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控制教育：用娱乐、色情、腐败、堕落等卑劣的手段来分散人们的注意力，削弱人们的意志；
8.消灭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其他一切宗教，宣传唯物主义，以无神论作为过渡，最后代之以犹太教；
9.通过政府征税削弱各国资本家实力。通过贷款控制各国财政。消灭金本位，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制造经济危机；
10.长老会通过秘密的力量来操纵和推选国王，在全面统治世界之前，国王不会露面，只是在暗中操纵世界。
所有这些内容，无疑对当时的世界、尤其是欧洲的政治秩序具有重大的冲击和颠覆作用。尤其在当时俄国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中夺取了政权，并且这一革命席卷了东欧的大部分地区，世界尤其是欧洲的政治格局一下子被倾覆，而其中犹太人的确在其领导核心层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使西方世界感到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似乎验证了《议定书》的犹太人夺取世界统治地位的巨大阴谋。尤其当《议定书》被视为犹太人的作品时，无疑成为西方世界的一场噩梦。
也正因为如此，整个西方世界的政府和百姓都产生强烈的反应。眼前的世界剧变，无不在《议定书》中找到依据，而这一世界性的阴谋主角犹太人也因此被推上了被世界诅咒和仇恨的舞台。10个世纪以来关于犹太人的阴谋，现在似乎得到了最后的验证。
所有这一切，因为《议定书》这一文件而成为铁的事实。谁也不会再去思考这一文件的真实性，谁也不会认为这正是阴谋论的后果。
六 “上帝通过巴兰的驴来说话”
在《泰晤士报》揭开纪要的真相后，有位犹太人曾向编辑部写了一封信，不仅表达对《泰晤士报》的感激，同时还提供了进一步的信息。这一信息很有助于人们对事实真相的思考和分析。信中指出：
君士坦丁堡记者做了一件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工作来追溯《议定书》的来源，而这本《议定书，》正在世界各地精心地出版。一个1910年在圣彼得堡的神学院的法国留学生在1921年5月14日通过巴黎的“犹太论坛”（Tribune Juive）证实了：是出版者尼卢斯告诉他说，《议定书》是由他的朋友K夫人从巴黎寄给了这位留学生，而他则是从拉科夫斯基将军那里收到了文件。
信中指出，在俄罗斯秘密警察局里有一个复杂的合成的作者（complex authorship）。这一事实说明，“日内瓦对话”实际上是从一位秘密警察局的前成员那里带过来的，并完成了相互之间的链接。
1905年该刊物出版这个文件的目的，就是要让俄国革命被犹太人的血液所淹没。和你们一样，我也曾经这样断言。但现在看来，似乎在1902年就有一个以前的版本，由尼卢斯出版自己作品时附录其中。在这个较前的版本的背后动机来看，它是想从侧面向俄国的宫廷抛去一个有趣的暗示，提供一个有价值的武器来反对俄国的自由主义。
至于尼卢斯，他似乎是一个狂热的神秘宗教的信徒（fanatical mystagogue），除了因神学上的扭曲而出卖自己的时候，他是足够诚实的。面对《议定书》是否伪造的质疑，他的回答是：即使它们是假的，上帝也可以通过巴兰的驴来说话，也可以从说谎者的嘴里说出真话。万分感激。
“即使它们是假的，上帝也可以通过巴兰的驴来说话，也可以从说谎者的嘴里说出真话。”这段话很典型和形象地说明人们对于《议定书》的真实心态：只要有利于特定的反犹主义的政治需要，即使谎言也可作为有力的武器。正是这一特征，构成了阴谋论者的特殊心理。
七 《泰晤士报》的揭秘与地狱里的对话
如果说，某一个理论被人们定义为阴谋论时，尤其当它的依据或文件被证实为伪造和虚假的时候，一般而论，它应该不再被人们所广泛地接受，可是关于犹太阴谋的《议定书》却是历史上罕见的例外。
构成一个巨大的阴谋论必须具备很多要素，但它的延续和传播以及接受程度，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内在依据，而是取决于人们所处的立场、利益。在这方面，政治利益、民族意识、宗教信仰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从这意义上来说，人们永远是选择性的。而《议定书》恰恰正是这样一部被选择的阴谋论的代表作。
1921年8月，《伦敦时报》驻君士坦丁堡（现伊斯坦布尔）记者菲利普·格拉夫（Philip Graves）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题为：《“议定书”的真相：一个伪造的文学》（The Truth about the Protocols: A Literary Forgery）。这三篇文章分别为：“序言”、“剽窃的作品”、“结论”。文章揭露《议定书》大量抄袭一本由法国律师署名为莫里斯·乔利（Maurice Joly）的作品《马基雅维利与孟德斯鸠地狱里的对话》。它于1864年发表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在全篇160多条协议中，有五分之二为明显的抄袭。第九章里有一半以上是从《马基雅维利与孟德斯鸠地狱里的对话》（下面简称为“地狱里的对话”）里搬过来的，第七章几乎是全文照搬，总计有四分之三的内容都是建立在该《地狱里的对话》的基础之上。
