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厚实的信封掩在袖子底下，感觉到双手掌心都在油油地往外冒汗。我做贼地地左右打量几眼，确认没有任何警察和路人关注小小的一个我，方才松了口气。我迫不及待想知道这个厚信封里究竟装了多少张钞票，打算走过一个拐角，躲到路旁大树下数一数。结果这个打算无奈落空，因为我发现至少有两个以上的同行，分别背靠一棵大树埋头数着什么。我没好意思在他们面前数钞票，只好按捺住激动的心情，依旧若无其事地往前走去，不久，眼前霍然看到一个免费公厕。
我心中一动：好地方，身形一侧溜了进去。我找了个无人的大便坑，把门反锁上。接着，我前后左右上下检查了一遍，确保无人窥视，更没有针孔摄像机的存在，方才把已经被汗水打湿的信封从袖子里抽出来。
真是丢人啊！若干年之后，每当我想起这次收红包的心理活动和行为，都对自己极端鄙视。我把屁大点事当成天大的事，而且竟然天真地以为，警察叔叔会为小小的两千元钱来追究我的受贿大罪。我甚至异想天开地担心会享受只有超级明星们才能享受的超级待遇，被超级狗仔在公厕用针孔摄像机偷拍。我不得不承认，在当时，两千元对我这样的穷**丝而言，是一个了不得的大数目。这辈子，从出生直至走进这个公厕，我只有交学费的时候怀里才揣过超出两千元钱的钞票。在学校里，我有穿过超过一千元的耐克运动鞋打篮球，这鞋是何平借给我穿的。他有至少四双耐克、阿迪的篮球鞋，最便宜的也是一千一百多元一双。我只有一双价值二十五元的回力球鞋，如果洗了还没干，我就穿何平的鞋子。何平曾打算送一双耐克让我长期穿着打球，我自尊心作祟，想也没想直接谢绝，理由是：“回力穿着更舒服。”这是骗鬼的话，何平还真信以为真。他央求着和我互换装备，被我冷酷地拒绝了。
我皱着鼻子，忍受着公厕里扑鼻而来的气味，足足点了三遍，最终确认这是如假包换，一分不多一分不少的两千元钱。我激动得手都抖了起来，颤颤巍巍地从裤子口袋里掏出钱包，把两千元钱一起塞到钱包里。钱包立即变得厚实沉重。我扒拉检视了几遍钱包，确定钱确实完全放进钱包，这才把钱包重新塞进裤子口袋，同时弯腰看向大便坑，确认没有钱掉进大便坑里。我拍了拍鼓鼓囊囊地裤子口袋，感觉到钱包的反作用力，接着把信封口撑开，放在眼睛前面看了数遍，然后又把手伸进去抠了许久，直到把信封抠破，终于认定信封确实空了，才一口气把信封撕个粉碎，扔进大便坑里，放水冲得干干净净。
我如释重负地伸了个懒腰，打开门，旁若无人地走出公厕。这人啊，有钱确实腰杆硬了许多。我美滋滋地赶回报社写稿子，两千元钱虽然远远超过我被健康人医院坑走的医药费用，也让我着实激动了一会，却收买不了我。这是健康人医院还我的利息，我要为民除害，让他们付出更多。
我在办公室泡了一下午，整出消息、通讯、链接、评论各一篇，一股脑传到值班编辑的稿库里。篇幅任选，格式任选，我想编辑姐姐至少总会选中一篇见报。为防万一，我特意在报社逗留到晚上七点多钟，亲眼看到一篇消息和一篇评论被采用，方才乐呵呵地和编辑姐姐打了个招呼，心花怒放地回到自己的小出租房。
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第二天早上，我深刻地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我把报纸从头到尾翻了一遍，没有找到任何有关健康人医院的字眼。我以为眼花了，于是把每一版的每一篇稿子都认真仔细地读了一次，这辈子我从没有这么认真看过平面读物，即使高考前夕，我都没有这么认真地看过课本。健康人医院的稿子不可置信地消失了。我以为我错拿了以前的报纸，于是把报纸每一个版面的日期仔细核对了一遍，没有错，是今天的报纸。
我倒吸一口冷气，我清楚地记得昨晚离开报社时，健康人医院的报道已被发排上版，甚至已经经过一次校对。今天为什么一个字都找不到了呢？我揉了揉脑袋，有些发懵。我想了想，打开电脑，上网搜索有关健康人医院的信息，没有捐精者在健康人医院意外身亡的任何消息。我连续进了几个八卦论坛，也没有发现任何有关的帖子。这件事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昨天的经历于我而言，变得像梦一样不可捉摸。我疑惑地摸了摸钱包，厚实的感觉仍在，两千元钱依旧窝在钱包里。
所有人都被钱收买了？我电光石火般蹦出一个念头，脑袋顿时“轰”的一声，世界变得虚无缥缈，所有事物都变得不再可控。这种感觉让我恐慌，我无力地摊了摊手，软软地靠在椅子背上。我的思维飞速地运转，昨天的采写过程像过电影一般从脑海中闪过。可惜，作为职场菜鸟的我想遍每一个环节，也压根找不出问题所在。我不明白，已经发排上版的稿件为什么突然间消失了。昨天晚上我见过的那个版面，见过的那些稿子都在，唯独健康人医院的两篇稿子消失不见，被换成了其他稿子。
