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政府内部管理改革体现了非管制型政府模式一些特点。这种模式认为，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和管制条例给政府管理带来了种种束缚，它们是妨碍政府效率的主要因素，而不是提高政府管理水平的一种手段。因此，如果能够取消一部分对官僚机构的限制和制约，政府机构就可以更有效率，而且还可能从事新的创造性工作来改进社会的整体利益。
非管制型政府模式有两条基本主张：第一条认为，政府是社会中的一种进步力量。《改革政府》一书在前言中鲜明地指出：“我们对政府充满信心，我们并没有把政府视作一种不得不忍受的邪恶……政府是我们解决共同问题的方式。”对于现代政府的组织形式——官僚制（即科层制），非管制型政府模式一方面承认其固有的弊端，另一方面又认为它是可以接受的，有些场合下甚至是求之不得的。
杰科斯指出：“从我35年的研究看，科层制是适合于大型组织的最有效、最稳固而且是最自然的管理方式。”虽然美国行政改革是以非官僚化为取向的，但是，从近几十年来的改革实践来看，官僚制并未受到根本的动摇，而且改革者在努力放松规制的同时也并未放弃维护根植于官僚制之中的某些传统价值的努力。第二条认为，政府不去干预，政府雇员将会做好自己的工作，用一种虽然不完美但却很合理的方式为公众提供服务。在美国，人们并不否认放松规制、下放权力会对公务员形成良好的激励，从而带来巨大的效率成果，人们担心的只是广泛的授权会冒权力滥用的风险，在一个对权力充满警惕的国度里，这种风险在观念上是常常难以接受的。事实上，如何在效率与民主间取舍或找到平衡点，正是美国行政改革的难点所在。
美国的行政改革实践为我们研究和探索非管制型政府模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但是，正如盖·彼得斯所言：
“任何真正的非管制型政府要想在政治上或是在实际操作中广泛为人所接受，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要走。”
（三）改革中的问题与难点
1.改革的利益分析：动力和阻力美国政府内部放松规制的改革，涉及到政治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问题，因而必然会在具有动力的同时又产生有阻力。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联邦政府规制改革的阻力因素要大于动力因素。
放松规制的动力因素有：
A.总统的政治领导和推动。在财政预算的压力下，通过放松规制来节约政府开支、提高政府绩效并增强对选民的回应性，无疑会使总统在政治上获益颇多。而且，放松规制本身就等于是在减少总统在行使行政权时的束缚，这自然是为总统所喜闻乐见的。此外，州长及地方政府的行政领导人也是放松规则的强大推动力量。
B.对政府持乐观看法的民间组织（或者说公共利益团体）的积极主张和持续推动。这些民间组织成员由私营企业家、私营部门管理人员、前政府要员和专家学者组成。私营部门凭借的是80年代私有企业放松管制成功的经验，前政府要员凭借的是对政府的责任感及对政府事务丰富的实践经验，专家学者（尤其是行政学者和公共管理专家）凭借的是理性的知识，这三种群体强烈意识到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才能使美国政府实现自身的重塑，更好地迎接新时代对政府提出的挑战和要求。例如：温特委员会就是这样的组织，它有力地推动和指导了州与地方政府的放松规制的改革。
C.政府雇员及政府部门的直接服务对象（“顾客”）也是改革的支持者。放松规制会对下级雇员形成激励，提高其工作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力；放松规制还更有利于“顾客”解决问题并得到更好的服务，因而这两者是放松规制的坚定支持者。政府部门的领导渴望扩大自主权，因而也是放松规制的支持力量。中层管理者尽管是放松规制中被压缩的对象，但仍有一部分人愿意以中层职位的丧失来换取更多管理的自由。
放松规制的阻力因素有：
A.议会是放松规制的最大阻力。公务员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扩大，意味着议会决策权力的缩小。规则的减少，意味着议会微观管理机会的减少。预算帐目明细分类的淡化，意味着议会各委员会利用预算控制行政部门，服务于选民集团的权力的减少。坎特指出，“议会是一种关注输入方面的机制，而国家绩效评论则关注输出方面，议会很少有关心结果的动力，并且议会在事实上长期使自己陷于权力制约的狂热之中，也使其无暇关心行政部门一直注重的绩效问题。”因此，议会对放松规制态度冷淡，并多次阻挠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
