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精彩纷呈，在世界上独树一帜，蔚为大观。据古人文中记载，造酒为仪狄之功。仪狄为大禹之女，大禹为治理水患常常废寝忘食，致使仪狄为其父王所做之饭食因变馊不能食用常被倒在一个树洞之中。久而久之，那些发了酵的食物经过一阵臭味之后，却发出一股奇香。有一次，仪狄用勺品尝，初觉香气爽人，继而心神飘然。待大禹治水归来，仪狄拿给其父品尝，大禹定名为酒，于是乎人间始有酒说。
对于中国酒之源头的种种传说而言，上述酒说仅为远古酒祖考源之一。又说，酒诞生于周，中华的酒祖为杜康。杜康为东周时期的一个小粮秣官员，据野史话本披露，他所掌管的粮食难免被雨水浸泡，发酵后的粮食成了酒曲，浆液成了酒浆，因而有杜康是中华酒祖之说。此说与仪狄造酒之说如出一辙——都属于“无心插柳柳成荫”，意外之喜，并非有意酿造之结果。这样的例子在民间的一些老字号小吃中并不鲜见。
著名作家从维熙在读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一书后，留下这样的文字：酒自黄帝始，非仪狄矣。古方用酒，已有醇酒、春酒、白酒、清酒……云云。言外之意，酒自黄帝时起，已成正品；适饮壮身，狂饮殇体。如此说来，中国造酒之历史，就更为久远。我们看到一篇名为《酒源》的古文中，还有如下之说：“天的酒星，酒之作也，其(指酒)与天地并存矣!”此说一下子把酒祖神话了，让后世之酒徒，无法得知造酒的鼻祖为谁了。
孰是孰非为后世留下一个谜团。酒祖之说源流不一，不像木器行当，只奉行鲁班，茶叶行只祭祀陆羽一人那般，而是众说纷纭的一个话题。如《博物志》以及魏武帝的《短歌行》中，无论是文是诗，都把杜康视为头号酒祖。同样嗜酒的从维熙对儿时有关酒的记忆十分清晰——
每年春节来临时，城关的酒作坊必定祭祖，而那些弥漫着酒糟气息的酒作坊门面上，张贴的酒祖之像，是粉面朱唇的古代美人。当时，我不懂此人姓甚名谁，我的祖父告诉我，那是禹的闺女仪狄，她是中国最早的造酒女神，这是刻在我记忆中的酒祖肖像。
年纪逐渐大了，我在清代《朔州地方志》中看到为酒仙兴庙建碑之事时，书中记载中国南北方许多酒行，多把仪狄当成酒祖并为其立碑。
明代袁宏道在《觞政》一文中写道：“仪狄、杜康、刘白堕、焦革，皆因酿法而得名。”由此可见，刘白堕非李白那般的酒客，亦非葛洪那样的酒评家，而是造酒的行家。据传说中记载，刘白堕造出的“白堕春酿”，“醉人经月不醒”。至于焦革，既然被明代袁宏道列入“因酿法而得名”，想必也是酿酒的元老之一；但是他留下的传说不多，我们只能从《古今酒事》的篇章中，读到如下文字：“焦革善酿，焦革死后，王绩以焦革之酿法为经，参照仪狄、杜康酒谱，善造醇。”
由此推想，王绩酿出之酒，是集前人之大成，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美酒佳酿了。但他只能属于酒祖之徒的范畴——用今天的语言来定位，他顶多算是酒祖的接班人，而不能被纳入酒祖之列。
古蜀时酒已悄无声息地融汇到政治、礼仪生活中
两千五百年前，酒已经悄无声息地融汇到古蜀的政治、礼仪生活中。如果再顺着酒的味道追溯历史，我们会看到更加令人振奋的信息。
要较大规模地酿酒，需大量粮食。汉代刘安《淮南子》中有句格言：“清盎之美，始于耒耜。”意思是说，酿酒技艺，始于农耕。“耒耜”指原始农具。
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七·笨曲饼酒》中详细记述了蜀酒的生产工艺。他说：“蜀人作酴酒法，十二月朝，取流水五斗，渍小麦曲两斤，密泥封，至正月、二月冻释，发，漉去滓，但取汁三斗，谷米三斗，炊做饭，调强软。合和，复密封。数十日便热。合滓餐之，甘、辛、滑如甜酒味，不能醉人。多啖，温温小暖而面热也。”很明显，贾氏这里所云蜀人所作的酴酒，即今流传下来的醪糟酒。
晋代人江统在《酒诰》中也说了一番十分重要的话：“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或云仪狄，一曰杜康。有饭不尽，委之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虽然文出晋代，但我们今天仍然不难读懂其意。“有饭不尽，委之空桑”，据此看来，江统大概是最早书面总结“在有多余粮食的前提下，就自然会产生制酒术”的“专家学者”吧。按照江统的说法，早在四千五百年以前，成都地区的先民已有了较为成熟的酿酒技术，主要原因就在于，这里生产粮食，蜀地的先民们填饱肚子后，有剩余粮食酿酒以陶醉快活。
