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规制改革与经济性规制改革也不是同步的。当对经济性规制的批评如日中天之时，由平民主义推动的社会性规制正达到它新的高潮，60年代，旨在保护公民权、反贫困、反战、保护环境以及消费者的平民主义运动促成了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社会性规制的猛长；这些规制的范围涉及到健康、安全和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同时与之相应的规制机构迅速增多（这些规制机构因“俘获”而产生的可能性极小，至少在最初几年看来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表2并不意味着这一增长到1973年即告终结，相反，在70年代后半部的五年中，仍有旨在进行社会性规制的法令或修正案出台。其中许多都是为防止放松经济性规制的负面效果而出台的，例如为保护存款者利益，美国政府根据1982年加恩一杰曼储蓄金融机构法存款金融机构法加大了主管当局的某些权限。从这一意义上讲，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在某些方面是互为消长的。
与经济性规制的放松相比，对社会性规制的放松是温和的。它主要涉及两个方面：1）社会性规制主要依据公益原则设立，忽视成本计算。由于这些机构寻求自身利益的冲动以及规制本身的运作，规制的成本是高昂的。这些成本主要由厂商，最终由消费者来承担。放松规制的第一步是对规制成本的考虑，这一考虑虽然从福特和卡特时代就已开始，但是当时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虽然对成本和收益进行评估，但净收益并不被要求作为实施规制的理由。真正意义上的放松规制开始于里根时代，他要求一项社会性规制要想成立，必须以净收益为依据。同时，他还设立了特别行动小组，对引起过重负担的规制项目进行审核。2）使用更加富有弹性的方法进行规制：如解决污染问题时，仅为厂商确定允许的污染程度而不再对其生产的各个环节进行控制，这使得厂商拥有更大的自由空间可以按效益最大化的原则组织生产。
就社会性规制而言，规制与放松规制的措施交织出现，并未像经济性规制那样表现出强烈的减少趋势，甚至在总量上看还有所增加。哈恩和霍普金斯的研究表明，80年代，美国放松经济性规制的同时，与环境、健康和安全有关的新社会性规制、程序性规制大幅度增长。政府规制方面的行政支出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即是社会性规制的增长。
他们指出，在1990年的规制费用中，经济性规制仅为510亿美元，而社会性规制成本却达到2520亿美元，占总额的5/6。
（二）对放松规制后果的评价放松规制的目的在于扩展企业自由活动的空间，即将竞争精神重新注入到企业的生命中去。作为竞争扩大的后果，有得有失，或得失参半，每个产业的结果当然不同，而且由于观察者的立场和角度不同，评价亦各异。由于篇幅和专业领域的限制，我们无法深入到各个产业的内部，而只能综合放松规制的全部产业，以福利最大化为价值取向，略作评论。
卡恩对放松规制的积极效果做出以下评价：1）收费水平大幅度下降。这一点在航空、证券（股票委托手续费）、卡车、电信、铁路货运等方面尤为明显。2）包含引进各种减价制度在内的收费种类多样化和收费体系的改进。3）与收费体系多样化相联系，提供新服务有了急速发展，消费者能够选择价格与质量相结合的多种服务。4）企业效率因资源配置的重新调整和企业行政费的降低而有很大改善。5）由竞争引起的技术和设备更新，以及因收费降低和新服务的提供而引起的需求扩张，对宏观经济的增长做出了贡献。6）另外有争议的是服务质量的变化，如航空业中既有平均事故率下降的好现象，又产生了对超定员售票、机内服务差的抱怨。
放松规制改革暴露出的问题主要有：
1.诱发金融投机现象
1980年储蓄机构放松规制和金融控制法颁布后，许多储蓄协会开始取消利率上限和多种经营的许可而投机冒险。它们利用一个高利率的广告和一个免费电话，就可以狂吸社会上的存款，然后去冒险投资经营。存款人有政府储蓄保险法做后盾而放心储蓄，只要存款在10万美元以下，银行即使倒闭，政府也保障存款人不受损失。储蓄银行的院外活动集团成功地破坏了联邦住房放款银行面对已经觉察到的投机行为之限制，并赢得国会议员的支持，最后发生储蓄协会危机。随着储蓄协会倒闭的增多，1986年联邦储蓄与放款保险公司的保险基金告罄。1987年8月，国会授权银行局发行108亿美元债券，用于关闭无支付能力的储蓄协会，但杯水车薪，难挽危局。布什政府在1989—1991发行500亿美元的30年债券。发行债券的收入拨给一个新建的信托情报公司，使其在3年内清算或出售近500家无支付能力的储蓄协会。政府储蓄保险是政府对存款人的法律承诺，损失多少，政府无条件赔偿多少。据统计，1989年到1996年全部发生的保险损失为1550亿美元，商业银行在80年代因发放过多的房地产贷款等原因，也身处危局之中，资信地位受到动摇。