有一点必须着重指出：它们两者之间有一个极大的区别，那就是《地狱里的对话》是在政治上讽刺拿破仑三世的法国政府，只字没提犹太人。作者后来被政府判了15个月（也有18个月之说）的监禁。当它被改写成《议定书》后，里面的作者被改成犹太人的长老，非犹太人（non-Jewish）被改成了拿破仑三世政府成员。
《马基雅维利与孟德斯鸠地狱里的对话》是法国民主主义者莫里斯·乔利1864年出版的著作。书中虚拟描绘了两个哲学家的鬼魂在地狱里的对话，因为他们并不处于同一个时代，观点也针锋相对。马基雅维利代表着尽人皆知的专制的思维方式和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理念。孟德斯鸠则代表当时欧洲新兴的民主和法制改革的先进思想。
孟德斯鸠捍卫民主，强调民主，但马基雅维利认为，民主的形式可以很容易被操纵。他认为君王可以用无情的、残酷的，甚至蛊惑人心的、欺骗的手段残酷镇压和破坏民主。
莫里斯·乔利的“对话”原本是一个文学上的讽刺，其中，马基雅维利的特征比喻着拿破仑三世--一个诡计多端的暴君、煽动者和帝国主义者。他的确在肆意地破坏民主，为巩固帝位不择手段。
应当特别强调的是，《地狱里的对话》本身既不反犹，也不亲犹。它并不涉及犹太人。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里面有一些极其重大的根本的改动。在《地狱里的对话》中，马基雅维利使用的名词“人民”（the peoples），在《议定书》里，被更改为“基督教人民”（the Christian peoples）。而马基雅维利则被改为“锡安长老”即犹太长老（elders of Zion）。由于这个身份角色的改变，原来拿破仑三世对人民的蔑视和憎恨，在《议定书》里表现为犹太人对外邦人（非犹太人）的蔑视和憎恨。
这一改动引发的后果极其严重，其严重程度一定是《议定书》作者在当时无论如何也没有预料到的--它被之后的几乎整个世界所接受和相信，直至今日。
无论人们怎样争议，一个重要的阴谋论观点始终被永远传承下来，那就是不管《议定书》怎样抄袭《地狱里的对话》，无论它怎样被证伪，但在它们两者之前，一定有一些更深的来源，而这第三本未被发现的秘密文件的真实主角永远是犹太人！
八 纳粹帝国种族灭绝的阴谋论依据
世界上没有第二个阴谋论能像《议定书》那样，居然可以成为对一个种族实行集体屠杀和灭绝的理由和根据。这也就意味着，千万不要忽视阴谋论的作用，一旦当它不再仅仅是一个头脑中的理论和观念，一旦它被极端的邪恶势力所利用，它就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可怕的工具。
无论反犹主义的传统在20世纪的欧洲和德国是如何的狂热，无论《议定书》曾是怎样助燃着反犹主义的烈火，但作为一种阴谋论来说，它起到了任何阴谋论所没有起到的作用，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悲剧。对于希特勒实行灭绝犹太人的恐怖政策的原因，人们曾经在政治、历史、文化、心理等各方面进行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无论其结论怎样，有一点却不可忽视，无可否认，这部阴谋论的文件《议定书》，在其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亚马逊书评在对《种族灭绝的授权书》曾作出这样的评论：“希特勒对反犹主义的痴迷，源于他对那本伪造的《议定书》的痴迷。”
只要读过或了解《议定书》的内容，并将它与现实作对比，人们总能在其中找出各种重大的社会问题发生的根源，并可以轻易地将被指为《议定书》作者的犹太人产生无比的仇恨。不难估计希特勒读了《议定书》的具体内容时的感受。从希特勒于1925年7月18日出版的自传《我的奋斗》（Mein Kampf）中，我们就能看到，他读了《议定书》之后所得出的必然结论：“最后，犹太人在经济事务上的影响通过股票交易以恐怖的速度增长着。他们成为所有者，至少是国家民族劳动者们的掌控者。为了加强他们（犹太人）的政治地位，他们试图撕裂在一段时间内能继续抑制他们每一步伐的民族和公民的藩篱。为了宗教宽容和目的，他们尽力发挥先天的韧性，并在对他们已完全屈服的共济会里，他们有着出色的武器去达到自己的目的并获得成功。政治和经济上的统治圈以及高层资产阶级已被共济会的强力带进了他们的罗网，并且绝不怀疑发生了什么。”（《我的奋斗》第十一章：民族和种族）
“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向犹太人开战的三项主要武器--其深刻的理由也许一直没有被人们自觉地理解（虽然我并不这么认为）--提供了最好的证明：超越边界的强国的毒牙已被拔除，尽管以不直接的方式，禁止共济会和秘密会社、镇压超级国家的新闻、坚决地消灭马克思主义，坚定地加强和巩固与具有法西斯主义理念的国家的团结，所有这些，在几年之内，能让意大利政府增进意大利人民的利益，而不必再去理会犹太人世界的九头蛇发出的嘶叫声。”（《我的奋斗》第十三章：战后德国同盟政策）