B.工会也是放松规制的政治障碍。在美国的政府与雇员关系史上，法律明文规定不准公务员就工资问题与政府谈判。工会历来靠听取申诉等多种规制做凭借保护雇员的利益。增加谈判的权力是工会在文官改革中的目标。因此，如果不满足工会在这方面的要求，就很难推动对公务员规则的放松。
C.政府内部规制管理者也是改革的阻力。兰德公司的一项调查表明，只要上级管理部门能真正愿意放弃手中的权力，下放权力的改革就能获得成功，然而现实生活中缺少这样的上级管理部门。联邦管理者协会就推广中国湖试验在2万多中层管理者中所做的调查显示，700的人持反对意见。
州与地方政府推动改革的力量则相对大于联邦政府，这是因为：
①州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更为严峻，民众对其服务的感受最直接、期望更高；②州议会在19世纪中后期有着一段不光彩的腐败史，人们不那么信任议会，因而其制约力也比较差；③自20世纪开始的州行政改革强化了州长的地位。
州长的预算权力大大超过联邦总统。近90%的市政府的行政权力比较强大、集中。
2.改革中的责任机制：从以“规则”为本向以“绩效”为本转化9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推行的“放松规制”的改革实践，实际上是对传统政府责任制的一种挑战，同时也标志着美国开始系统化探索新的政府责任机制问题，《戈尔报告》指出，“如果没有一个对立法部门和对公民负责的强大的责任机制，没有一个政府能够生存，但是传统的责任机制经常把政府投入到无休无止又昂贵的繁文缛节之中，当政府试图摆脱1/2的责任机制约束时，它就需要一个新的强大的责任机制来代替它。”美国传统的保障行政部门责任的机制，主要由国会的政治控制、总统的行政控制和法院的司法审查组成，所凭借的基本手段则是规制。这种规则控制虽然越来越严密，但却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一方面，政府官僚凭借其复杂的专业技术垄断权和丰富的行政事务经验，“按照令一些人不快的方式在众多的政治主子的夹缝中迂回辗转，并根据其内部需要，而并非仅仅顺应外部的要求来确定自身的任务”，从而使某些规制监控流于形式。约翰逊政府的一位副部长曾对白宫试图包揽越来越多的决策权的现象作了。
描述，他说：“在最高领导层上，琐碎的问题挤走了重大问题；而那些处在基层、有时间挖空心思玩弄伎俩的人，则处理着具有政策和政治意义的问题。”另一方面，过度的规制把官僚机构管“死”了，官僚机构失去了解决问题的积极性和创造热情，越来越倾向于以规章为本，这就使得它们难以很好地履行其法定职责，难以以较高的效率、较好的质量和更具有灵活性和创造力的方式为公众提供令人满意的服务。也就是说，以规则为基础的责任机制已经使得政府官僚机构不能够真正实现对公众的责任了。
从美国近年来放松规制的改革历程来看，美国政府正日趋疏远以规则为基础的责任机制，越来越趋向于以绩效和结果为基础的责任机制。这种对立法机构和对消费者同时负责的“混合责任机制”，其所赖以实现的手段将是“绩效”和“结果”，而不再是“规则”。然而，美国公民不会允许一个政府在谋求提高绩效的同时，出现行政权力的失控。
问题的实质在于：放松规制改革所试图确立的新的政府责任机制，尚未被证明能完全取代原有的政府责任机制，也未被证明一定能确保美国政府体制中的那些核心价值。美国行政改革能否取得期望的效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令人信服地确立起新的政府责任机制。
3.行政改革中的政治：更多效率还是更多民主从总体上说，放松规制所要解决的是美国现代政府中所存在的低效问题，然而，这一目标却与美国政府制度中的民主问题发生了价值上的冲突。
阿瑟·奥肯很早就指出：“资本主义和民主确是一种最不可能的混合物”，也就是说，民主的目标不是效率（而是平等），资本主义的目标才是效率。威尔逊指出：“合众国各级政府并没有被设计成高效率或强有力的政府，相反只要求它们顺应局势的变化，让人能容忍其存在。那些做出这样安排的人一直设想联邦政府行使职权而且范围有限。”从美国的整个政治制度来看，“分权与制衡”乃是其核心价值，效率只能属于其次的地位。在美国人的观念中，一个效率很高但可能会滥用权力的政府远不如一个效率虽低但循规蹈矩的政府可以让人接受。