2.“挑奶皮”现象的发生
这种现象主要是伴随着对存在内部互相补助的产业放松规制而出现的。在存在规制的情况下，自然垄断部门有所谓的“供给义务”：即尽管供给成本因地区或用户群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在不少情况下仍设定全国统一或地区内统一的收费。这样，有些供给是盈利的，而有些供给是亏损的，企业为维持亏损性的供给，只能用盈利部分对其进行补助，称为“内部互相补助”。“挑奶皮”的原意是“仅挑出牛奶温热后上面那层富有脂肪而美味的部分来吃”。在放松规制的场合，则指存在内部互补的产业，放松规制将使新企业仅参加到那些收益高的地区、（如存在高密度，高增长性需求的地区）及高收益的服务领域。这无疑会压迫原有企业的收益，同时还会发生对特定地区，特定顾客层的服务不可能继续提供的现象。这一现象主要出现于电信、运输等许多领域。目前对这一现象的应对策略主要是：1）放松价格规制，恢复价格歧视；2）用征收“服务费”的办法将亏损份额分配给新加入者和消费者负担；3）建立普遍服务基金，由政府通过财政来对亏损的服务供给进行补贴。
3.排他性行为对于原属自然垄断领域的产业，在放松规制后虽有新企业参加，但至少在刚刚放松规制后的一段时期内原有企业会占据几乎全部市场，而其余市场则由新进入的企业来瓜分。理论上，这种市场叫做“部分垄断市场”。在该市场中，原有的企业称为“支配市场企业”。它们具有支配市场的力量，可以通过价格歧视、价格挤压，以及互惠交易等多种手段将新加入的企业从市场中驱逐或排挤出去。这些行为都属于违法行为。目前的应对策略也主要是从反垄断的立场上进行监督，使支配市场的企业不能作出类似的排他性行为，或者采用非对称性规制的办法，部分地保持对原有企业的规制，放弃对新加入企业的规制。
可以看出，无论是对银行业的投机，还是对“挑奶皮”和“排他性行为”，目前的应对策略主要是借助反垄断法和社会性规制。经历了经济性规制的痛苦岁月，很少有人希望再用压制竞争来弥补市场缺憾。放松规制运动最终将走向何处，尤其是社会性规制何去何从，目前尚看不到肯定的结论。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不会再有经济学家象在30年代那样，面对新的衰退坚持认为压制竞争会是一个重新走向繁荣的貌似合理的举措。”
二、政府内部的非规制化改革
与其他工业化民主国家相比，美国更依赖规定和规制来控制政府决策的执行。对于一切可能出错的事情都有一个规制；每当某一事情发生了毛病，便会有一批新的规制来加以约束。久而久之，美国官僚机构内部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规制迷宫。这些规制曾经为美国政府带来了巨大的理性、效率和声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这种规制为本的管理模式日益暴露出它自身的缺陷和不适应性，导致了所谓的“过度规制”问题。“行动迟缓、效率低下和刻板而且无人情味”成了人们对美国政府的基本看法。以放松规制为取向的改革于是成为当代美国行政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
过度规制问题的成因及后果
本节主要探讨的问题包括：美国政府内部管理中过度规制有哪些表现？其成因如何？实质是什么？它产生了哪些消极后果？
（一）过度规制问题的表现过度规制问题存在于美国政府官僚机构的各个层面。
其基本特征是：规制数量浩繁巨大，内容细密庞杂，远远超过了维持一定的监控水平和生产效率的需要。
国会是美国最大的规制制造者。以对国防部的规制为例，到1989年止，国会有29个委员会和55个从属委员会以不同的方式对国防事务实行监督。众议院就国防项目审批提出的修正案从1977年的零项增加到了1986年的148项。仅1993-1994财政年度，国会要求联邦行政部门准备的报告就达5348个。
法院对行政部门的规制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早在70年代，伍德在波士顿担任学监时，其所在部门竟必须遵守200多项法院命令，连律师都感到数清已非易事，更不要说通读一遍了。
政府行政机构内部管理所依据的规章制度就更是浩繁细致，不胜枚举。
军队文职人员的人事管理手册有8800页，联邦人事手册则达1万余页。农业部所依据的人事法律、条例、指南、判例及内部条例重达405.824公斤。1991年海军人力资源办公室的人事表格堆在一起高达944.88米。极其复杂的人事制度则把人事职位分成459个系列、15个级别，每个级别又分为10等。