或许那历史太过遥远，连大诗人李白也只能浩叹：“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史书也只留下了了数语——蚕丛在蜀国“始称王”，前后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王朝。
古蜀人从岷江上游慢慢往平原迁移，翻过山，搬进比较暖和的成都平原。他们逃亡式的漫长迁移，终于以最后到达一片乐土而画上句号。这里土地更加肥沃，水源更加充足。气候也好得多。这是鱼凫时代，蜀人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去营造更加灿烂的文明。
成都平原是龙门山外的一片复合冲积扇平原。四川著名科普作家刘兴诗在这方面有着一定的研究，他认为，复合冲积扇是一条条河流出山生成的冲积扇互相连接形成的，所以面积才这样广阔，泥土才这样深厚，水网才这样复杂，好像一把把扇子，从各自的出山口散开，又互相连接交错。古蜀人可算是如鱼得水，找到归宿了。
这时候虽然气候干燥，但由于成都平原有冰川融水源源不断供给，相对还比较湿润。在周围干旱的环境中，形成“绿洲”似的特殊地理景观。三星堆遗址显示，这里有大象、蟒蛇、老虎和其他许多亚热带南部的珍稀动植物分布，也就不足为奇了。三星堆遗址那棵巨大的青铜树，具有明显的板状根，似乎也是亚热带特有的榕树标本。
鱼凫王国之后的杜宇，号望帝，是第一个有确切建都地址的蜀王，国都是郫县，离成都仅二十一公里。汉代辞赋家扬雄《蜀王本纪》中说：“杜宇自天而降，号曰天隳。”天隳山即今成都北郊天回山。这真实意思可能是说，古蜀的部落首领杜宇率蜀人，从岷江上游的群山中（即“天”），迁徙到成都平原，最初落脚点就在天回山一带的郫县。
常璩（约291~361)是东晋时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州)人。他写了本研究古代四川历史的名著《华阳国志》。《华阳国志·蜀志》中说：“杜宇教民务农。”说明早在杜宇时期，蜀国已从渔猎进入农耕时代。
史料还有一种说法，称杜宇进入成都平原之前，原在云南昭通“教民务农”。那是距今两千七百年左右的西周末期至春秋中期，杜宇率领他的子民，在“纵广五六十里的”千顷池畔开荒种田，修沟打塘，理渠垅墒，放牧养禽，使昭通坝子这块蛮荒之地变得更加美丽富足。之后，杜宇带着他的队伍沿朱提江南下，日夜兼程进入了川西平原，在那个更广阔的地盘上继续传播他所掌握的先进的农耕技术。
在那个以农耕为生的时代，杜宇凭着他对农耕技术的理解和把握，教蜀王鱼凫氏的蜀民种植稻、菽、桑、麻等农作物，使蜀地的农业生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对于这一史实，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扬雄所写的《蜀王本纪》中曾有过如下记载：“……有一男子，名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自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可见，在杜宇时代，农耕文明就已相当发达，影响深远。
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把上述这些看似冗长的文字交给那位叫杜宇的古蜀王，是因为在都江堰水利工程还未竣工之前，成都平原就已经“号为天府”。而带领百姓致富的领头人，便非杜宇莫属。如果说这个时候“酒已经悄无声息地融汇到古蜀的政治、礼仪生活中”，杜宇乃最大的功臣，是他奠定了成都农耕文明的基础。由是，这方土地才有了多余的粮食，温饱之后也才有了更高的精神奢侈品——酒。
“以酒为醴”的“礼乐”时代悄然降临
岁月蹉跎，沧海桑田。到了西汉移民屯田时，千顷池水域宏阔千里，水质清澈见底，周围水草丰茂。阡陌纵横，炊烟袅袅，鸡吠相闻，人们过着一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的悠闲生活。
如果说这是一幅美妙的图画的话，可以说最先描绘这幅图画的人，便是那位至今“杜鹃声声啼”的杜宇。
所以《山海经·海内经》中有了这样的记载：“西南黑水青山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素女所出也。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插琴（种）。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海内经》里描绘的，正是杜宇治下的那个时代的景象，其中所说的“都广”正是富庶的成都平原……