民主与效率的这种天然矛盾，很明显地反映了美国放松规制改革的设计思想和实施进展当中。以美国文官体制的改革为例，改革者企图鱼与熊掌兼得：“既保存美国公务员制度的传统价值，又要废除传统上为实现这些价值而制定的过分神秘而僵化的规则。”事实上，美国公务员制度中的那些传统价值正是根植于统一的规则之中，民主所主张的东西往往与效率的要求相违背。从实施进程上来看，美国的文官改革之所以进展缓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担心、大规模的放松规制会带来监督失控，导致滥用权力。
正是民主的要求在阻碍着增进效率的努力。因此，放松规制与民主制的这种内在冲突和矛盾决定了美国行政改革的进程必然充满曲折，步履维艰。
桑德斯声称，以结果为基础的分权管理模式，将会“既能保留现行体制的核心价值，又不陷于官僚规则之中，而降低公共服务效率。”但从目前来看，这还只是一种理论设计，要想大规模推行，难题很多，而且效果如何尚是一个未知数。
从根本上说，除非修改宪法，重新界定美国政府运作的目标（既保证民主价值的实现，又要提高攻府运作效率），否则，美国行政改革与美国民主制之间的内在矛盾是不会消失的。
信息社会的到来，已对美国的民主制提出了挑战（如：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的操纵、传统政府责任机制出现功能缺失、政府绩效低下、对民众的回应性差等问题），而美国社会实际上是以行政改革而非宪政改革来迎接这种挑战的。
单单依靠行政改革来渐进地解决信息社会给美国民主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矛盾将在所难免，效果也必然十分有效。
凯登曾撰文指出：“行政改革的推动者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将如何克服盛行的自我服务的政治行政文化，这种自我服务的文化鼓励利用公共组织、公共财政来获取自我利益，在这种文化之中，政治家、游说者给国家造成了难以想象的后果。”因此，只要这种政治文化、政治体制不改变，行政改革的诸多措施只是“把好苹果放在烂桶里——放松规制只能恶化形势，而不是改观形势”。
4.放松规制能解决一切问题吗对放松规制的怀疑，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人们对规则的积极价值的留恋：规则是对有效的实践经验的一种理性总结，规则更能保证公平，规则可以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规则有助于维护组织中的核心价值，规则也可能带来高效率等。在官僚制仍然是当今政府主导组织形式的情况下，规则可以减少却是不可能被抛弃的。只要规则存在，照章办事乃至墨守成规的事就在所难免。
对放松规制的怀疑，还源于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不确定性。放松规制一定能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吗？放松规制一定能保证行政官员在行使权力时进行自我约束吗？谁也不能保证。放松规制战略在企业界取得了成功，在政府则不一定就会成功。凯登在《行政改革——美国模式》一文中就认为，重塑政府运动存在着四个错误假定，其中之一便。是认为“企业成功经验即是好的经验”。放松规制在外国行政改革中，有成功的例子，同样也有失败的教训。假设官员可以自我约束（即性善说）同假设官员只要有机会就会滥用权力（即性恶说）一样，缺乏足以服人的证据。更为关键的是，放松规制本身也会带来一些麻烦，自由裁量权的扩大必然会使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更多地依赖于官员的个人素质、主观判断和道德修养，这很可能会对美国行政体制的公平、廉洁等传统价值产生冲击。
因此，放松规制可能有助于解决美国政府的部分问题，可能会在部分公共部门和政府层级取得较好的效果，但决非是所有问题的答案。《放松对公共机构的规制》一书的作者们用了“政府能否得以改进”的副标题来表达他们的疑问。他们指出，“放松对公共机构的规制是一项有趣的并且具有潜在重要性的改革途径，它需要受到争论而不是被神化，需要被研究而不是被推销。”必须“以一种真正经验主义的态度来看待放松规制——它是一种仍需通过争论、观察或（最为重要的）试验来证实或证伪的改革理念。”沃克和温特曾是美国放松规制改革的倡导者，但1993年美国联邦政府正式制定放松规制的战略时，两人却又清醒地指出：“从严格学术意义上讲，放松对政府部门的规则只是改善公共行政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