可以这么认为：《议定书》实际上早已被希特勒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上的思想指导。远在希特勒掌握政权之前，当他还在监狱里向鲁道夫·赫斯口述自己的《我的奋斗》一书时，《我的奋斗》这部著作集国家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和反对民主主义思潮之大成，而反犹主义是贯穿该书的一条主线。《议定书》则是他作为自己反犹主义的最强的理论依据。他认为犹太人和斯拉夫人是劣等民族，雅利安人是优等人种，因此他有权征服和统治其他民族。
从1921年8月起，希特勒就在他的演讲中不断地强调这一论点。而当纳粹获得了政权之后，他的这一观点在德国的学校里被当做教材。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曾这样说：“这个民族（犹太人）的整个存在是建立在一个谎言之上的，这一谎言已被《议定书》所无可比拟地显示了。《法兰克福报》（当时为犹太人所主办的报刊--笔者注）每周一次地这样呻吟和尖叫着，这就是这本书最真实的最好证据。重要的是，用积极的、有力的方法来揭露犹太人的本质和活动，戳穿他们的最终目的和意图。”
在希特勒的意识中，《议定书》已经成为他对犹太民族无比憎恨的重要依据。希特勒宣称，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是由第五纵队（Fifth Column）的颠覆和德国的背叛分子结成联盟即犹太人联盟的结果。对此，他很快就找出了“证据”，那就是被认定为犹太人制作的秘密文件--《议定书》。它使人们相信，正是犹太人在这个文件里绘制的企图--秘密征服世界的阴谋，使德国和欧洲都遭受灾难。
众所周知，希特勒始终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的失败，看做是犹太人的阴谋。对此他不止一次地表达：“这就是使我十分惊异的，这独得天宠的人民（指犹太人--作者注），何以在这里（指宴会厅）特别多，而在前线者反而特别少。”“当他们和德皇握手亲善的时候，另一只手已经在暗中拿起利刃了！” “因为商业主宰了全国，所以金钱也就变成了万能，举国上下，每个人都成了拜金主义的奴隶，纪律败坏到了这样的地步。”
在一次公开的演讲中，他宣称：“对于我们来说，犹太的问题不是一个问题，你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去解决较小的让步。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能否恢复我们国家的健康的问题，是一个能否将犹太人的精神连根拔除的问题。不要以为你能对抗疾病，却不需要杀死造成疾病的载体，不需要去消灭芽孢杆菌。不要以为你可以对抗种族的肺结核病，而不需要注意去除种族肺结核病的载体。犹太人的污染不止息，这国家的中毒也永远不会结束，除非将这个毒素的载体--犹太人，从我们中间清除。”
1977年“伦敦读书协会”出版了一部《希特勒同约瑟夫·海尔的对话》（Hitler’s Conversation with Josef Hell），书中记录了约瑟夫·海尔同希特勒在1922年的对话中一段令人震惊的内容。当约瑟夫·海尔问希特勒，如果他获得完全自由的行动来反对犹太人，他将怎么做时，希特勒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如果我真的获得权力，灭绝犹太人将是我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工作。一旦我获得权力，我必须竖起一个又一个绞刑架，例如在慕尼黑，只要交通允许，犹太人就将被处以绞刑，一个接一个悬挂在上面直到他们的尸体发臭。只要卫生允许，就让他们一直挂在上面，直到慕尼黑的犹太人全都被处死。准确地说，其他城市也要按相同的程序这样做，直到德国干净地清除最后一个犹太人。”（P116）
除了希特勒在1939年1月在国会宣布过他将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中消灭犹太人的事实以外，我们只需看一看他在1945年4月2日的最后口授的结语：“人们将因为我灭绝了德国与中欧的犹太人而永久感谢纳粹主义。”这就够了。
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曾宣称：“在今天看来，《议定书》就像当初第一次出版那样是最新的。”在他的手中，《议定书》无疑成为他实行种族灭绝宣传的最有利、最有蛊惑作用的工具，也是他的种族灭绝论的最好的理由。
所有这些触目惊心的历史事实在提醒人们：阴谋论的危害性实际上是多么严重，它的后果将会是多么可怕。只要条件具备，阴谋论就可以立即转化为最恐怖的屠杀工具，成为各种罪行的最好借口和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