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拯??地球的怪叔叔
怪叔叔是安娜的叔叔，也是安娜的教父，他叫“巴黎客”，我叫他巴叔。巴叔住在巴黎另一个区，离埃菲尔铁塔不远。有座旧房子，带个小院子。他养了几只鸡，每天都能听到鸡叫，抬头便是埃菲尔铁塔。巴叔养鸡的初衷是觉得现在的鸡肉根本不能吃，“全是激素”“肉软绵绵的，没劲道”“太贵，1公斤要20欧元，简直是抢劫”。他养了很久的鸡，没见过他宰鸡吃肉。曾有人提醒他：“鸡肥了，可以吃了。”他一脸敌意：“别想碰我心爱的鸡！”
每只鸡都有名字，巴叔把它们当狗养，养出感情了。
巴叔是鳏夫，妻子4年前去世，此后他一直独居。
巴叔有稳定的工作，一个职业干了30多年，收入可以应付生活，偶尔会去附近的国家旅行。巴叔每天都会去同一个咖啡馆喝咖啡，然后买彩票。他买了几十年，安娜说从记事起巴叔就买彩票，从没有中过。安娜曾对他说，几十年的彩票钱可以买房子了，巴叔说：“这是投资，要真中了，这辈子都不用愁。”
每天都捏着几个数据，做一次梦，梦醒了又碎，不要紧，每天都有做梦的机会。无数的梦，像晨空里的肥皂泡，美丽，轻盈，易碎，碎了还有无数的肥皂泡升起。怀着暴富的梦想，走过每一天。
巴叔今年55岁，儿子已成家。妻子去世后，他消沉了一段时间，甚至把房产证、股票等拿出来给儿子和儿媳妇看，说：“万一我死了，你们知道这些东西放哪里。”
听多了，儿子就说：“拜托，爸，你又来了。”
某天，巴叔半夜打电话给儿子：“我见到你妈了，她全身发着绿光。”
儿子让他去国外旅行，散一下心。巴叔不懂英语，选择了北非一个说法语的阿拉伯国家——突尼斯。儿子关照那里的朋友：“我爸就交给你了，让他开心点儿。”
通过介绍，巴叔结识了一个突尼斯女人，他在突尼斯度过愉快的一周。刚回巴黎，他就说：“法国不行了，物价贵，人情冷漠，突尼斯是天堂。”他盼着下一个假期。巴叔会把“新女友”的照片给周围的人看，期待人家说她漂亮。有人调侃他：“很年轻啊！”
巴叔笑：“22岁。”
亲戚说：“这么年轻，哪能看得住，找个40来岁的女人过日子吧。”
巴叔说：“40岁太老了。”
亲戚提醒他：“你55了。”
巴叔说：“那边的人都说我像30多岁的。”
巴叔开始听年轻人的音乐，每次他开车，都会故意开着车窗，猛烈的摇滚乐一路驰骋而去。突尼斯女人时不时向他要钱：“昨天包被偷了。”“我爸爸生病了没钱。”“房子着火，东西都烧光了。”巴叔几百上千欧元地汇，突尼斯女人消停一段日子又会找借口要钱：这次，她说她想来法国。
巴叔向银行贷款几万欧元汇到突尼斯。
家里终于爆发战争。巴叔的儿子、儿媳妇、侄女、嫂子等所有的亲戚都来了，劝他，训他，说他糊涂，家产被妓女骗光了都不知道。
巴叔说那女人不是妓女，是个被生活逼到绝境的可怜女人。
亲戚说：“可怜的女人那么多，为什么非要救这个骗子？”
“她不是妓女，也不是骗子，我的钱我做主。”
巴叔甚至想搬家去突尼斯，不过这个念头最终打消。那个女人来到欧洲，没去法国，选择了有朋友居住的瑞典。一段日子里，她没有向巴叔要钱，当然，一个问候都没有。
巴叔继续沉迷于彩票，他的积蓄已被掏空，想中奖的念头越来越强烈。美丽肥皂泡每天都在产生，属于巴叔的泡泡始终没到来。巴叔开始赌球、赛马，安娜会劝他，巴叔说：“你过世的婶婶会保佑我中彩票的。”
继上次梦到全身发绿光的妻子后，巴叔又梦见了救世主，他逢人便说：“我梦见耶稣了，他朝我笑。”
大家都拿他的话当笑话。只有安娜经常来看他，他会对安娜说：“现在的肉啊不能吃了，还是自己养鸡好，我过段日子去乡下，自己种地养鸡。”
