⑥加强对各级公务员的道德教育，培养其工作责任感，增强对社会和民众的服务意识。如阿尔及利亚1988年改革措施及秘鲁1985年的职业道德培训计划。
总体而言，各国政府整肃风纪的措施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打击了一批贪污腐化分子，有利于政府效率的提高和遏制腐败的恶性蔓延；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整饬经济秩序，保证政府公共政策目标的预期实现；有利于提高政治领导人的威望，巩固现政权。更为重要的是，它促进了民众民主意识的提高，增强了政治参与的热情，有利于形成推动政府改革的强大政治压力。例如：1988年全斗焕案被披露后，舆论哗然，从此便改变了韩国政治力量对比关系，极大地影响了韩国后来政局的发展。
但是，对反腐败的成绩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冷静的评估。
①第三世界各国的腐败问题涉及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根深蒂固，因素复杂。反腐败运动可能会取得一时之效，但能否保持下去，且能否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仍需要经过艰辛的努力。
②由于腐败的隐密性，很难对一国的腐败程度做一全面、准确的估算。但能从民众的态度上间接地觉察到某些问题。如巴西议会预算舞弊案曝光后，一项民意测验表明，57%的巴西人认为把科洛尔赶下台的国会议员同前总统一样腐败。这表明，反腐斗争依旧任重而道远。
③接连爆发的丑闻和反腐败斗争中执行不力、处理不公等现象，加重了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可能导致深刻的政治危机，影响经济的发展。巴西的科洛尔案就引发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使1992年的主要经济目标未能实现，议会也停止了对政府的经济改革和现代化提案的表决。
8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反腐败的过程中所遇到的诸多困难显示，反腐败决非是一件易事，它牵扯到社会方方面面的利益，几乎受到社会所有因素的影响，因而阻力巨大。
①长期的腐败已物化成一定的社会利益结构，转化为一种社会行为方式，它涉及政府内外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积重难返，很难立即见到成效。
②不成熟的甚至是畸形发展的政党政治。一党制和军人专制所导致的权力过分集中，监督乏力，是造成各国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9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被迫推行了多党制。由于很多国家根本不具备实行西式民主的基础和条件，多党制畸形发展，有的甚至演变成部族政治（如非洲）或教派政治（如中东），加剧了国家的混乱和政局的动荡，根本无暇或无力进行持续有力的反腐败斗争。而具有较长多党制历史的国家，如巴西、印度、墨西哥等国，也为金钱选举和政党分赃所困扰。各党派虽然相互揭短，但都无法不面对政治现实，都把腐败作为谋取竞选捐助的工具，利用权力捞取党派或个人好处。
③推行反腐败者的利益估算和政治妥协。许多政府首脑推行反腐败，更多的是从政治角度而非加强行政效能出发来考虑得失，把腐败作为打击对手的工具，而不注重对自己的廉政约束。八九十年代几乎所有的腐败总统都进行过反腐败运动。许多领导人并不能防止自己亲信、亲属的腐败行为，并且不能在他们腐败时做到不循私情，更不愿冒政治上的巨大风险。
④许多国家反腐败难见成效，最重要的还在于领导者自身的腐败。从而使反腐败变了质，并且往往产生了更大的腐败。由于政府上层并非是真心要反腐败。所以对实际效果之类并不重视，其打击措施也并不能真正起到威慑和教育作用。如塞内加尔的腐败极其严重，总统迪乌夫上台后，颁布了《反非法致富法》，但该法实行9年多只审理了两个人，并且因牵涉高官，5年多尚未结案。
⑤反腐斗争缺乏持久性和连续性。由于政治上的不稳定，使领导人更迭频繁，反腐败机关的地位、职责等也受之影响，特别是反腐败措施缺乏政策上的连续性和长远的系统设计，更缺乏对根本制度弊端的重大冲击和改造。结果这些反腐肃贪运动常常是有头无尾，腐败者增强了免疫力，执行者也逐渐丧失了成功的信心。
⑥可以预计的政府干预在相当长时期内的存在。由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属于“政府主导型”的赶超模式，即使是在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也还掌握着较之西方更大的对公共资源的支配权，特别是在公共政策领域。由于各国长期以来缺乏对公务员的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加上市场竞争的不充分不完善，势必会使腐败问题继续存在下去。
从长远来看，第三世界国家实行的程度不同的自由市场机制，将会逐步消除那些由不合理管制而产生的腐败的根源；同时，人民民主意识的不断提高、大众舆论的独立性和监督能力不断增强，也将对制约政府的腐败产生巨大的外在推动力。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19世纪以来治理猖獗一时的腐败的经验表明，公民政治参与的高涨和持续不断的压力是促成政府对自身进行持久全面改革的根本原因。
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腐败的代价是昂贵的，但从根本上根治它，或更确切地说是把它限制在一个可以忍受的范围内，必须经过一段较长的历史时期。
在结束本章的讨论之前，有必要对第三世界的行政改革做一简要评论。