《联邦采购条例》有1600页，具体部门必须遵循的条例有2900多页。国防部的采购条例则长达2000页，其中12页谈如何购买奶油夹心甜饼，14页谈如何购买水果蛋糕。
美国政府的预算体制为了实现专款专用的目的，对帐目进行明细分类。1990年联邦政府的预算文件共有1376页。在一个军事部门，基地管理人员仅房屋修理一项就有26个不同的会计科目。俄勒冈州有一个100万英亩的国家公园，该公园的预算共分为53个大类，557个管理小类，1769个会计专项。会计专项之间的资金流动须经总部批准，每一笔资金在帐目间的流动至少要花费30天。
（二）过度规制问题的成因及实质
从一定意义上说，美国政府官僚机构的过度规制问题是对19世纪规制不足问题的一种过度反应的结果。在进步党人时代，改革者为了遏制日盛一日的腐败和效率低下问题，发起了“良好政府”（Good Government）和“科学管理”运动，开创了以功绩制为基础、政治中立为核心原则的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基础。这一时期，主导的行政理念是“职业主义”和“专家治国”，主要依靠官员内在的道德约束来防止行政权的滥用。改革的设计者愿意给任命的官员以很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因为他们相信，行政人员都是专家因而懂得如何运用知识找到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这一时期的法律一般都很概括和含混，经常采用一些可作广泛解释的语汇，如“公正和适当的”等。到了罗斯福新政时期，联邦政府的指导理论开始出现了转向，认为高级任命官员应该是总统行政的代理人。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政府在美国社会中的重要性不断增长，同时，其政治中立的原则也在理论和实践上日益受到怀疑。有人开始提出，行政机构实际上已成为利益集团争取政治好处的场所。美国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理论和机制，以便使得那些政治决策者可以保持对行政官员的控制。这种控制企图的实现形式就是后来愈演愈烈的详细而严格的规制。
综合起来，美国的过度规制问题可归结为以下原因：
1.行政机构的“一仆二主”地位
威尔逊认为：“美国的宪法决定了总统与国会之间为争取美国行政系统的控制权而竞争不休”。根据美国宪法，总统“保障法律得以忠实的执行”，总统据此认为，政府部门应对他本人负责。而宪法同时还赋予了国会“所有立法权”，国会认为这便意味着，它授权建立的政府机构理应遵从并响应其缔造者的旨意。自罗斯福执政以来，总统和国会一直在想方设法扩大各自对官僚机构的影响：总统权力每增长一分，国会的权力便也相应地膨胀一度。当尼克松总统设立了权力较大的行政管理预算局时，国会也相应地成立了总审计局及后来的国会预算局；当总统设立了中央情报局后，国会便也相应地成立了参众两院特别情报委员会，以便详细而及时地了解中央情报局从事的一切活动。
特别是本世纪40年代末期以来，美国政坛经常出现国会和总统权力分别为两个不同的党派所控制的局面，两派的政治争夺也不断地体现在行政领域，控制的企图推动了规制的不断发展。70年代的“水门事件”等一系列政府丑闻，又推动了加强对公务员的道德约束和对行政部门监督的法律的出台，这强化了公共机构中以“规制为本”的氛围的形成。
在形式上，所有行政机构都从属于总统，但是，由于国会掌握了授权、拨款和调查的权力，因而可以很容易地对官僚机构施加影响。虽然这些“微观管理”受到了普遍批评，但它们却一直在实行着并在形式上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正如威尔逊所指出的那样：“国会的微观管理越来越多地采取制订复杂的、详尽的法规的形式，而不是为某些人争取实惠的形式。……现在，国会不必通过一项法律，甚至不必批复一份报告，就可对政府部门下达指示，告诉他们如何使用拨款或怎样理解法律。”国会加强对行政机构的控制，并不仅仅是出于防止行政权滥用和扩大自己的权力需要，其背后有着强大的利益集团的推动。国会议员借以进行利益分配的法规和公式往往都是由全国性利益集团的领导人拟订和设计的，且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竞争使得政策的拥护者和反对者都要求国会做出结构和程序上的安排，以确保各方不可能占主导地位。只要利益集团试图影响和控制行政机构的企图和动力不减，它们就会推动和鼓励国会对行政机构施加更多的规制。
2.美国特有的司法审查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