很多时候，巴叔会看着不远处的埃菲尔铁塔尖顶，说这个世界千疮百孔，迟早会打仗，原子弹大战啊，日本的地震啊，俄罗斯啊，美国啊，中国啊，迟早会打起来，所以现在要贮备粮食，城市没有乡下那么安全。
“打仗的话，只需一个炮弹巴黎就没了。”他说。
巴叔以前很喜欢画画。妻子去世，突尼斯女人又离开他之后，他又拿起画笔，花了很长时间描了一幅画，然后把画送给安娜。
安娜的客厅里挂满了画，都是亲戚朋友们的作品。橙黄蓝绿紫，鲜艳的一大片，一大屋热情洋溢色彩斑斓的画里，只有巴叔的惨白无力的雪地画显得可怜凄清，清冷得像是刚从冰窟里解冻。
画里是冬天，漫天漫地的雪，枯树，枯井，牵着牛的女人不知何去何从，神情忧伤落寞。
巴叔还在巴黎，每天喝咖啡，买彩票，日子跟以前没什么两样。
露华忽变霜阵
万圣节又到了，我忽然想起去年的这个时候，那个上门来讨糖果的小男孩。
要不是狗叫，我根本没注意到有人敲门，更不会想到那晚是个节日。
家里开足了暖气，一个人安安静静地码字，男女主角还没有相逢。有人敲门。门外是个小男孩，顶了条粗糙的白被单，双眼处挖了两个洞扮鬼。我还是一眼认出他是个小男孩，也只有这个年龄的男孩才有这份顶真的不修边幅——即使是扮鬼。
那双球鞋，通俗的蓝白色。他好像提了个篮子，专门放糖果用的。我想他对今晚的成果可能抱有非常乐观的态度。
“女士，晚上好。”
“晚上好。”
接下来不言自明，要给他糖。男孩大概十来岁，被单后的眼睛眨巴眨巴，其实他不披白布更可爱点儿。我担心他走的时候会被单子绊倒。
糖……我很少吃糖，已经过了吮糖果的年龄了。家里没有备糖。
当然不能让他失望，于是让他等等，我去找糖。
厨房里只有白砂糖，红糖是在中国超市买的，煮枸杞桂圆粥用。
我当然不能找几张玻璃纸裹几把糖霜给他，有虐待嫌疑。
男孩很耐心，门外静悄悄的。狗狗守在门边，喉咙噜噜响，不时吠一记。
在地窖里找到了陈年的糖果。说是陈年，估计起码满周岁了，叠在一个木制大碗里。
怎么办呢……就这么办吧……
木碗有点儿重，男孩把碗放在地上，然后一把一把抓着糖果往篮子里塞。
我家的陈年糖果终于找到了下家，还好蜜糖是不会坏的。
不知那孩子吃了多少，还是讨回家就随手扔在一旁了。希望他回家翻查战果时，回忆不起那些蒙了灰的糖究竟是从哪家讨来的。
我记得，男孩离开时，步伐是跳跃的，风鼓荡起那条寒酸的单子，袍角翻飞，颇有几分小鬼夜行的韵味。
今年，我也打扮打扮，蒙头去讨糖果吃。
首家是隔壁的女巫，不知她家的糖果是否也是蜥蜴蟾蜍蜘蛛之类的造型……
德国同学的信
德国同学余力是我语言班的同学，第一年语言学习结束后再没见过他。留在我印象里的是他的金发和高高的个子，总是一个人很沉默很严肃地听老师讲课。他的笔记工整有序，是班里最漂亮的。
语言学习结束后，他回德国，一年给我发一封信。信的开头用法语写：“你好吗？最近怎么样？”然后是一大串问号。
我很简单地回信：“很好啊，你呢？”
很长时间不见回信。
第二年，余力又给我发了一封相似的信，开头用法语写：“你好吗？最近如何啊？”还是一大串问号。
我照旧回信：“挺好的，你呢？最近如何？”
然后是第三年，他依旧是那几句话，下面拖着一大串问号。我觉得这位同学简直是欧盟的奇葩，回信道：“我很好啊，看来你也很好啊，有什么事快说吧，没事别打问号啊！”
发完了信，才觉得自己的语气有点儿过分，余力同学算是很优秀的学生，怎么发这么无聊的信。我想，等到他的下一封信估计是明年了，干脆说明白吧。我打了一封稍微有长度的信，说：“你这3年给我发的信，标点符号多于文字啊，全都是问号，怎么回事呢？”
这一年又快过了，圣诞来临之前，我终于又收到余力同学的信，好长一封邮件。
