很多人，其中多数都是帮会。那时大通学堂到后来都没有什么正经学生了，都是帮会的人在舞枪弄棒，徐锡麟、秋瑾、陶成章当时都是帮会中的大佬。但是帮会的问题在于，他们是典型的有组织无纪律。你怎么跟他讲，怎么跟他约束都没用，因为他们根本没这个概念。秘密会议开完以后，也不按照预先设定的时间，各自回到自己的地盘上就干起来了，然后就有人被抓了，抓了以后也没啥气节，很快就把革命党给出卖了。原本，徐锡麟在安庆是要等一等再起事的，因为他还没有聚集起革命力量。虽然他掌握了一帮警校学生，但是这帮学生并没有革命思想，因为他还没有来得及灌输呢。但是浙江那边已经把革命党人的名单以及起事的具体计划都掌握了，并传送到他那里。徐锡麟当时是安庆警察局副局长兼警校校长，所以能够看到这个名单。徐锡麟当时用的是化名，他一眼就瞄到了自己的名字赫然在列，然后就知道这次起义已经被破获，他们的计划已经败露了，所以不得已只有提前发动起义。徐锡麟把警校学生都圈在一起，但是真正干的只有他和他的两个随从，他们杀了恩主安徽巡抚恩铭，实际上相当于是一场暗杀。后来端方前来审理这一起案件，发现这些学生其实都是无辜的，当即就把所有学生都放掉了，没有拘禁一人，因为这次起事就只有徐锡麟和两个随从，其他人都没有参与。这三人先杀恩铭，后抢军火库，但后一项没能如愿，其实就算打开了又能干吗呢，他们总共也就三个人。
其实，会党起义都是如此。还有像萍浏醴起义，当时也是号称规模很大的一场起义，据说有几万人参加。是的，若是查人头，肯定有几万人，但是他们一点用都没有。这是唯一一次清军反击尤为勇猛的起义，因为清军发现这帮会党实在是太没用了，打他们就像切菜似的。而且，其实革命党对这次起事也不甚清楚，可能就是这帮会党自己闹起来了。所以说，会党起义，没有一个是有成功希望的。如果革命党笼络的会党稍微多一点，他们可能就会自己先掐起来，因为他们从来都不是一个团体，彼此之间隔阂很深，虽然我们现在说他们原本一家。什么三合会、三点会、洪门、哥老会，甚至袍哥也算在内，这么多名头，若还说是一家，根本不可能。有时候一个省乃至一个地区之内可能都会有很多的帮派，还都沾亲带故的，它们就跟民间宗教一样，说起来都是白莲教，但破获了一大堆，没有一个是真的。最初仅仅存在一个概念，并没有真正的谱系，这些谱系什么的都是后来建的。洪门，尤其是青帮，都是组织完善以后自己建起的谱系发展脉络。什么辈分啊，排序啊，都是后来人弄出的名堂，最初就是一盘散沙，山头林立，一旦有点导火索可能自己就先打起来了。
但是革命一起，这些帮会就有机会了。因为革命会导致社会秩序的大规模重组，社会环境会十分混乱，而这些帮会又自认为是革命党。其实，除了陕西这地方的帮会参与过进攻西安满城的八旗驻军之外，其他地方的帮会都没怎么打过仗，但他们都自认为是革命元勋。无论是在湖南，还是在江西，或者是浙江，只要帮会得势的地方，基本都是这样的。他们都没有经历过什么战斗，包括像四川这里很多参与过保路同志会的帮派分子，正经仗都没怎么打过。
但是这些混吃混喝的人就这么起来了，虽然无甚功劳，但已经成为革命元勋了，就要分享革命成果。所以帮会开始各占一摊，进了城之后秩序大乱，他们觉得轮到帮会来坐天下，他们该做皇帝了，所以他们就真的为所欲为，比如公开地包娼包赌，公然地在大街上抢劫。我们现在可以想想，这样一种社会秩序，别说是士绅了，就连一般的老百姓都受不了。所以到了后来，跟帮会沾边的革命党人都遭到了排挤，比如湖南的焦达峰、陈作新先后被杀，显然是跟他们的帮会背景有关系。当时的帮会太猖狂了，焦达峰在都督府里每天都要摆流水席，天天接待各种江湖人士。这些人来了，不仅要吃饭，还要封官，还要给钱，湖南在新政期间攒了几百万两的银子，都让这帮人花光了，而且之后整个长沙城秩序还是一直混乱。我们后来说什么这两个人被暗杀是立宪派的阴谋什么的，完全没逻辑。按当时的情况，他们真的是非死不可，他俩不死，完全镇不住这些江湖人士。江西也是这样，江西的帮会乱得一塌糊涂，真是没法治了，几任都督都干不了，最后老革命党李烈钧去了。李首先就对帮会开杀戒，他先把帮会的头头抓了，捆到一起，用机枪扫射，这些大佬被打成了筛子。江西那里落后，没见过机枪，李烈钧在都督府的门口架起机枪，就把混乱的秩序给镇住了。在当时，革命党若是不镇压帮会，就根本处理不了混乱的局势。像绍兴，那里是王金发的部队，王金发是绿林出身，一直就在帮会里混，到底王金发是山大王，是帮会分子，还是革命党？其实都是说不清的。绍兴这里就以王金发为都督，他在这里扩编了两个师的部队，把绍兴弄得一塌糊涂。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最后终于把王金发挤走了。如果说期待已久的革命发生之后，社会秩序乃是由黑社会建立，那老百姓肯定不同意啊。如果革命党想赢得民众的支持，塑造合法性，就必须镇压昔日的盟友。
革命党结缘帮会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