如上所述，8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国家的行政改革基本上是围绕着恢复经济、重建财政、提高效率、发扬民主等问题展开的，这其中既反映了第三世界国家所面临的独特问题，又映射出整个世界政府改革的某种潮流或趋势。
但是，基于以下考虑，本文并不准备对这些改革做一总体性的评价：
①改革内容具有广泛复杂性。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同西方国家相比，有一个很显著的特征，那就是政府与社会的分界不明显，政府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干预和管制过多，在西方国家由市场承担的功能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却是政府必须履行的法定职责。这一特征决定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行政改革较之西方国家在领域上更为宽泛、在内容上更为复杂，并且这种广泛复杂性又随着国与国之间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这使得精确完整地界定行政改革在实践中不仅不易而且不可能。
②缺乏充分的评价标准。从技术上讲，目前还没有一套比较完备、受到公认的指标体系或衡量标准，能够对行政改革做出综合性的评判。此外，由于改革领域的不同，具体的评价标准也可能会大相迥异。即使是在某一个最细小的改革领域，评判标准还是充满争议的。这说明，微观的或专题的评价可能是适当的，而宏观的或全面的评价则较不可行。
③不具备扎实的个案研究基础。可以说，积累原始资料，从微观做起，是进行宏观或理论性研究的前提条件。没有对各国行政改革个案的充分了解是难以对第三世界这么多国家进行严肃、科学的评价的，更难以得出中肯精当的结论。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这方面，不仅第一手资料不可得，就连第二手、第三手的资料也是比较缺乏的。
④改革效果具有多因性。由于不可重复性，事实上我们很难甄别某一效果是否就是某一项改革的直接的政策后果。现实社会是纷繁复杂、交互作用的网络，改革的计划与改革的结果往往是不同的，一项改革可能会产生其预料不到的结果，而某一结果又不一定是单单由某一改革措施来决定的；改革的效果可能会立竿见影，也可能需经过较长的时间才会显现；同样的改革措施在一国一地是成功的，但在另一国另一地却可能导致失败……这使得我们很难把行政改革的效果与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国际因素乃至自然因素的作用结果明确区别开来。这种困难目前还是难以克服的。
⑤本章在构思选材方面的原因。由于本章在介绍8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的行政改革与发展时，是以重要国家的突出领域为中心的，这些改革领域还难以完全涵盖在第三世界国家政府中所发生的变化，而且这些重要国家的范围也是随着改革领域的变化而变化的。这使得总的评价似乎超过了本章所提供的相应的事实基础。而且，在每一分支领域本章都适时地做出了评价，这些有针对性的评价较之一个空泛的结论也许更为准确，更能对实践有所启迪。
然而，笔者准备根据1997年的资料，介绍一下第三世界各国政府在提高政府有效性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一方面，我们可以籍此与80年代的行政改革作一对照，从而对改革的效果有一粗率的估计；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对未来的改革方向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在“地区性议程”专栏中对广义上的各个地区的公共行政问题做出了评估，该专栏指出：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国家正经历着政府危机——能力危机。这些国家的当务之急是通过对公共机构的彻底审视，重申法律原则，并对滥用国家权力进行可信的制衡，重建政府的有效性。如果政府、私人部门和市民社会的联系是脆弱的、发展是不足的，那么要改善公共和集体服务的提供，就要求与私人部门和市民社会保持更密切的合作关系。
大多数东亚国家政府的能力被认为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政府在适应本地区面临的新挑战方面的能力在其持续的经济成功中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南亚的主要问题是法规过多，它既是公共部门机构臃肿的原因，也是其结果，而且是导致腐败产生的途径。简化法规，对公共企业进行改革，以及因此而导致的政府作用的精简，将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在政治上是困难的。
在拉丁美洲，权力和支出的下放，加上民主化，已使当地的政治面貌发生了极大的改观，一些人称之为’静悄悄的革命‘。一种新型的政府正在该地区出现，但是该地区还须将更大的注意力集中于法律制度、公务员制度和社会政策的改革上。
在中东和北非，到目前为止，失业是最大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并使得缩减政府规模变得尤其困难。由于改革的政治和社会困难相当大，虽然它并不是难以克服的。但是一种有希望的方法可能是开始将一些服务分散给其他方面，并集中进行改革国有企业的工作，同时为更广泛的改革打下基础。”
总之，对8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国家行政改革与发展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探索与争鸣之路依旧远而漫长。本文并不试图盖棺定论，而是希望能起到某种开阔视野、启发思维的作用，使更多的国内学人关注、思索并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