他说，经过研究，发觉是我的邮箱问题。我的电子邮箱是在中国注册的，他的是德国的。那些“问号”是他打的中文字，不知道为什么到我的邮箱里就不兼容了，全成了问号。原来，他学过一段时间的中文，信的开头是用法语问候，接下来想卖弄中文。不过到我这儿，法语能显示，方块中文字显示不出来，全成了问号。
幸好开头几句是法语。
好大的误会。
我觉得有点儿抱歉，但转念一想，为什么是我的邮箱有问题，我说他也有一半的责任，然后写道：“你可以明年圣诞再回信。”
第二天余力就回了信：“你好吗？我来巴黎玩两天，你有空吗？”
又是圣诞节
那年的圣诞礼物是一袋桔子。
事情是这样的，我进超市买了几个桔子。超市扫描仪出了点儿故障，收银黑哥弄了半天也没扫进去，黑哥气馁，把桔子递给我，说：“拿去吧。”
大约4块钱的桔子，我坐在路边就给扒干净了。开始下雪，小小的一阵，飘完了不留痕迹。那年的圣诞节有火炉，有火鸡，还有一个相伴的人；今年的圣诞节独自一人坐在路边吃桔子。雪飘在膝盖上，连根取暖的火柴都没有。
阮神父给我发了条信息：“来教堂做弥撒吧。”
我回：“我倒是很想吃一碗热腾腾的越南米粉。”
阮神父回道：“明天请你吃。”
安娜的母亲去世，她家今年不过圣诞节，她说打算跟男朋友去美国过圣诞。提到美国，我想到安祖，他可能带着女朋友来巴黎的奶奶家过圣诞，像4年前带着我一样。
那些自以为是的情绪又紧紧地包围了我，跟他分手时也没有这么难受，大约是孤独了。
巴黎浸泡在红灯绿叶的圣诞气氛中，街上有人卖烤栗子，一丝丝焦味。行人拎着礼盒往家里走，家在不远处。余力到巴黎时，天已黑，那头漂亮的金发我一眼就认出来，他远远地朝我招手。一年一封信的老同学，没什么大变化。
但很快，圣诞气氛被我们的谈话中断。
余力问：“你男朋友呢？”
我说：“可能在火炉前跟他的恋人说情话。”
“这么悲惨，但你看上去一点儿都不悲伤。”
难道要我坐在你面前哭给你看吗？
余力说：“我们都认识他，那时他经常来学校接你。”
很美好的回忆，不是吗？
这时，余力说：“我觉得他经常来学校接你，可能是想看看班里男生的情况，同时表示你有男朋友了，免得被男同学抢走。”这个跟我同窗一年，彼此谈话不超过10句的男同学，忽然发表对安祖的看法。那些仅存的温暖的回忆，被他数落得一无是处，在冰冷冬风里失去温度。我可以拿他的话当玩笑，但我没有，我仍然很在意。
余力拿着两张电影票，站在地铁口看我愤怒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
他坐了好几个小时的火车到巴黎，才刚出地铁呢，就闹个不愉快，估计是又坐了几个小时的火车回德国了吧。
那个圣诞节，我真的是一个人过了。
穿紧身豹纹衣的奶奶
1941年的冬天。法国阿尔萨斯。
天极冷，雪下得很厚，詹妮趴在哥哥的背上，她没有鞋子。哥哥比她大不了多少。两人在雪地里转着，不敢回家。家里的父亲很暴力，街上又有德国人，他们只能在雪地里消磨时间。詹妮幻想着，或许能够在雪地里找到一只冻死的小兽，像上次那样吃顿肉，肚子会好受点儿。
妈妈一定在那里。
詹妮说：“哥哥，别去那里。”
他们的母亲在路边接待德国兵，衣裳不整，醉得一塌糊涂，是当地有名的妓女。詹妮对母亲没有一点儿感情，起码在外人看来是这样的。她极富个性，当懂得母亲只会与男人周旋时，她选择远离，冷冷地看着发生的一切。她说：“如果妈妈能够给我和哥哥带来一点儿食物，我就不会恨她，但她只会喝酒，填饱自己的肚子。现在又与德国人鬼混，我看不起她。”
那年她10岁。
她恨父亲，那个因为她偷吃了一点儿香肠而拿猎枪顶着她脑袋的男人。人生的起始岁月，她只记得哥哥，不过战争很快让她失去了哥哥。
上个世纪60年代是法国的黄金年代，詹妮从阿尔萨斯搬到了巴黎。