我的脸色肯定很难看，以至于走进办公室的王亦婷看到我后明显吓了一跳，刚欲绽放的如花笑靥立即凋谢。她小心地抬手到胸前，对我轻轻摇了摇，算是打招呼，然后轻轻转身走到座位上坐下来。我不想让王亦婷发现我的不对劲，扭头看向窗外。高大的梧桐树将树冠探到了高楼之上，一片片叶子在阳光的照射下，晶莹剔透，脉络分明。这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天空蔚蓝蔚蓝的，与电脑死机后的蓝屏有得一比，白云如苍狗一般在天空窜来窜去，梧桐树叶跟着发出一阵阵“刷拉拉”的烦人声音。
我心烦意乱，不能平静，干脆拨通了昨日当班编辑的手机。“谁啊，这么早打电话过来？”电话嘟了很久，编辑才接通。听她的语气，显然有着被吵醒的愤懑。她们值夜班，每天至少要忙到凌晨两点，如果不是心里有个大疙瘩，我也不会如此冒昧地在上午打电话骚扰她。我表达了我的歉疚，也表明了我的来意。
编辑听说是我，没有继续生气，反倒安慰起我来。她理解我们做记者的辛苦，换谁被撤了两篇以为必上的稿子，都不会开心。她告诉我，那个版面已经通过三校，但在送到值班副总编的手中签字画押的时候，被值班副总编给划了个大叉叉撤掉了。副总编说，这篇稿子牵涉的不仅仅是广告大户和报社的关系问题。据说昨天下午，健康人医院的院长打电话找到唐总，请唐总千万不要刊登有关健康人医院捐精者意外死亡的报道，并表示健康人医院五周年庆典在即，打算加大在我报的广告投放力度，计划增拨十万元的广告费用。唐总挂下电话不久，又接到了省卫生厅分管宣传的副厅长打来的电话，恭请媒体朋友一定要笔下留情，将有关稿子截下不发。否则，不仅是健康人医院，包括那所精子库所在的公立医院，乃至全省卫生系统都可能受到牵连，遭遇诚信危机。为此，唐总专门致电值班副总编，要他严格把好关，撤掉一切有关健康人医院的稿子。唐总还指示，在这个敏感时期，健康人医院的广告暂时停发，以免东窗事发，连带报社也遭人诟病。
听了编辑的解释，我郁闷地吐了口气。编辑挂了电话，继续进入她的梦乡。我放下电话，望着窗外的蓝天白云，心潮澎湃。事到如今，不管甘心与否，曝光健康人医院的事情肯定黄了。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做记者不如想象中间那么自由和风光，记者这个职业也并非想象中那般神圣。一个小小的记者，不可能随心所欲地行使他的舆论监督权，在这个热潮迭起的信息时代，记者，只能做为一个职业而存在，无法凌驾于社会之上，俯瞰所有的是是非非。
后来，这起捐精者意外死亡事件还是见报了。死者家属一纸诉状将健康人医院告向法庭，跑政法线的记者敏锐地获悉信息，以“本科生多次捐精意外身亡，家属状告医院索赔500万”的消息见报，报道中隐去了医院的名称。这篇报道迅速被各大网站转载，各路记者蜂拥而至，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纷纷挖掘所谓的独家新闻，连死者的祖坟都被刨了出来。一些好事媒体请医学专家探究死者暴毙原因，结果连他祖爷爷的爷爷的身上有几颗痣都被考证利用，用做捐精猝死的遗传基因研究。媒体成功将舆论的焦点引向了纯医学问题，同时沸沸扬扬炒作出了一个社会热点话题，可谓一举两得，一箭双雕。
这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我在当天无法预见。与后来看到此类纯医学报道的悲凉心情相比，当天我的心情主要以郁闷为主。当郁闷到无可复加的地步时，我大踏步走到王亦婷面前，直视着她扑闪的大眼睛说：“周六，我们出去玩。就我们俩……”
王亦婷无条件接受了我的邀请。我们在动物园玩得筋疲力尽，直到日薄西山才尽兴而归。我把她送到租住屋的楼下，停下脚步，依依不舍地看着她慢吞吞地走向楼道。我是多想送佛送到西，把她送到房子里去啊！可是，本人有这个贼心，却没这个贼胆，只能望着她窈窕的背影空自嗟叹。
王亦婷走到楼道口，停下脚步，扭过头向我嫣然一笑，我立时痴呆了。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她说：“谢谢你，郝惟锁。我今天很开心。”
我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不客气。话说，如果按照电影的桥段，女主角应该请男主人公进去坐一坐吧？”
王亦婷歪着头想了想，笑着对我说：“好啊，如果你乐意的话，我热烈欢迎。”
我的心脏擂起了战鼓，心腔如远古的战场，万马奔腾而过。最终，我潇洒地摆摆手说：“下次吧。今天你很累了，好好休息一下。”我可不是在伪装正人君子，而是为自己的性命着想：这还只是在楼下，我就已经快要得心脏病了，如果真的上楼进门，估计直接休克。
王亦婷摆摆手，说：“那好吧。郝惟锁，咱们明天见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