她17岁有了第一个孩子，男孩；很快有了第二、第三、第四个儿子。丈夫是个胆小的好人，不敢坐飞机，不敢坐火车，一辈子窝在阿尔萨斯那个小村庄里。儿子们渐渐长大，她离了婚，丈夫后来因酗酒去世。
詹妮对第一个儿媳说：“别让我再见到你，贱人！”
第二个儿子结婚时，她祝愿儿媳妇能够淹死在塞纳河里。
第三个儿子曾偷过珠宝店的金饰，警察来搜查时，詹妮把金首饰藏在冰箱的冷冻室。三儿子后来成了亿万富翁，没有结婚，詹妮跟儿子女友的关系很好。
第四个儿子结婚时，詹妮说儿媳妇的嘴像鸡屁股。
她尖酸刻薄，只有二儿子经常来看她，二儿子的性格跟他父亲一模一样，是个好人。
孙辈们也渐渐长大，大孙女曾说：“我去奶奶家的时候，感觉自己像个外人。”她从不会去看詹妮，詹妮也不过问她的生活。孙子找了个黑人女朋友，她当面说其是“黑奴”“睾丸清空机”。
詹妮活得并不凄凉，她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收入，做得一手好菜，穿衣打扮向来得体，甚至时尚。但很少有人来看她。
直到某天，她的曾孙女出生，一个黑白混血儿。詹妮也是听人说起才知道自己当了曾祖母。她给所有的家人打了电话，请他们周日过来聚餐，儿子孙子们陆续来了，十几个人，一张大桌子都不够。詹妮抱着曾孙女，很开心，她大概忘了，曾孙女的妈妈是她口中的“黑奴”。
她站起来，一个个亲吻着孩子们，拥抱他们，衰老的皮肤滑过年轻的脸。孩子们有点儿不适，也有点儿感动。不过感情并不是一天铸就的，聚餐过后，孩子们仍然没有探望她的习惯。詹妮仍然孤独地活着，时不时抱怨儿孙，说着儿媳孙媳的坏话。
詹妮是我们这栋楼的保洁员。我第一次见她，是震惊于她的紧身豹纹衣、漂亮的口红、高耸整齐的发型。她在外面套了一件工作服，每天都这样，穿得很漂亮，然后打扫卫生。
若不是因为詹妮抢了另一个保洁老太太的工作，若不是那个老太太替我收了一封信，让我去她家拿，若不是那个下午我恰巧有空，老太太愿意跟我闲聊，我就不会知道詹妮的故事。
老太太和詹妮是亲戚。
我们那栋楼里的人，背地里叫詹妮“穿紧身豹纹衣的奶奶”。
算来，她已经快80了吧。
今晚，可不可以
陪我去红磨坊
门铃响的时候，我还在想会是谁。
一段日子，我锁在家里昏天暗地地写文。小说、论文，中文、法语，不断交替。天气暖了，暖气刚断，脚上的疤依然在，提醒着我别再惦记夏天的裙子。刚写完小说《翡冷翠》，我把资料收拾齐整，给家里来个大扫除，窗明几净的，我没想过谁会来，更没想到会是他。
美国和法国的距离，到底没有中国和法国那么远。安祖站在门外，行李包在脚下，脸上有点儿胡渣。我差点儿问他：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才想起来，这段日子没搬过家，我在蒙马特高地住了1年多了。
1年多的时间，从失意、绝望，到慢慢挣扎着回到现实，脚还没踩稳，又被一巴掌扇回原地。我脱口而出：“什么时候回来的？”“刚到。”
他没怎么变，晒黑了点儿，套一件印着他学校名字的T恤，有股加州阳光的热度，大西洋西岸的海风对我来说是陌生的，我承认有那么一点点陌生的感觉。
没再说什么，让他进了门。我进厨房，从冰箱里拿出一点儿菜和肉。想煮碗面时，发觉安祖已经睡着了，躺在地毯上，头枕着行李，发出舒适轻微的呼吸声。
我给他留了条子，我要去看小孩子，傍晚回来。
很忙，忙得连回想的时间都没有。当我赶回家时，安祖已经走了。我想，他或许去看住在养老院的奶奶，或者又回美国去了，甚至，他不曾来过。这一切都是我忙极时想象出来的自我安慰。但厨房里的面碗是空的，他真的来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